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寄生性

  第49章 寄生性

  “寄生”这个词在英语中是一个古老的词汇，原意是将自己的生存建立在获取他人利益的基础上。目前这个词已经衍生出了很多用法，并且已经融进欧洲各个国家的语言当中，它所表达的，已经成为一个无时间地域差别的社会现实。寄生问题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只要那里有着贫富的差距、身份的差距、权力的差距。在中国社会中，有很多的原因导致了寄生现象，这些原因是充满诱惑的。但是能够对这种恶劣行径进行遏制的力量，在西方社会中有，中国却几乎没有。我们已经从反复的观察中了解到，解析中国人特性的关键，就在于中国社会的裙带关系。而正是这种裙带关系，为中国社会上的寄生现象提供了最为稳固的基础。另一方面，我们也只能从这种裙带关系中，去了解寄生问题为什么能普遍存在于中国社会。

  大家应该还记得，中国社会中的家庭并不像我们印象中的家庭那样，我们印象中的家庭的组成包括丈夫、妻子和孩子，而中国的家庭，则是由同一个姓氏，从同一祖先传下来的一群人组成的。某一代人和自己祖先的传承关系，有可能会因为社会的动荡而中断，但是在一个家庭重新建立之后，新的繁衍、分流又会开始。我们来设想这样一个家庭，父亲有自己的兄弟姐妹，母亲也有自己的兄弟姐妹，然后他们还有五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在这八个孩子长大之后，父母就会早早地张罗他们的婚事，五个儿子分别领回了自己的新媳妇，然后家里会有专门供他们生育的地方。如果有外国人在这个时候来进行调查的话，他会想当然地认为自己要调查的是六个家庭，但实际上他是错的，他们可能仍然属于一个家庭。这个拥有很多成员、关系复杂的家庭，会像以前那样生活，所有的财产都会共享，就算每一对小夫妻都分到了一小块地，但是他们仍然是属于这个大家庭的，在别人的眼里也是这样。

  在这八个孩子婚姻的基础上，这个家庭和另外的八个家庭发生了紧密的联系，而那八个家庭又都有自己的关系网络，这就构成一张大网，整个大网上的每一个关系，都会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这个家庭的运作。假如这个家庭的某位重要的人物去世了，那么就会通过婚姻关系，影响到处在这张大网上的每一个家庭。如果某个家庭富有了，而恰好又和自己的家庭有关系，那么这种富有会带给整个亲戚圈以震动，这个亲戚圈或者是以血缘关系建立的，或者是以婚姻关系建立的。再重新回到前面的例子，过了几年，八个孩子就各自拥有几个活蹦乱跳的小孩子。如此一来，一大群孙子辈的成员就会进入这个不断扩大的循环中。在此之后，每一对父母就要各自为自己的孩子谋划怎样去谋生和养家。如果家里面非常富裕的话，那么这个问题就能很轻易地被解决，但是从我们所观察的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家庭来看，只有很少一部分能做到不依赖外来力量的帮助。假如真的有外来力量介入进来，却不是来自那张巨大的亲戚关系网，这有没有可能发生呢？不知道有没有人会有这样的善心。

  盎格鲁—撒克逊人有着独立的特性，一个年轻人会拒绝富有的亲戚帮助自己，这样他在经历自己的人生时，他的肩膀会变得强壮，他的大脑也会变得灵活。但是对于这种情况，中国人根本就不理解。从整个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看，这主要是由遗传导致的，不过环境因素在其中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跟中国比起来，英国还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不过我们应该看到，英国的年轻人要不断借助朋友等外在力量以求能够独立生存，按自己的方式生活，这种做法正在变得困难，并且这种困难的程度每隔十年都会增加一些。不过不用担心，虽然难度越来越大，但这种做法仍然能够持续下去，并且在未来的几个世纪里都将持续。而且英国的那些优秀的殖民地，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这种困难。就拿印度来说，英伦三岛带去的那些优秀的人，已经让印度持续繁荣了一个多世纪，其中的海陆军当中就有很多非常有理想的英国年轻人。

  那些独自谋生的方式，都不对中国年轻人开放，就算开放了，中国年轻人由于不具备盎格鲁—撒克逊年轻人那种独立的本性，因此也无法将其利用起来，就算他们有了这种本性，也无法做到盎格鲁—撒克逊年轻人那样。这就是中国社会，这就是中国人，这是无法改变的。

  英国的孩子在离开家之后，会去异国他乡，在世界各地留下自己的足迹，这和英国作家丹尼尔·笛福笔下的鲁滨逊·克鲁索差不多，把世间各种困难都经历一番。然后在二十年之后，带着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无数的西班牙金币，回到家乡。但是中国的孩子在离开家之后，通常有固定的地方可去，即跑去自己的亲戚、老乡或朋友那里，然后在那寄居，直到他们找到工作。所以，孩子在离开之后，父母及其他家人通常不会很焦虑，他们基本清楚，只要想一想附近哪里有他的叔伯、堂兄弟或者朋友等，就能知道去哪里找他。

  在我们向中国人传授那些西方发明的时候，就受到了这种广泛的寄生现象的阻挠。那些聪明的中国人非常清楚，运用那些外国的发明可以为自己带来非常大的好处，不过他们对此仍然心有疑虑，而他们之所以会这样是有理由的。那些来这里传播发明成果的外国人，完全是用殖民地的人的血汗钱把自己养肥的，但是对于那些发明成果，他们并没有做很彻底地介绍和传授。实际上要想实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就是把新的企业管理理念教给那些有才干的中国经营者。其实中国人非常务实，他们很可能并不缺乏管理能力，但是处在中国这种环境下，就算一个人的管理能力再强，也会被各种求情的亲戚围困，而他们自己又不愿努力去摆脱这种困扰。虽然裙带关系和寄生现象都非常不合理，但是在中国的官场里，这些现象都是相伴相生的，而且中国人把这当成很自然的事情。假如这种现象出现在轮船公司或者矿厂的管理部门，那么最终肯定会导致股东的不满意，而且这样也不利于推广外国人的思想。

  有一种想法自然而然便会产生，就是那些满洲官员在得到政府补贴的同时，肯定会受到最严密的监控，但是从诸多事实来看，在那么严酷的竞争下，满洲人面对的肯定不只是与那个被它征服的民族的简单的较量。1883年，《京报》刊登了一篇论述管理衙门的文章，这篇文章被排在了皇帝指责八旗兵管理“四大弊病”的前面，它很好地解释了我们所探讨的这个问题。这篇文章这样写道：“一定要杜绝汉人进入八旗兵了，为了防止汉人用欺瞒的方式进入八旗兵，每年的年底都会进行登记，用来阻止汉人对军粮的过度消耗。现在的八旗兵，有一半是汉人，他们完全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和满族人的情况，这样的状况完全由那些汉族小吏造成。他们掌握着登记的权力，让自己的儿子像被特殊照顾的寡妇的儿子那样进入八旗兵。他们还会贿赂官员，参加科举考试，就像自己是八旗兵一样。汉族官员中也有不少人的儿子进入了八旗兵。如果不进行严格清理的话，这样的弊病就会经常出现。”

  然而对于怎样清除已经登记的虚假名字，文章中并未提及，这一点也是需要人们思考的。

  中国的整个官场结构就是复杂的寄生现象的鲜明证据。政府给官员的俸禄非常微薄，而工作又因繁重而背负骂名，假如有一些额外的收入，不管有多少，都会遭受来自四面八方的压迫。用一个通用的词来称呼这种压迫，那就是“敲竹杠”。表面看的话，它是来自于上面阶层的，然后一路向下传递，就好像机器上轮毂和齿轮把震动传递到机器的各个部分，直到这种震动把机器的所有部分都带动起来，然后出现适量的摩擦。不管怎么样，这些摩擦都是机器运行不可缺少的。

  对于这一点，也可用中国一句有讽刺意味的俗语进行表明：“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虾米吃草泥。”当然，这样的情况不只在中国存在，英国作家斯威夫特曾在一百五十年前写过这样一首诗：

  跳蚤，自然主义者们这样说，
  它们身上有小跳蚤在折磨它们，
  还有小小跳蚤在将小跳蚤撕咬，
  如此往复，以至无穷。

  要是在生存的压力下，中国的官员都要成为寄生者，那就更别说那些依附他们、随着他们脚步前进的下属了。尽管这些下属对于国家事务的履行来说是非常必要的，但是人数如此众多的下属，不但没有俸禄可拿，还要自掏腰包为自己买这么一个位置。他们是如何去为这些资本和利滚利形成的利息去买单的呢？只要随便咨询一下那些涉身于官司之中的中国人，就能轻易得到答案。你会先了解到官司双方的具体情况，然后就会知道在打官司的过程中，双方被怎样“敲竹杠”。

  如果人们能在自己的一生中小心谨慎，也有可能躲开那些官司。但是那种寄生现象还是会施加于他们身上，就是以公共事务为借口进行强行索要，比如要求车马、船只修河的材料等各类资源。跟其他的制度一样，这种方式也已经形成了规则，并自然而然地得以施行。

  在中国的教育体系中，也有着同样的寄生现象。中国的师生关系比我们想象得要紧密，如果一个人曾经是另一个人的老师，那么在他活着的时候，他便有权力对自己的学生提出要求。要是一位老师变得一贫如洗，就会到处行走，从自己的学生那里“募得”一些钱财，大部分老师都是这样。如果这样的所得还是不够，那么这位老师就会变成一个穷酸的文人。就好像中世纪时候的一些僧人，他们一旦遇到学校，就会停下来，以便获得一些捐赠。如果一位老师同时教了两名学生，或是同时为两个人监考，那在他穷困的时候，这两个人就应该轮流对他施以照顾，以使这种照顾不致断绝。寄生现象在中国已经非常广泛，随处都会有一些精明的流浪汉，通过结识朋友的名义卷进某个事件中，借以探听自己的亲戚叫什么，住在哪里。然后在自己有难的时候，就可以去寻找他们，称自己是他们朋友的朋友，进而得到食物或者住宿。

  在中国，佛教和道教中的人就是一个庞大的寄生群体，他们在与人打交道时凭借的是人类天生的对信仰的崇拜，以此来让那些精明而又实干的中国人帮助自己得到相对轻松甚至富足的生活。但是有一点要说明，能够有这种幸运的只是少数人。在麦收、秋收时节，和尚们会获得一些捐赠，剩余的时间，和尚们就会到处去行走，要求经过的村庄中的每一户人家都捐赠一些粮食出来，如果有人敢于拒绝的话，那后果是非常严重的。假如这些行为所得的捐赠还是不够，那所有的和尚都会在某个特殊的日子里，或者在葬礼进行时，在庙中举行法事，从而得到大量酬劳。吃饭由庙里负责，而且还能得到额外的费用。如果把这些勤俭的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那些和尚的奢靡生活做一下对比，就会明白一位诗人的诗句：“山寺日高僧未起，算来名利不如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他们的懒惰并不配得到这样的名利。

  最后一个事例，是中国大地上规模庞大到令人吃惊的乞丐群体。

  这个群体的存在，已经表明中国处在病危状态了。怎样才能缓解中国社会的贫困，并彻底解决这个问题，在这里还不适合讨论，我们也不用为此而时刻焦虑。不过对于一位慈善家或者政治家来说，这个问题还是值得深思的。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