第51章 不懂保存遗迹

  第51章 不懂保存遗迹
  中国人比如今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人民都要崇敬古代，但是在保存古代遗迹方面，却做得不如其他任何国家的人。前面已经专门讲过中国人对名声的热衷，和对基础的不注重，这里我们要讲的，是这两个特征之间的关联，以及它们与保守主义本性之间的关系。中国人非常想让自己的后代了解关于自己的事情，甚至是整个家族、整个国家的扬名的事情。其实就这一点来说，整个人类都有这样的本性。中国人用了很多方法来实现自己的这个目的，包括建纪念馆、建牌楼、刻石碑或者牌匾等。在明朝的时候，人们还会在直通墓地的道路两边雕刻石头人像或石刻动物。

  中国人对公用道路的破坏速度，跟他们建造建筑物的速度是差不多的，这一点我们已经说过。在中国，没有哪座庙宇能够保存几十年之久，几十年通常就是寺庙的最高寿命了。几十年以后，如果它没有坍塌的话，就会被另一座新建造的庙宇所替代。因此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并不存在古老的寺庙。其实寺庙和果树一样，是有一个确定的寿命的，要想延长其寿命，就要时常进行修剪，不如此的话，就要撒下种子，以便长出新的芽苗。寺庙中用木头制成的油漆牌匾，在刚做成的时候，的确装饰得非常好看，但是在变旧之后，就会很明显地变得色调阴暗。这种牌匾虽然在短时间内能够满足中国人对面子和名望的要求，但是它的寿命是很短的，可能在一段时间以后，就再也起不到这种作用。

  存在的时间比较长的，是那些为大文人、有声望的官员、贞洁烈女和寡妇们建造的牌楼，尤其是那些贞洁烈女和寡妇，她们通常享有很高的声誉，中国的朝廷经常敕封他们各种名誉称号。为这些人建造的牌楼，采用的都是非常方正的上等石料，而且牌楼的大小正合适，不太大也不太小。牌楼建好之后，石碑跟着就立起来了，这就是中国大地上建筑艺术的优秀代表作。如果巴黎、伦敦或纽约的某个有钱人想要给自己的家乡带一件礼物，并且能让人们对中国建筑有一个清晰的了解，那么最好的礼物，就是带一个中国的牌楼。如果能把牌楼放在公园中，那么它肯定会引起好几代人的极大兴趣。中国人在建造牌楼的时候会花费大量的钱财，石料便是很好的证明。如果找不到石料的话，就会用木头来建造，北京就是这样做的。但是木头造的牌楼通常过不了一代人的时间就会被毁掉，就像其他的中国建筑那样，先从底部开始腐烂，然后整个建筑会往任意的方向倾斜，上面的油漆也会陆续剥落，跟患上重症麻风病差不多。之后，位于顶部的结构复杂的木头装饰也会脱落。其实石头牌楼也存在这同样的情况，只是木头表现得更明显一些。从采用的材料和耗费的资金来看，原本可以持续使用几个世纪的，但是我们很难找到历经三十年还保持完好的例子。地基塌陷，石柱倾斜，横放的大块石条从钻眼开始扭曲，继而出现裂缝，每一处凸起看上去都是始于凹陷。就算一个观察者非常想要研究它的建造年代，或者对它奇怪的形状非常感兴趣，但是在他看到这样的建筑的时候，第一个念头也会是，趁着它还没有倒塌赶快离开。任何人在面对这个建筑的时候都会考虑这样的问题，它还能维持多长时间不倒？突然倒塌的时候会不会砸伤人？
  如牌楼这样的建筑虽然高大，但是其结构还算是简单的，说起来的话，石碑的构造则要更简单些。稍微大型的石碑，会修建在大型石龟的背上，用来表征寿命长久。从表面上看，他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利用石碑将自己的荣耀流传“百代”（“万代”就不太可能了）。不过应该看到，那种建造方式或者说损毁方式，对这些石碑、牌楼或者寺庙产生了很大的限制。不牢固的地基早晚都会陷落，而随着时间的流逝，石龟也会被损毁，或者被泥土掩埋到颈部。然后那些标记着荣誉的牌匾就会掉落在地上，或者分裂为碎片。所有的荣誉，都只能通过这些细碎的东西流传至后代。假如石碑还保持完好的话，可能会成为附近饭馆里的凳子、石阶，或者是被铺在道路上。但是无论是什么样的结果，由于碑文刻得太浅，已变得非常模糊，某个旅行者就算经历大半个中国，认真查验见到的值得考察的碑文，恐怕也找不到上面标着的年代属于元代（五百年前）的石碑（一些大城市里的“界碑”除外）。

  我们在开头就指出过，中国人比其他任何国家的人都崇尚古代，但是比任何国家留存的遗迹都少，反观曾在亚洲大陆另一边出现，但现在已经失落的古巴比伦、巴尔贝克等城市，其中留存的大量的遗迹，都与中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中国古代城市的废墟中，看不到挺拔的石柱，能找到的只有数不清的碎瓦片和砖块。要想确定这样的古城市的具体位置，寻找那曾是世界大都市的身影，唯一的途径就是到泥土里去搜寻线索。汗巴里克是一个古代都城，也是一个相当现代的城市，但是就算跟它附近的城市的位置相比照，旅行者也很难弄清它在殷、唐、宋时期的位置，在中国基本找不到保存得很好的古城市。不过从他们的历史记录和一些城门上对古城的记载来看，其实他们还是想要保留对古城市位置的记录的。在某段时期里，人们保持了这样的传统，不过仅限于在城门上贴一张写着“这里是古城”的红纸，但是古城的具体位置到底在哪里，还是没有人能弄清楚。

  中国人很注重对历史知识的保存，前面已经说过，这样的工作不能交给寺庙、牌楼、石碑来完成，而需要那些精致的地图来完成。这些地图标注了一些地方以前和现在的名字，这些地方存在于二三十年前，现在已经成为了历史的遗迹。以前确曾有人做过这样的工作，比如官府会制作生员地图，或者会制作王朝强大时的疆域版图或变迁图。

  一些学者满怀着恢复荣光的希望，认为黑暗终将过去，光明就在前方，于是开始对六七十张地图开始研究。中国人向来不够精确，这在其他地方也说过了，这一点可以从地图中明显地看出来。在地图上会标注一些地名，为的就是展示地名从古至今的演变，古代的名字用黑色的墨水，现在的名字用红色的墨水，但是因为地图的大小有限，所以到最后，地图上到处都是古代的名字。还有一个想不到的结果，就是地图上的红字很快被黑字覆盖了。而且地图上的注释通常是写在最方便写的地方，并且差不多占据了几百平方米版图的全部空间，而不去写在占有三分之一空白的边缘。在有些地图上还能发现，新甘府和北京这么重要地方竟然没了位置，就像那些相邻的国家一样。不过如果和其他一些不合理的地方相比，前面说的根本就不重要。比如把地图上一些地方的相对位置标错，有时候在绘制敌对国家的地图时，还会经常搞不清到底有多少个国家，与它们接壤的地方究竟是什么情况。我们假设一种情况来做说明，现在要确定燕国首都蓟的位置，也就是元大都或者现在北京的位置，离古代蓟大概十二英里的地方，是古代的潞县，也就是现在的北京通州。如果查阅三十五张对其地理位置进行描述的地图就能发现，其中会有十八张既没有标出蓟，也没有标出潞县；还有八张或者只标出蓟，没有标出潞县，或者只标出潞县，而没有标出蓟；只有剩下的九张把蓟和潞县都标出来了。以此我们就可以想到，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城市就像旋转的灯塔一样，时而显现，时而隐去，并且这种隐现没有规律可循。并且在某些地图上，燕被称为燕国，但是在有些时候则只被视为一座城市。在标注“战国七雄”的地图上，燕与长城相邻，向东偏移了一个经度。在几个世纪后的地图上，燕虽然还是紧靠长城，不过向西北移了很多，被称为“东燕”。

  要想全面了解燕国首都的信息，就必须从它的位置变动和名称变化上来看。潞县和蓟一样，也是踪影不定的。在它出现的十张地图里，差不多围绕现在的北京城转了一个圈，最开始是在东边，然后出现在南边和北边，就跟大熊座绕着北极星旋转一样，只是方向上有所不同罢了。要想弄清楚这个丝毫没有规律可言的轨迹，是需要花上一些时间的，在一张较早的地图上，潞县又向东偏移了七个经度，位于山东和盛京的中间。

  这里要再说一次，像中国人这么保守，却这么缺乏从古流传至今的纪念碑或者建筑物的情况非常特别，而且引人深思。说到这个问题，我们首先想到的便是长城、大运河、城墙和河堤。长城是人类历史上一大伟绩，这是毫无疑问的，不过也有人认为，长城不过是地面上的一座吸引人眼球的建筑物。长城被不断重修过，根本没办法确定具体的一段到底是在哪个年代建造的，而且其中的大部分只剩下了一堆碎石头。在中国无数的城墙上，不断重现着长城这样被破坏的情景。这样的城墙无法证明其古老，所有的城墙都在不断被重修，很多的城墙还从一个地方搬到了另一个地方，并且这种迁移寻不到任何规律。

  大运河是一项丰功伟绩，它显示了中国在隋朝时期的高度文明。

  它的挖掘时期正值隋朝，而那个时候欧洲还没有出现比较有价值的运河。不过从隋朝之后，大运河不断被破坏。大规模的太平天国运动导致了大运河的快速损毁，三十年前的黄河改道也在很大程度上损坏了大运河。人们经常见到用来描述大运河的句子，比如“能承载最大吨位的船只”“大部分的河堤上镶有花岗岩”等，不过如果人们看到天津大运河的北端时，就会对此失望了，那里根本就不能算是大运河，河道非常窄。再往前走三百英里的话，就到了山东临清州，在那里，人们口中的大运河只是一条宽一两竿（大约五码半）的水沟，里面的水只能承载一条运土的平底船。古代修建的河堤现在还保留着很多，并且非常长。在平时，人们根本不会关心河堤，因为那不是自家的事。

  一旦到了雨季，突然下起了大雨时，人们才会突然想起那些河堤，以及河堤下自己家里的庄稼，然后开始努力修理河堤。等雨季过了之后，人们又对河堤不闻不问了，这两种情况经常是循环发生。人们在这些工程的价值问题上，通常观点分歧比较大。不过有一点是人们都同意的，那就是伟大的长城、大运河、城墙、河堤被称为中国人世代为之努力的劳动目标。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