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章 多神论及无神论(1)

  第37章 多神论及无神论(1)
  中国的儒家学说是一种非常值得推崇的思想体系，是中国古代智慧的结晶，拥有很高的学术成就。虽然西方人觉得儒学经典中有很多空洞的内容。但若是深入思考的话就会发现，这些经典对人们的影响十分巨大，它可以改变很多人的思想。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华民族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它也是世界上历史记载最为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华民族从没有被入侵者赶离故土，他们也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同化，他们的文化也至今没有被毁灭。他们的一切都很古老。

  以上的这些情况该如何解答呢？为什么自盘古开天辟地以来，这个古老的族群一直居住在中国广袤的国土上没有迁移？民族衰亡几乎是每个国家都经历过的事情，但为什么中国却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这个古老的民族究竟有怎样的神秘力量在庇佑着？这些问题一直有很多科学家在研究，其中也不乏激烈的争论。但对于此类问题有过深入研究的学者们认为，其他民族和国家在依靠物质的力量征服领地的时候，中华民族却早已经懂得利用道德的力量。每一个学习历史的人，或是洞悉人类想法的旅行者们都十分佩服中华民族的道德力量，因为这种道德力量的约束力胜过任何武力。不止在古代，即使是现在，这种道德的约束力依然存在着。美国“汉学之父”卫三畏博士曾经说过：“儒教对中华民族有着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追求人性的善良和人格的理想这方面。他所提出的道德标准至今还影响着一代人，整个民族都以儒家的准则来衡量人的德行。”英国汉学家理雅各博士也说过：“我非常欣赏儒家学说关于责任心的说法，这其中包含了四个方面——文、行、忠、信。这其中有三个标准和摩西律法以及福音书是一致的，这样的标准可以导人向善，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

  中国的古代典籍，每一部都是导人向善的，没有哪些是让人变得堕落的内容。经常有人说，中国古代经典最伟大的特征就是这一点。

  古印度、古希腊和古罗马也有很多古籍，但内容上却不像中国这样一点引人堕落的地方都没有，这是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英国学者密迪乐先生说：“从古到今，只有中国才有如此神圣的典籍。它没有任何出格的描写，没有任何诱人犯罪的语言。中国典籍的每句话和注释都可以在任何一个西方家庭大声地诵读，而不必忌讳什么。在任何一个不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崇拜偶像都是一种堕落和罪恶的行为。而在中国的典籍中，却永远都看不到这些。”

  皇帝要管好自己的国家，对上天负责；比起统治者的精神，民心所向更加重要；统治者必须惟贤惟德，以德服人；关于人与人之间五种关系的理论；还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等等。这些儒家思想在中国人的心中深深地生了根，也引起了各国学者的关注。如今，关于中国人的性格，我们已经在前面的文章中有了很深的了解。而本章节将侧重地谈一谈儒家学说的优点，想要更深地了解中国人，就要正确地理解儒家学说的优点。这些优点深深地感染着中国人，让他们遵从道德的约束。中国的科举考试，需要学生引用古籍来写文章，这就将人们的思想都统一到了一起。让这些应试者认为，只有政府稳定了，他们才会成功，于是他们变得干劲十足，而这些正是中华民族发展的重要条件。

  相信每一个西方人都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疑问，就是中国人有没有信仰过“神”。有很多研究中国经典的学者们都认为中国人信仰过“神”。

  但有一些自称判断力独特的人却认为中国人没有信仰过。就算是中国人曾经信仰过某位“神”，但也随着时代的更迭渐渐地淡忘了。就像是钱币上的文字，经过了千年的时光，已经变得锈迹斑斑。虽然这些提问题的人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就目前的研究来说，这完全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课题。我们现在想要知道的不是什么历史和理论，而是实际，就是中国人和他们所谓的“神灵”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关系。

  通过一些资料我们发现，古代的英雄经过一些渲染和文学作品，渐渐地让人们从对他的尊敬转为纪念，而最后这种纪念变成了崇拜。

  中国人所谓的神，都是已经死去的人。若是从先祖崇拜这个角度来说，那就是中国古代的所有死人都是他们的神。皇帝批准百姓们为这些生前声名显赫的人修建庙宇，以供人们纪念。而最终这种纪念变成了供奉，这些死去的人就成了神一样的存在。总的来说，中国是个多神国家。

  很明显，人类都有崇拜自然的倾向。因为自然的力量是神奇的，是人类所不可抗拒的。对于那些未知的力量，人们无法解释，于是就将它们都拟成人形，然后供奉在庙宇里当作神来崇拜。所以在中国，雷神庙、风神庙等等之类以自然元素命名的庙宇随处可见。北极星也是中国的“神明”之一。在北京还有“日坛”“月坛”这种有关皇帝崇拜的祭坛。还有些地方，对太阳的崇拜已经融入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把二月的某天定为太阳的“生日”。到了那天，一大早村民们就会起床，然后向东走去迎接太阳，而傍晚时则会一路“护送”太阳西落，然后一年一次对太阳进行的“朝拜”就可以画上圆满的句号了。

  自然崇拜最常见的就是对各种树木的崇拜，拜祭树木在很多省份都是很平常的事。有时路过几百棵大小不一的树，你会发现这些树上都挂着小旗，这就表示这些树木是神的使者，你脚下的土地也许是某位神明的住所。有些时候，有一些树并没有这些标记，人们还是会对它们奉若神明。比如说，有一间茅草屋，前面长了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树。

  那这个屋子的主人一定不敢砍倒这棵树，因为他相信这棵树已经有了灵魂。

  中国人认为，只有皇帝才有祭天的资格。祭天大典非常独特，整个大典只有皇帝一个人站在坛上举行。对于没有资格祭天的百姓来说，“皇帝祭天”是一个非常让人感兴趣的新闻。中国的百姓，每家几乎都有一个小神龛在朝南的正墙上供奉着，有一些地方将这种神龛称之为“天地龛”。这些中国人的祭祀活动都在每月的初一和十五举行，他们会供奉上一些食物，以表达对大地恩德的感念之情。但他们的祭拜并没有祷告词，供品也是摆上去一会儿就拿下来，有的地方的人也会在神龛的面前吃掉那些食物。对于他们在祭祀什么，我们曾经问过一些中国人。他们有的回答祭的是“天”，也有人说是“老天爷”。

  “老天爷”这个称呼，让人们觉得中国人似乎非常钟意于人性化的神，所以“老天爷”是与“土地婆”相对而产生的神。一旦想到这两个神是相提并论的神，那么问题也就出现了。在中国的某些地方，人们将六月十九日定为“老天爷”的生日。这时，我们会想，既然“老天爷”有生日，那他的父亲是谁？或者说，“老天爷”是什么时辰出生的？

  这个问题就算问之前祭拜太阳的人们，他们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也许他们没想到，或是他们根本就懒得去想，总之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样的问题没有什么意义。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传统，而传统，他们不会去质疑。我们偶尔也会碰到一些人，他们对“老天爷”的经历多少也知道一点儿，他们知道“老天爷”会操控天气，影响他们的丰收。

  但即便是如此多的人祭祀“老天爷”，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关于这座神明的庙宇，甚至连形象都没有。而祭祀他们的物品则是和“天地”相同，都是早期留下来的，而他们的祖先对此并没有做出任何解释。

  在中国的古籍中，经常会出现“天”这个字。此处的“天”并不是指我们头上的天空，而是指人的一种意志和愿望，有时候也指一些其他的意思。每当我们读到“天，即道”这句话时，都会觉得它的意思十分含糊不清。不只是在古籍中，即使是在日常用语中，它的意思也非常模糊，让人理不清头绪。若是你问一个总是在祭天的人“天”是什么意思，一般会得到“天”就是头上的蓝天这个答案。这就说明了一件事情，即这种崇拜其实和自然崇拜是一个道理，只是群体崇拜和个体崇拜的区别而已。美国文学家爱默生对于这种信仰的说法是：“自然并不总悦人以节日盛装，昨日氤氲芬芳、晶亮悦目一如为林仙嬉乐而设的同一景致，今天就可能蒙上悲伤的面纱。”换句话说，这个祭天的人是一个“泛神论”者。这种信仰，是中国人崇拜“天”的最大缺点，因为他们虽然将“天”人格化，却没有任何明确实际的含义。

  中国的下层阶级大都是“多神论”者和“泛神论”者，这与上层阶级有着明显的区别，因为中国的上层阶级是宣扬“无神论”的。通过神学研究者的论证，通过一些表面呈现出的迹象，还有一些对“天理”的细致观察，我们得到了一些结论：这个世界上最彻底的无神论者和不可知论者就是中国的儒学家，他们全都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思想上已经升华到了一定的高度。宋代的唯物主义学者提出了“天理循环”这个观点，这对中国知识界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在这方面，最具有权威性的就是中国的一位古代典籍注释学家朱熹，他提出的观念非常正统，任何对此表示质疑的观点都会被列入异端邪说的范畴。他以唯物主义的视角去解释中国古代典籍，完全没有掺杂关于“神”的说法及看法，他的注释甚至比古籍中原有的教诲更有影响力。

  黄河的流向自西向东，它的发源地在山西和陕西的山谷之中，沿途绵延奔流几百里，最终流入大海。多年以来，黄河经过了多次改道，从扬子江口直到渤海口，横跨六七个纬度。但不管它流经何处，都会造成很大的灾害。而宋代注释家的唯物主义观点就像是奔腾不息的黄河一样，对中国的古代思想不断进行着有力的冲击。这些唯物主义观点泛滥了七百多年，将民族灵魂中的沃土全部变成了一片无神论的沙漠，再也没有了精神上的食粮。在这种唯物主义观点不断冲击的背景下，古老的道教变成了捉鬼除妖的妖术教派，虽然道教曾经在佛教中吸取借鉴了大量的知识和经验来弥补自身的不足。儒教逐渐变得无法满足人们精神上的需求，所以中国从印度引入了佛教。然后，各种宗教以信仰的方式相互吸取经验，人们的信仰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有很多喜欢行善积德的人，他们并不介意将钱赞助给各种慈善机构，他们认为，既能维持信仰的香火，又能达到行善的目的是非常好的事情。只要所谓的“神明”能够在某一方面给人们带来好处，人们就会非常乐意供奉，这就像是在雨天，行人突然看见前方有一家伞店一样。

  买伞的人不会去问店主这把伞产于哪里，也不会问人们第一次使用伞是在什么年代。所以崇拜“神明”的人也不会对他们的“神”追根究底地探究起源。

  经常会有一些讲座，说中国的佛教徒有多少，中国的道教徒又有多少等等。对此，我们觉得，这种事情就像是统计英国人有多少人喜欢吃菜豆，有多少人吸十便士一包的香烟一样。只要买得起，他就可以吸，就可以吃，没人去理会他。中国的“教义”也是如此。不管哪个中国人，只要他请得起和尚，又想要做一场法事，他就可以花钱请来。这样他就成了一名“虔诚的佛教信徒”。要是他想请一个道士，那他也会随之成为一个“道教信徒”。要是他把道士和和尚一起请到家，那他就理所当然的是两个教的教徒，这种事情并不冲突。在中国，儒教、道教、佛教，三教的思想和文化都在不断地互相汲取融合着，所以，“三教合一”这种情况在中国并不奇怪。

  若是想说明中国人和“三教”的确切关系，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语言组成关系来解释最为适合，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描述自己的语言结构时说：“撒克逊语、丹麦语、诺曼底语都是我们的语言，但是我们清楚自己的祖先是谁。选择自己的语言以及讲什么话是我们的权利，这一点并不会因为自己是撒克逊人而改变。在不同的场合，或是有不同想法的时候，我们会使用不同的词汇。我们的农民主要使用的语言是撒克逊语，而有学问的人则很多都使用混杂着诺曼底词汇的拉丁语。撒克逊语是我们的语言基础，其他的语言是作为补充而存在的。”儒教是中国信仰的基础，所有人都信仰儒教，就像所有的英国人都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虽然儒教也受到了佛教和道教的一些语言、教规之类的影响，但“三教”的融合并没有什么矛盾的地方，就像盎格鲁—撒克逊人会使用不同民族的语言一样。

  两种不同的信仰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互排斥、无法同化的。但显然，想让中国人明白这一点非常困难。中国人不明白什么是逻辑矛盾，当然，他们也没兴趣了解。中国人可以将两种不同的东西融合到一起而不去理会他们的关系如何，本质是否相同等等问题。就像液体能够通过“内渗”和“外渗”来相互融合一样，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融合多种信仰的基础条件。他们从不讲究“学术上的兼容并蓄”，他们也不明白，就算是解释给他们听，他们也还是不会明白。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