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章《世界通史第九卷》（3）
2022-12-17 作者： 李 楠
附录（3）
中東“ 六· 五”戰争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以突然袭击向埃及、约旦、叙利亚大举进攻，称为“六’ 五战争”，又称“第三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在这次战争中取得胜利，阿拉伯国家遭受重大损失。这一结局进一步激化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矛盾。
1967年6月5日晨，以色列空军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发起突然袭击。埃及时间8时14分，第一批以色列飞机袭击开罗、苏伊士运河区和红海沿岸的机场。以机轮番轰炸了11个埃及机场，在1个多小时内炸毁机场6个，摧毁飞机197架，炸坏雷达站16个。
第二批以机164架于埃及时间上午10时43分出击，轰炸埃及的14个空军基地，击毁埃机107架。埃及总共拥有军用飞机430架，仅5日上午就损失320架。
5日午前，叙利亚空军轰炸以色列海法炼油厂周围地区、麦吉多空军基地和太巴列湖附近的以军阵地。以机随即轰炸大马士革附近的机场，炸毁埃机53架。中午，约旦空军轰炸以色列纳塔尼亚空军基地，炸毁以机1架。以色列则出动飞机轰炸安曼、马弗拉克机场及阿杰隆雷达站，炸毁约机28架。同日，伊拉克空军袭击了以色列拉马戴维亚空军基地。以机于6日轰炸伊拉克哈巴尼亚空军基地，炸毁伊机6架。同日，以机还击落黎巴嫩飞机1架。
以色列地面部队于6月5日埃及时间8时15分开始进攻埃及的西奈半岛。埃军在西奈半岛的总兵力为5个步兵师和两个装甲师，约12万人，分别据守在巴勒斯坦的加沙地带和西奈半岛的阿里什、阿布奥格拉、沙姆沙伊赫等战略要地。以军分3路入侵，每路一个师的兵力，每师约1．5万人。
北路以军由塔勒少将率领，于6月5日攻克汗尤尼斯和腊法，6日又攻占加沙城和阿里什。以军在上述战斗中受到埃军顽强抵抗，遭受重大损失。北路以军在夺取阿里什后，分兵两路，一路往西进击马扎拉和苏伊士运河东岸，另一路往南与约菲部队会合，从背部进攻库塞马。
中路以军纵队由约菲少将率领于5日越过边境后，经过数十小时的强行军抵达米特拉山麓，于7日晚向山口发动猛攻。埃以双方有1000辆坦克投入战斗，经过一昼夜激战，以军攻克山口，并迅速在山口西部封堵埃军通向运河的退路。埃军在比尔古夫贾法至米特拉山口一线多次发动进攻，企图打开退路，都未成功。约菲部队占领米特拉和吉迪两个山口后，往西向运河进攻。
南路以军纵队由沙隆少将率领，于5日上午在奥贾和尼扎纳附近越过埃以边境，向乌姆卡特夫进军。6日，沙隆部队进攻阿布奥格拉，经过20个小时战斗后，占领阿布奥格拉，打开西进运河的大门。然后，沙隆的一部分部队折向东南往库塞马方向前进；其中的装甲旅向利卜尼山南部的纳赫勒前进，并于8日下午占领该地。
6月7日晨，已有少量以军抵达运河东岸。同日，以军占领埃军弃守的沙姆沙伊赫。8日，另一支以军攻克孔蒂拉至纳赫勒一线。当天，3路以军均已抵达运河东岸。西奈全部陷落。纳赛尔在当晚接受停火。
“六· 五”战争爆发后，埃及于6日宣布关闭苏伊士运河，并与美国断交。叙利亚、伊拉克和苏丹仿效埃及与美、英断交。接着，阿尔及利亚、也门和毛里塔尼亚也相继与美国断交。
6月5日上午11时20分，约以部队在耶路撒冷东、西区分界线上开始交战。下午，以色列装甲部队在空军掩护下，进攻耶路撒冷东区和北部的杰宁，6日，杰宁失陷。7日，以军占领面积约4800多平方公里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同时突破耶路撒冷东区的斯蒂芬斯门，在空军支援下，经过激战夺取东区。当晚8时，约以双方指挥官接受联合国建议，实行停火。
6月8日，大批以军从约旦开往叙利亚。9日，以军在通往叙利亚的库奈特腊———大马士革公路以北，分兵3路进攻戈兰高地。以军突破从赫尔蒙山至太巴列湖北部边缘一带的叙军防线，接着向纵深推进，先后攻占马萨达，布特米亚和库奈特拉等地，进而占领整个戈兰高地。10日晚，叙以双方接受联合国安理会的停火建议。11日，双方代表在库奈特拉签署停火协议。
“六· 五”战争给埃及、约旦和叙利亚造成巨大损失。
埃及在西奈战役中有80％的武器装备遭到破坏，阵亡官兵约1．15万人，被俘官兵约5500人，负伤和被打散的官兵约3万多人。约军阵亡和失踪约6100人，伤700多人，被俘400余人。叙军阵亡约2500人，伤约5000人，被俘约600人。以军在战争中死759人，伤约2300余人，损失飞机40架、坦克80辆。
以色列在战争中占领了包括约旦河西岸、耶路撒冷东区、加沙的巴勒斯坦全境、埃及西奈半岛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总共攫取了面积达6．5万多平方公里的阿拉伯土地。
此外，战争给阿拉伯人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的损失，近100万包括巴勒斯坦人在内的阿拉伯人沦为难民。
以色列发动进攻前，埃以实力大致相同，而埃约叙3国实力的总和则优于以色列。由于埃及轻敌麻痹，埃约叙3国在军事上未能协调一致，使他们遭受战争的失利。就客观原因而论，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是造成埃约叙3国在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因素。
从“六· 五”战争爆发以来，阿拉伯各国人民的反美情绪不断高涨，苏联趁阿拉伯国家处境艰难以及美国在这一地区影响的下降，与美国展开争夺。
“六· 五”战争爆发5小时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首次使用连接莫斯科———华盛顿之间的“热线”，同美国进行联系。他向美国总统约翰逊表示，将促成中东停火，不希望在中东发生同美国的冲突。约翰逊得知苏联不会干涉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回电表示：“愿意施加一切影响结束这场冲突。”他还提出阿以双方“无条件停火”的“建议”。6日，柯西金表示，苏联完全同意美国建议。于是，美苏两国代表立即向联合国提出一项阿以双方“立即实现停火”决议草案，并在当晚的安理会会议上获得通过。7日，苏联再次要求召开安理会，提出让阿拉伯国家停止抵抗的“限期停火”决议草案，得到美国的支持而被通过。
以色列于8日晨表示接受停火，条件是阿拉伯国家也必须接受停火。
然而，以色列以假停火之名行战斗之实，于6月9日向叙利亚发动大规模进攻。苏联担心叙利亚战败，从而损害它在中东的利益。10日，柯西金通过热线电告约翰逊：中东局势正处于“十分危急时刻”，如果以色列不立即停止军事行动，苏联将采取“必要的包括军事上的措施”。同日，苏联宣布与以色列断交。针对柯西金的表态，约翰逊立即指示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令第六舰队改变航向，加速开往叙利亚，将通常巡逻时离各国海岸100涅的限制缩小到50涅。约翰逊采取这一行动被认为是美国决定在中东与苏联进行对抗的信号。
在这种情况下，6月16日，柯西金率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参加讨论中东局势的联合国大会紧急会议，前往美国。23日上午，柯西金和约翰逊在葛拉斯堡罗会晤，就“政治解决”中东问题举行两次秘密谈判。7月10日，在美苏两国参与下，安理会通过关于派遣联合国观察员进驻苏伊士运河区等地监督停火的决议。此后，美苏两国几经磋商。安理会通过英国的提案，即联合国关于中东问题的“242号决议”。这个决议包含了维护阿拉伯国家利益的积极方面，它规定：以色列武装部队从这次冲突中占领的土地上撤退；结束一切挑战言论或交战状态，尊重和承认该地区每个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以及在安全和公认的边界范围内和平生活的权利，免遭武力威胁和武力行动；公正解决难民问题等。但是，这个决议没有谴责以色列的侵略，没有要求以色列从它所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立即无条件撤退全部侵略军，反而要求保证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和蒂朗海峡的“自由通航”。决议否认巴勒斯坦人民收复失地、重返家园的民族权利，把巴勒斯坦问题归结为“难民问题”。它遭到一些阿拉伯国家和巴解组织的反对。
242号决议通过后，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指派瑞典驻苏大使贡纳尔· 雅林为特使，“与有关国家建立和保持接触，以便促使意见一致和帮助根据决议条款解决问题”。雅林从12月13日至28日对黎巴嫩、以色列、约旦和埃及进行穿梭访问。叙利亚谴责联合国242号决议，拒绝接待雅林。埃及为雅林执行使命提供一切方便，但拒绝向以色列让步。以色列拒绝履行242号决议认为它只是提供进行磋商的一些条件，阻挠雅林的使命。此后，由于以色列在美国的袒护和支持下拒不撤出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雅林的使命终于失败。
阿拉伯国家在“六· 五”战争中的失利，使他们认识到加强军事力量和团结对敌的重要性。1967年8月29日至9月1日，阿拉伯国家首脑响应约旦国王侯赛因的呼吁，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会议，讨论共同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政策。与会各国本着团结对敌的精神，达成协议：不承认以色列、不与以色列磋商、不停战，“不了结巴勒斯坦问题”。
会议还决定，在阿拉伯国家恢复石油出口后，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利比亚将赠款补偿埃及和约旦因战争受到的经济损失。喀士穆会议加强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团结。
“六· 五”战争结束后，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继续侵犯阿拉伯国家。从1967年10月至1970年夏天，在苏伊士运河两岸、约旦河两岸和叙利亚的戈兰高地，不断挑起武装冲突。1968年11月和1969年4月，它两次派遣直升飞机袭击尼罗河上的桥梁上与埃及的发电厂。1969年夏，以色列空军多次袭击埃及炮兵阵地。9月，以色列从美国得到了鬼怪式轰炸机后，袭击埃及导弹基地和其他军事目标。
它的炮兵不断袭击苏伊士运河西岸的埃及居民区。1970年1月，以军攻占红海边沙德万岛上的埃及雷达站。1969—1970年，有时一天约用1000吨炸弹轰炸埃及，耗资约100万英镑。以色列想以武力压服埃及等阿拉伯国家，永久霸占被占领土。埃及面对以色列不断的武装挑衅，采取打消耗战，试图打破以色列在“六· 五”战争中侵占大量阿拉伯领土的既成事实。
“六· 五”战争后，巴勒斯坦游击队加强了反对以色列侵略的战争。1968年3月，阿拉法特领导下的“暴风突击队”在约旦的卡马拉战役中，击溃1．5万名以军的进攻。
同年6月，阿拉法特担任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主席。次年2月，他被推选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后又兼任巴勒斯坦革命武装力量总指挥。从1969年至1971年5月，巴勒斯坦各游击队出击近万次，活动范围直至以色列首都特拉维夫，成为对抗以色列侵略的一支重要力量。
埃及为了重建军队，在消耗战中打击以色列侵略者，要求苏联提供武器装备。1967年6月下旬，波德戈尔内访问埃及，纳赛尔要求苏联赠送武器，派遣顾问和技术人员。
苏联既为帮助埃及摆脱战败的困境，也为了控制埃及，使自己在中东站稳脚跟，表示同意埃及的要求。为此，波德戈尔内提出应由苏联海军陆战队驻守亚历山大港，在这里设指挥部，并悬挂苏联国旗。纳赛尔因此停止同苏联的会谈，指出：“这意味着我们要给你们一个基地。”1970年1月22日，纳赛尔秘密访苏，要求苏联提供萨姆地对空导弹和派遣发射员等。苏联担心向埃及提供尖端武器将引起与美国直接冲突的危险，起初执意不允。纳赛尔当场表示：“你们不准备象美国援助以色列那样援助我们，这意味着我只有一条路可走：回到埃及去把真相告诉埃及人民。我将告诉他们说，现在是我下台让位给一位亲美的总统的时候了。如果我不能拯救他们，别人就得去拯救他们。这就是我要讲的最后的话。”经过多次争论，苏联同意纳赛尔的要求。1970年3月，苏联给埃及提供萨姆导弹，派出导弹技术人员，控制了埃及的防空网。到1970年底，苏联在埃及的军事人员达到1．6—1．9万人。
在美国看来，苏联对埃及的援助与渗透，会对西方构成严重威胁。1970年4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委派负责中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约瑟夫· 西斯科访问中东，同阿以双方讨论恢复停火的解决办法。接着。美国国务卿威廉· 罗杰斯于6月25日宣布“政治解决”中东问题的新方案，即所谓“罗杰斯计划”。他主张埃及和以色列恢复至少为期3个月的停火；停火期间，双方各派代表团同雅林会谈，讨论执行联合国242号决议的方法。
在这同时，纳赛尔为从苏联获得进攻性武器，于1970年6月下旬抱病访问苏联，苏联拒绝提供这方面的武器，还拒绝支援埃军越过苏伊士运河进行反攻。苏联的这种态度，迫使纳赛尔当着勃列日涅夫的面下决心接受罗杰斯计划。
当勃列日涅夫问纳赛尔“怎么接受一项美国的解决办法”
时，纳赛尔回答说：“我只能这样做，因为你们不动，我不能使我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失”。7月23日，纳赛尔正式宣布接受罗杰斯计划。
1970年8月7日，埃及、以色列双方宣布停火90天，以利联合国特使进行调停。11月停火到期，调停又毫无结果。美苏两国在联合国建议延长停火3个月，到1971年2月调停仍无结果。埃及为了打破“政治解决”的僵局，宣布再延长30天停火期，提出要以色列部分撤军，重新开放苏伊士运河的建议。但是，由于两个超级大国都需要在中东保持一个既紧张而又不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局面，致使埃及的建议终未达成协议。中东仍然处于不战不和的僵局。
这种局面实质上是鼓励以色列向阿拉伯各国继续进行侵略，从而导致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的爆发中東十月戰争
1973年10月6日，爆发了第四次中东战争。埃及和叙利亚在其他阿拉伯国家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支援下，突破苏美两国的控制，取得了反击以色列侵略的重大胜利。阿拉伯产油国在战争过程中发动的石油斗争震撼了整个西方世界。十月战争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美国对其中东政策作出一定的调整，为后来中东和谈局面的形成创造了条件。
1973年10月6日下午2时，埃及出动200多架飞机，集中2000多门火炮向以军在西奈的防御阵地———巴列夫防线发起攻击。巴列夫防线全长170公里，其主阵地以运河为屏障，依托沙堤构成，共筑有19座要塞和30个据点。各据点之间的坦克和火炮掩体的火力互相交叉，控制着苏伊土运河和重要通道。这条被以色列吹嘘为“坚不可摧”的防线，在埃军炮火轰击下，顿时变成一片大海。埃军先头部队8000人在防空导弹和飞机掩护下，分乘1000余艘橡皮艇和两栖车辆从运河北部的坎塔腊、中部的伊斯梅利亚、南部的大苦湖等地强行渡河。以军面对突如其来的攻势，弃阵溃逃。埃军先头部队登上运河东岸沙滩后，用爆破筒在敌军阵地的铁丝网和地雷区中开辟通道，架设软梯，登上河堤，分割包围以军主要据点，接连粉碎以军前沿坦克的反攻，并掩护工兵部队在沙堤上打开缺口和在运河上架桥。
埃及工兵部队不到10个小时就打开了60个可容坦克通过的缺口，架设了10座浮桥和50个门桥渡场，保证了坦克、装甲车、火炮和地对空导弹等重型军事装备不断通过运河。
在战争开始后的24小时内，8万多名埃及士兵分成12批突破巴列夫防线，向西奈纵深推进达3．4公里。
埃军初战告捷，8日收复运河东岸重镇坎塔拉和夏特。
9日击退以军装甲部队3次大规模反扑，全歼以色列第190旅，活捉旅长亚古里上校。此后，埃军攻占富阿德港以南地区、伊斯梅利亚以东地区和陶菲克港一带。13日，盘踞在运河东岸最后一个据点的以军缴械投降。埃军在运河东岸的兵力增至5个师，约10万人，坦克600多辆，控制了东岸10—15公里的地区。埃军的数10支伞兵部队和特种部队乘直升飞机在苏伊士湾东岸的一些地区降落，破坏敌人的交通联系和后勤供应。
在埃军发起进攻的同时，叙利亚以3个师的兵力，约500辆坦克，在空军掩护下向戈兰高地的以色列部队发起进攻。以军凭借工事和有利地形阻止叙军推进，调遣预备队增援前沿据点。叙军集中优势兵力于10月8日突破以军防线，夺取赫尔蒙山顶峰，包围戈兰高地重镇库奈特腊。9日，北路叙军攻占马萨达，中路推进到叙以边境的贝纳特雅古布桥和阿里克桥以东数公里处，并对以军前线指挥部驻地纳法赫发起攻击。南路叙军推进到菲格，越过1967年“六· 五”战争停火线35公里。
战争开始后，巴勒斯坦突击队约2．6万人在戈兰高地、加沙地带和以色列北部地区展开游击战，有力地配合了埃叙军队的战斗。
以色列从最初的打击中逐渐恢复过来，力图先稳住叙以战场，以改变两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解除对其本土的威胁。从9日起，以军集中15个旅的兵力，近1000辆坦克，继续向叙军反击。以色列空军向叙军坦克部队和防空导弹阵地展开攻击，空袭大马士革和其他后方城市。叙利亚为保卫首都，从前线撤回部分防空导弹。11日，以军突破叙军阵地向大马士革进犯，12日，越过1967年停火线约30公里，占领纳赛吉，逼近卡塔纳和萨萨。13日，伊拉克、摩洛哥、约旦和沙特阿拉伯等国的装甲部队和炮兵部队先后到达，与叙军一起制止了以军推进。
以色列在战争初期遭到猛烈打击，损失惨重。仅头3天就有49架飞机和500辆坦克被击毁。战争开始一星期后，武器弹药和后勤物质严重匮缺，以色列便不断呼吁美国给予紧急援助。尼克松政府为帮助以色列挽回败局，在抵销苏联给阿拉伯国家军援的借口下，10月13日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立即向以色列空运军火的决定。美国从当天下午起，抽调大批 C5A 型军用运输机和属于库存装备的鬼怪式飞机，把包括 F—4战斗机、“空中之鹰”飞机、各种自动导向炸弹在内的大批军事装备运往以色列，有些飞机还是从现役空军中调拨或从工厂的生产线上直接装运的。
以军依靠美国的军火补给，在叙以战线稳住阵脚，即向埃以战线转移兵力。从10月14日起，集结约10万军队，1000辆坦克，组成北、中、南3个战群，连续3天对埃军阵地实施反突击。14日，埃以两军在运河东岸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坦克战。双方共投入1600多辆坦克。15日，以色列依靠美国间谋卫星和高空侦察所得情报，发现埃及第2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防线的接合部间隙大，防御薄弱，便决定从该地段偷渡到运河西岸。当晚，以色列西奈前线指挥官沙龙率领一支由数百人组成的突击队，驾驶“六· 五”战争中缴获的13辆苏制 F—54型和 T—55型坦克，乔装成埃及士兵，从大苦湖以北的德维斯瓦附近渡河。16日凌晨到达运河西岸，在伊斯梅利亚和大苦湖之间加设3座浮桥，保障了两个装甲旅渡河。突入西岸的以色列部队摧毁埃军不少防空导弹基地和炮兵阵地，为以色列空军的活动创造了条件。此后，以军除2个师在东岸作战外，另2个师陆续渡河，向南推进，占领法伊德以及附近的埃及空军基地，控制了吉素法丘陵地带。埃及对以军偷渡运河的重大军事行动开始时并未警惕，认为只是小股部队的骚扰，到18时发现大批以色列军渡河后，才打算封锁以军突破口，但在运河西岸的兵力不足，虽从东岸调回第四装甲师，终未能扭转战局。23日，沿苏伊士运河向南迂回前进的以军抵达苏伊土湾，占领阿达比亚港，对埃及第三集团军和苏伊士城构成合围之势。
十月戰争后的外交和石油斗争
十月战争打响不久，苏美两国就策划停火，10月6日晚，苏联驻埃及大使维诺格拉多夫要求紧急会见萨达特。
他谎称叙利亚已正式向苏联表示希望停火，企图以此劝诱埃及停火，遭到萨达特严辞拒绝。美国在同一天傍晚要求召开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企图让英国出面提出“立即就地停火”的决议草案，遭到阿拉伯国家的抵制。此后几天，埃叙军队在战场上占据优势，美国生怕以色列战败，曾两次通过外交途径要求埃及停火，均遭萨达特拒绝。苏联暂时打消停火的念头，改而采取支援阿拉伯国家的姿态，从10月10日起，向埃及和叙利亚实施紧急空运计划。
战争进入第二个星期后，以色列进行大规模反扑。苏联既怕埃及和叙利亚战败会招致阿拉伯世界对它的不满；又怕战争升级导致苏美直接对抗，又开始呼吁双方停火。
10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秘密到达开罗，与萨达特就停火问题举行了5次会谈。10月19日，勃列日涅夫给尼克松发去急电，要求他派基辛格立即前往莫斯科举行“适当的谈判”。在此后的谈判中，基辛格提出包括阿以双方就地停火、全面履行安理会242号决议和有关方面立即进行谈判的美国方案。苏联除要求对某些措辞作些改动外，全盘接受美国的停火方案。10月21日晚到22日凌晨，安理会应苏美两国紧急要求召开会议，通过关于阿以立即就地停火的决议，即第338号决议。10月22日晚，埃及宣布接受第338号决议。叙利亚在同苏联接触后，于24日宣布接受第338号决议。以色列表面上被迫接受停火决议，却利用埃军在接到停火命令后不再战斗的时机，于当晚占领苏伊士———开罗公路的一些路口，并在第二天切断埃及第三集团军两个师约2万人与外界的联系，控制了向他们运送补给的路线。
由于以色列违反停火决议，安理会应埃及要求于23日再次开会。会议通过第339号决议，重申第338号决议的有效性，要求联合国秘书长立即派遣观察员去中东监督停火。
但是，以色列无视安理会决议。25日出动大批坦克多次猛攻苏伊士城。埃及军民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保卫了苏伊士城。
埃及迫于以色列破坏停火。第三集团军随时可能遭到以军进攻，在24日的安理会上，要求苏美两国“各自立即从驻在中东附近的部队中抽派队伍去监督停火的实施”。苏联认为这是它重返埃及的良机，表示支持，美国认为，这一步骤会使苏联在中东地区的作用“合法化”，断然加以拒绝。24日晚，勃列日涅夫向尼克松发出一封措辞强硬的信件，声言美国如拒绝联合出兵，苏联将考虑“单方面采取适当步骤”。苏联的7个空降师处于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开赴埃及。苏联驻地中海的军舰激增至85艘。美国对此作出强烈反应，国家安全委员会于24日深夜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对策。11时41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穆勒命令美国所有军事部门进入三级戒备。25日凌晨，美国在全球的武装部队220余万人，包括核打击力量，战略空军司令部，全部处于三级戒备状态。
而对美国所采取的强硬态度，苏联很快降低了调门。
勃列日涅夫于10月25日给尼克松的信中已不再提单方面出兵，仅表示拟派遣一些非军事人员去中东观察停火执行情况。同日，埃及鉴于美国反对派遣苏美联合部队，它要求安理会提供一支国际部队。27日，联合国秘书长根据安理会通过的有关决议，首先抽调驻塞浦路斯的部分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去中东，由芬兰的恩肖· 西拉斯沃少将担任临时司令。11月2日，由印度尼西亚、巴拿马、尼泊尔、秘鲁、奥地利、芬兰、爱尔兰和瑞典派出部队正式组成联合国紧急部队，加拿大和波兰参加后勤工作。
10月25日以后，被围的埃及第三集团军2万多人弹尽粮绝，情况危急。美国为了拉拢埃及，对以色列施加压力，要其在允许埃及向第三集团军供应非军事性物质方面作出让步。基辛格于11月6日到8日访问开罗，向萨达特提出6点停火协议。萨达特接受了这一协议。以色列经美国劝说，于11月9日宣布原则上接受6点协议。11月11日，埃及武装部队助理参谋长贾马斯和以色列作战部长里亚夫在开罗一苏伊士公路101公里处签署6点停火协议：双方同意认真遵守联合国安理会要求的停火；从11月15日起分批交换战俘；以色列在开罗一苏伊士公路上的检查站由联合国军接管，以色列允许向埃及第三集团军和苏伊土城运送非军事物资。
十月战争的过程中，阿拉伯产油国采取减产、禁运和提价等措施，以石油斗争配合军事斗争，沉重打击以色列及其支持者。10月16日，海湾6国的石油部长会议决定把原油标价提高70％。北非阿拉伯产油国同时宣布把原油标价提高100％以上。10月17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作出决议，规定10个成员国以各自9月份的油产量为基础，每月递减5％，直到以色列从“六· 五”战争中占领的土地撤走为止。同一天，沙特阿拉伯照会美国政府，要其停止对以色列的援助，否则将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美国国会以同意给予以色列22亿美元军援的法案作为回答。这个行动激起阿拉伯产油国的极大愤慨。它们从18日起纷纷宣布对美国实施石油禁运。由于荷兰和葡萄牙执行偏袒以色列的政策，产油国宣布也对它们实施石油禁运。
阿拉伯国家发动的石油斗争猛烈地冲击了西方经济。
美国石油进口量每天减少200万桶，促使70年代以来日趋严重的能源危机进一步激化。一些大石油公司趁机抬价以牟取暴利，加剧了石油短缺的恐慌。尼克松政府被迫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如减少班机航次，限制车速，假日关闭全国加油站等，引起美国人民的不满。西欧各国和日本由于对中东石油的依赖比美国更为严重。阿拉伯产油国采取减产、提价等措施后，它们纷纷制定严格的节油办法，有的还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人们上街抢购石油，工业股票价格猛跌，经济生活处于混乱不安的状态。
美国为了摆脱石油斗争带来的困境，先是企图诱使沙特阿拉伯撤销禁运，遭到拒绝后，又接连进行威胁和恫吓，暗示将使用武力占领阿拉伯油田。产油国就此发出严正警告，如果美国胆敢使用武力破坏石油斗争，它们将不惜炸毁油田。
阿拉伯国家在石油斗争过程中曾多次表示，它们的目的是要唤起全世界对中东问题的注意，促使中东问题早日获得公正的解决。而不是要给其他国家制造经济困难。对于同情和支持阿拉伯事业的国家，将优先保证它们的石油需要。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还成立了专门委员会来确定友好国家、中立国家和敌对国家的名单。绝大多数西欧国家和日本为确保石油供应，对中东问题采取新的立场。法国、西德、英国、西班牙和意大利等中止了同以色列的军火贸易，拒绝美国利用它们的设施向以色列运送补给品，禁止替以色列装运军火的美机在其领土上加油或检修。11月6日，欧洲共同体9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正式要求以色列归还“六· 五”战争中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和恢复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利，并敦促阿以双方的军队撤退到10月22日停火线。11月22日，日本政府也就中东形势发表声明，敦促以色列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放弃“六· 五”战争中侵占的阿拉伯领土。西欧国家和日本还对美国施加压力，迫其采取较为明智的中东政策。针对这一情况，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于11月18日和12月底先后把除荷兰、葡萄牙以外的西欧国家和日本列为友好国家，对它们的石油供应量恢复到1973年9月时的水平。
阿拉伯产油国既坚决又灵活的斗争策略使美国处于极为孤立的境地，促使它对中东政策实行某些调整。1974年初，由于美国在阿以脱离接触谈判中开始起“调解人”的作用，一些阿拉伯国家在内部提出解除对美国石油禁运的建议。1974年3月17日—18日召开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会议，通过埃及关于解除对美国石油禁运的提议。
人民大會黨的“ 積極行動”
统一大会党成立后不久，以恩克鲁玛为首的激进派和以丹凯为代表的温和派产生了意见分歧。英国殖民当局在阿克拉事件后逮捕了丹凯和恩克鲁玛等6名统一大会党的领导人。丹凯等人认为“ 这次被捕和苦难”是恩克鲁玛的“过错”造成的。他们怀疑恩克鲁玛是共产党人。恩克鲁玛等6人获释后，统一大会党便分裂成两派。丹凯等人对恩克鲁玛创办加纳学院和 《阿克拉晚报》 等活动表示不满。恩克鲁玛建立“青年组织委员会”，吸收思想激进的青年参加，主张“ 立即实行自治”，更引起丹凯一派人的反对。
1948年9月3日，恩克鲁玛被解除了总书记的职务。1949年6月，以他为首的一派退出统一大会党，成立人民大会党。恩克鲁玛担任党的主席兼总书记。该党提出6点纲领：以一切合乎宪法的手段为黄金海岸各地酋长与人民“立即实现完全的自治”而进行无情的斗争；废除一切形式的压迫和建立一个民主政府；使加纳各部分保持完全的统一；争取改善就业条件；使人民有权作为自由的人民生活和管理他们自己；协助并促进一个统一的自治的西非的实现。
人民大会党主张用“积极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纲领。
用恩克鲁玛的话来说，积极行动“就是采取我们能够用来打击在中国的帝国主义力量的一切合乎法律和宪法的手段。
我们的武器就是：合法的政治鼓动、新闻报纸和教育运动，而作为最后手段的是，依据绝对非暴力的原则在宪法范围之内运用罢工、抵制和不合作，就像甘地曾在印度所运用那样”。
英国殖民当局曾于1946年3月颁布以当时总督阿兰·伯恩斯命名的伯恩斯宪法，允许非洲人参加黄金海岸的行政会议，并让非洲人在立法会议中占多数，英总督保留最后决定权。该宪法遭到黄金海岸统一大会党及广大加纳人民的反对。为了缓和矛盾，英国殖民当局被迫实行宪法改革，于1949年10月公布 《库赛宪法草案》，规定非洲人在黄金海岸的立法会议和行政会议中占多数，国防、外交、财政和司法大权仍由英国人控制，英国总督握有最后否决权。
同年11月20日，恩克鲁玛主持召开加纳人民代表大会。有50多个组织的代表出席大会。会议决议指出，“库赛宪法草案”是“全国所不能接受的”，要求“立即给予黄金海岸人民以自治”。12月15日，人民大会党致函英国总督指出，如果英国政府继续蔑视人民的合法愿望，那么它将发动积极行动运动。殖民当局不听劝告，逮捕了该党党报的几名编辑，并判恩克鲁玛4个月徒刑或300镑罚款。于是恩克鲁玛召开群众大会，宣布采取积极行动，举行总罢工。
1950年1月8日午夜，加纳爆发大规模积极反殖运动。
工人罢工，学生罢课，政府职员停止工作，商店关门，火车停车。总罢工和抵制英国货的运动由首都席卷全国，使国家经济生活陷于瘫痪。加纳各地人民还举行群众大会和示威游行，反对英国的殖民统治。面对蓬勃发展的群众抗议运动，殖民当局出动警察堵截游行队伍，欧打示威群众，并逮捕人民大会党的领导人和参加积极行动运动的积极分子，恩克鲁玛再次被逮捕入狱。
人民大会党由于领导积极行动遭到殖民当局的镇压，它在群众中的威信却因此提高了。短短的几个月里，该党党员增加了几千人。统一大会党因站在殖民当局一边反对积极行动，在群众中的威信进一步下降。原来支持它的群众，特别是青年党员，纷纷转到人民大会党一边。
1950年12月，英国殖民当局宣布，以“库赛宪法草案”为基础的新宪法将于1951年1月开始生效，决定在1951年2月按新宪法举行立法议会选举。恩克鲁玛和人民大会党其他领导人认为，应该利用大选的机会，通过竞选获得立法议会的多数席位并担任政府职务。这样可防止“帮凶和反动派”利用这个阵地。恩克鲁玛在狱中保持同狱外党组织的联系，要他们在选举中用尽一切力量来竞争每一个席位。人民大会党积极开展群众工作，赢得了加纳人民的广泛支持。结果在大选中，人民大会党获得58585张选票，占投票人数90％以上；在立法议会由直接选举产生的38个席位中得到34个席位。恩克鲁玛在狱中被选为议员。
英国殖民当局不得不释放恩克鲁玛，任命他为政府事务领导人。加纳成立了责任政府，实行内部自治，实际权力仍掌握在英国总督手中。
人民大会党参加立法议会是为了从议会内外进行斗争，“争取现在实行自治”。恩克鲁玛认为，第二阶段是“策略行动”的阶段，“策略行动就是斗智的行动”。他主张继续争取加纳人民的支持，进一步推动英国殖民当局对宪法进行修改。1952年3月5日，英国政府同意修改黄金海岸宪法，取消政府事务领导人，设置总理。总理由立法议会根据总督的推荐选举产生，其职位仅次于总督而高于内阁部长。行政会议改为总理领导下的内阁。3月21日，恩克鲁玛被任命为总理，组成新的内阁。
恩克鲁玛于1953年4月至6月期间会见了全国许多团体和组织，考查了对宪法改革的意见。同样7月10日，他在立法议会提出要求加纳独立的提案，获得议会一致通过。
在加纳人民坚决要求独立的情况下，英国殖民当局于1954年5月再次修改宪法。新宪法规定：立法议会的104个议员全部通过直接选举产生，内阁成员由议会从议员中任命，内阁集体向国民议会负责。这就意味着立法议会全部由非洲人议员组成和建立非洲人政府。1954年6月，加纳遵照新宪法的规定举行了大选。人民大会党在选举中又一次获胜，得到55．4％的选票，在104个议席中获得72个席位。
恩克鲁玛组成了全部由人民大会党党员担任内阁部长的自治政府。国防、外交这两种权力，仍由总督直接掌握而不受内阁的控制。
西撒争端
西撒哈拉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战争，自1975年开始至今，已进行了18年。由于有关各方对西撒争端的解决存在着严重分歧，加之超级大国的插手，造成了这一地区局势的极端复杂化，致使战事至今尚未停息。交战各方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均蒙受了重大损失。
西撒哈拉位于非洲的西北角，西濒大西洋，北毗摩洛哥、阿尔及利亚，东部和南部与毛里塔尼亚接壤。面积26．6万平方公里，人口7．3万人，海岸线长约900余公里，地下蕴藏着丰富的矿物资源。
西撒人民的反殖斗争与西班牙的撤离15世纪中叶，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侵入撒哈拉。19世纪末叶，被西班牙所替代。1886年，西班牙根据与当地部落首领签定的一系列“保护”协定，将该地区正式划为它的一个“行省”，成为沿续至今的“西属撒哈拉”。
西撒人民不堪忍受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和掠夺，长期以来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1956年摩洛哥独立后，提出了对西撒拥有主权的要求，并袭击了西班牙殖民军的驻地和哨所。与此同时，大批摩洛哥人和毛里塔尼亚人也陆续进入西撒，与当地人民一起反抗西班牙殖民主义者。1973年5月，西撒哈拉的萨基亚阿姆拉和里奥德奥罗人民解放阵线（简称西撒人阵或波利萨利奥）宣布成立，决定通过武装斗争争取独立。5月20日，在人阵总书记瓦利· 穆斯塔法·塞义德领导下，仅有十几支枪的“人阵”武装袭击了西班牙殖民军设防点的汉格拉，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
早在60年代末，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3国就共同反对西班牙殖民统治达成了一致协议，并采取统一行动向西施加压力。1970年9月14日，3国签署了 《共同声明》，希望“在联合国各项决议的基础上，加快西撒哈拉的非殖民化进程”，同时宣布成立一个常务协调委员会。
联合国大会和非殖民化委员会也通过决议，要求西班牙给予西撒人民以自决权。1973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又通过3162号决议，要求西班牙同摩洛哥、毛里塔尼亚和其他有关国家在联合国主持下，就西撒举行公民投票问题进行讨论。1975年11月14日，摩、毛、西3国签定了 《马德里协议》，决定西于1976年2月26日前从西撒撤离，结束其殖民统治。但同时，摩毛两国又提出了领土要求。摩洛哥声称，其同西撒有宗教、司法、文化和人口统计方面的联系，以及移民关系；而毛里塔尼亚则强调，其与西撒有天然的历史联系和移民关系。1975年10月，国际法院的裁决是：“在西班牙进入之前，西撒与摩洛哥之间存在某种法律上的联系。”但是又裁决：“在西班牙进入之前，西撒同生活在那里的摩尔人 （现毛里塔尼亚人）存在某种部族性质的联系。”因此，法院认为，没有找到其性质足以影响联合国大会关于西撒非殖民化决议的论据。也就是说，国际法院是赞成自决原则的。就在国际法院作出仲裁的同一天，摩洛哥便组织了35万人向撒进军，以“恢复摩洛哥的西撒领土”，这次行动被称之为“绿色进军”。这支“绿色大军”一进入西撒境内，就与“人阵”发生了正面冲突。
在西撒人民的斗争和国际非殖民化舆论的压力下，西班牙按照 《马德里协议》 的规定，于1976年1月12日开始撤离西撒，结束了长达1个世纪的殖民统治。而摩、毛两国则旋即签署了分治西撒的协议，规定西撒北部约17万平方公里划人摩版图；南部约9万平方公里为毛辖属。这一举动，实际上成为引发西撤战争的火种。
西撒哈拉战争的爆发
1975年11月16日，即 《马德里协议》 签定后的第2天，集结在边境地区的摩、毛两国军队就大举开进西撒。
1976年2月中，在最后一批西班牙殖民军撤离的同时，两国军队便随之占领了大部分战略要地和据点。面对新的形势，西撒人阵遂重举义旗，并于当年2月27日宣布成立“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公布了临时宪法和第一届政府机构与人员名单，宣称，将继续坚持武装斗争，开展游击战争，击退入侵者；努力争取国际社会的承认和援助，愿意和一切主持正义的国家和民族共同维护该地区的和平。
西撒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斗争，取得了一些国家的同情和支持。1975年11月1日，阿尔及利亚代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发言：“如果大量摩洛哥人进入撒哈拉领土，将对西北非地区和平带严重后果。”在 《马德里协议》 签定之后，阿又明确指出：“摩洛哥和毛里塔尼亚瓜分西撒哈拉，是新殖民主义行为，阿尔及利亚将不会袖手旁观，而会积极支持 ‘西撒人阵’ 的 ‘独立解放运动’。”为此，在“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成立之日，就首先获得了阿尔及利亚的承认。随之，阿即向“人阵”提供了武器、装备，并把阿境内的廷杜夫地区作为“人阵”游击队的根据地和西撒难民营。并表示愿为西撒提供“实现其人民的民族愿望所需要的政治、道义和物质支持”。为阻止摩军对西撒人民的驱赶、搜剿，1976年1月27日，阿军还与摩军在西撤的安加拉绿洲兵戎相见，达成目的后主动进行了撤离。面利比亚则允诺：向“人阵”提供2亿美元购买武器装备，并与阿尔及利亚联合支持西撒独立运动。至此，西撒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又翻开了新的一面。世所公称的“西撒战争”正式展开。
西撒哈拉18年戰争
西撒人阵的大规模袭扰与毛里塔尼亚放弃领土要求战争之初“人阵”只有400—500人，仅配备轻武器和越野吉普车，主要采取夜袭与“打了就跑”的游击战术。
1978年，利比亚加强了对“人阵”的援助，“人阵”武装力量开始装备装甲车辆、重炮、火箭炮、导弹和较为完备的通信工具；部队总额也逐步增加到近万人。
战争爆发后，“人阵”首先把矛头指向毛里塔尼亚。并分别于1976年6月8日和1977年7月3日袭击了毛国首都努瓦克肖特。1977年5月1日和7月16日，又袭击了毛境内的祖埃拉特铁矿，破坏了该矿至努瓦迪布海港的铁路线，重创了毛国的经济命脉。致使其国内通货膨胀，外汇收入几近枯竭，经济濒于崩溃；毛国内反战呼声日高，人民强烈要求放弃对西撒的殖民侵略；而毛军内部也士兵厌战、军心涣散。军事上的屡遭失败和经济上的受创，使毛统治者地位摇欲坠。1978年7月10日，毛里塔尼亚发生军事政变，推翻了掌权18年之久的达达赫政府，“人阵”为求得和平解决问题，曾一度停止了对毛的军事行动。但由于毛新政府在西撒问题上仍然举棋未定，1979年7月“人阵”
又恢复了对毛的袭击，逼其议和。8月，毛新政府迫于“西撒阵”的军事压力和内外交困的窘境，终于宣布：放弃对西撒的领土要求，退出战争。而摩洛哥则乘毛退走之际，迅速占领了西撒的南部地区，并发布该地区为摩的一个“省”。至此，战争转而在摩洛哥与西撒人阵之间进行。
西撒人阵的强大攻势与摩洛哥的被动防御毛里塔尼亚退出战争后，西撒人阵便挥戈北上，集中力量打击摩洛哥。先后在比尔恩扎兰、勒布伊拉特等地发动了数次较大规模的进攻，使驻撒摩军遭到重大损失。1979年8月11日，“人阵”出动3000人的兵力、500辆 （门）各种车辆和火炮，对摩军设防点比尔恩扎兰实施了突击。
这次战役成为“人阵”在作战行动上由小型、分散的游击战，向大规模运动战发展重要转折点。10月5日，“人阵”
又组织了5000余人兵力，对西撒北部斯马拉城的摩军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毙伤摩军千余人。1981年10月13日，在一次大规模交战中，“人阵”动用了苏制主战坦克、导弹和重炮，不仅给敌以歼灭性打击，而且还击落了摩军3架战斗机。“人阵”武装力量的作战能力，又上升到了新的水平。
在攻击侵撒摩军的同时，“人阵”还对摩本土内的军事要地频频实施破袭。早在1979年初，就袭击了摩境内的坦坦城。尔后又于6月12日、27日和1980年9月25日3次突袭该城。1980年8月4日，曾一度攻占摩沙漠重镇塔塔，切断了摩洛哥至西撒的交通运输线。
在西撒武装力量灵活有力的打击下，摩洛哥军队防不胜防，处处被动挨打，于是开始寻求新的对策。一方面，在国际舆论界大力指责前苏联、毛里塔尼亚和阿尔及利亚、利比亚插手撒摩争端，声称支持西撒人阵就是与摩洛哥直接为敌；另一方面则请求美国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同时大力扩军，并于1980年8月开始修筑横亘西撒全境的防御性沙墙，意在步步为营，封锁西撒与外部联系的通道，困死“人阵”。
摩洛哥调整对策与西撒战局的逆转为扭转战略上被动挨打的局面，摩洛哥采取了新的军事对策。先是将驻西撒分散据点上的摩军撤离收拢，集中于数个战略要地；继之以新编组的现代化机动部队进行反复扫荡，确保其交通运输线线的畅通；再次，又于1987年4月，动用2万兵力在西撒南部修筑了第6道沙墙。这道沙墙自摩在西撒东南部修筑的第5道沙墙始，至甘加拉止，全长550公里，与毛里塔尼亚的祖埃拉特至努瓦迪布的铁路平行、贴近。全线由沙石堆、哨所、铁丝网、雷区、雷达和预警器构成。对达赫拉至努瓦迪布大西洋沿岸6．5万平方公里的地区完成了控制。这样，连同1880年以来的构筑的前5道沙墙，总长度达到2400公里，沙墙后面的“安全地区”达到20余万平方公里。摩军的这三项战略措施，极大地束缚了“人阵”部队的机动，造成了其歼敌的困难。战局急转直下，摩军开始掌握了战场上的主动权。
西撒“人阵”改变策略与战争陷入僵持面对新的形势，“人阵”迅速对过去以军事打击为主的斗争方针进行了调整，转而采取军事斗争配合外交斗争，争取更广泛的国际于预与支持，以改变被动局面的策略。
在军事行动上，“人阵”变全面多路出击为适度重点攻击。
1987年2月25日凌晨，“人阵”部队在西撒东北部，对埃尔法尔西亚方向的摩军发起猛烈进攻。在以强大炮火急袭了第5道沙墙的摩军据点后，随即出动了千余兵力和110辆装甲车辆，在随伴的萨姆6防空导弹掩护下，突入沙墙11公里。摩军以美制 F—5和法制幻影飞机，辅之以大口径火炮还击。5小时后，“人阵”部队撤离战场。声称：击毙摩军213人，俘虏83人，缴获155加榴炮和导弹等大批武器装备。3月2日至5日，“人阵”部队又在马赫贝斯地区出击，宣布毙伤摩军数十人，摧毁军车5辆和一些军事设施。
而摩军则称，打死对方108人，缴获军车47辆。8月下旬，“人阵”又在西撒南部的奥塞尔德地区向第6道沙墙发起进攻，打开了25公里宽的缺口，进入纵深12公里，打死摩军近200人，击落战斗机1架。
这几次作战行动，是选择在西撒国成立前夕，非统主席、刚果总统萨苏为解决西撒问题访摩不久，美驻联合国代表沃尔特斯即将访摩之际实施的。为保证达到预期的外交效果，“人阵”进行了周密的策划和准备。把主要战场选择在其后方基地廷杜夫正面的地段，利用夜暗隐蔽进入撒境，以精兵这突袭快进，尔后在萨姆防空导弹掩护下迅速撤离，造成了摩军在局部上的极大被动，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充分显示了“人阵”的力量和存在，重新引起了国际社会对西撒问题的极大关注。二是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敦促摩洛哥停火，重新考虑按联大和非统104号决议进行公民投票谈判的目的。
但是，撒摩双方的力量毕竟过于悬殊。虽然摩军很难彻底消灭“人阵”部队，而“人阵”也缺乏足够的能力动摇摩的军事根基。据不完全统计，仅在撒摩之战的头5年（1978年9月—1983年9月），摩军即亡1．81万人，被俘1346人，损失飞机18架，舰艇12艘、军车1167辆。而“人阵”方面则损失兵力5500—6000人，军车约140辆。
双方都已打得精疲力竭，因此战争进入了旷日持久的僵持状态。
非洲统一组织各国对西撒争端的调解西撒战争给北非地区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紧张局势，引起了非洲各国的不安。“非统”自1976年以来，就为结束争端、消弭战争作出了最大努力。多次通过敦促双方停火、举行公民投票决议，并成立特别机构，寻求各种和平解决的方案。但由于冲突各方存在着原则性的分歧，又都想在战场上决定分晓，故各种调解措施均未能奏效。1981年6日，“非统”第18庙首脑会议决定，成立由坦桑尼亚、苏丹、马里在、尼日利亚、几内亚、塞拉利昂和肯尼亚组成的专门实施委员会，负责制定有关停火和组织公民投票的方案。8月24日，该委员会又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对摩洛哥哈桑2世国王、阿尔及利亚沙德利总统、毛里城塔亚元首海德拉、“人阵”总书记阿齐兹进行了咨询。提出几项具体建议：一是呼吁冲突各方，在委员会主持下通过谈判实现停火；二是进行全民投票，以在西撒独立或合并于摩洛哥之间作出选择；三是敦请各方同意，派一支联合国或非统组织的维持和平部队在西撒负责临时、公正的管理工作。
但决议并未要求摩军在投票前撤出西撒。因此，“人阵”表示愿意就西撒问题与摩进行直接谈判，以便找出一个合理解决的办法。但要求摩撤走军队和行政机构，为实现公正投票创造条件。而摩洛哥则表示，愿意结束冲突，准备协助委员会组织公民投票。但不承认“人阵”，也不与之接触和谈判，而要与阿尔及利亚和毛里塔尼亚变判磋商。1982年2月8日，委员会决定：授权非统执行主席、肯尼亚总统莫伊负责同有关出面协商，确定了在西撒实施全面停火的具体时间，并就停火期间禁止军队调动、设立临时机构、举行公民投票的形式和维和部队的任务等问题作了详细规定。随后，发表了一项关于停火和停止敌对行为的12点计划，要求有关方面配合执行这一计划。摩表示欢迎这个计划，而“人阵”则指出：没有“人阵”和摩洛哥之间的直接谈判，签署和平协议就没有前提，也不具备签约的客观条件。这样，“非统”组织的努力，以没有实质性的结果而告终。
和平解决西撒问题的重大进展
1983年6月6日，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第19届非统组织会议上，西撒问题的和平解决，开始取得了阶段性的突破。其主要标志是：与会国终于在客观上承认了西撒“人阵”的存在。并作出了由撒摩双方直接接触，以便为实现停火和人民自决、举行和平公正的公民投票创造条件的决议。虽然这项决议因摩洛哥的坚决反对而归于流产，但这毕竟使西撒问题的解决迈出了积极的一步。整个事态发展经过如下：第19届非统首脑会议原定于1982年7月在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举行。以东道国利比亚为首的许多国家坚持接纳“西撒国”为非统正式成员。而持否定意见的一方则坚决反对，并指出，在此之前尼日利亚曾提出过一个妥协方案，（即“西撒国”代表只参加部长理事会，而不出席首脑会议，但在会议上保留其国名和旗帜。）尚不能被接受，何况正式宣布其为成员国。由于这一重大分歧，致使8月8日到会的成员国只有32个，不足法定的2／3，而造成会议流产。只好举行非正式会议，决定由坦桑尼亚、利比亚、赞比亚、莫桑比克、刚果和马里组成“接触委员会”，负责和拒绝与会的成员国联系，以保证会议于11月23日召开。
经过“接触委员会”的努力，成员国达成了准时与会的一致意见。会前，坦桑尼亚总统尼雷尔说服了“西撒国”
领导人阿齐兹，使其表示“自愿暂不参加首脑会议”，但由于乍得代表权问题又出现分歧，致使与会国仍达不到法定多数，会议第2次流产。到会成员国决定，将“接触委员会”成员扩大为12个国家，在“非统”主席、肯尼亚总统莫伊主持下，继续为召开第19届非统首脑会议作出努力。
经过积极工作，“非统”组织决定会议于6月6日改在亚的斯亚贝巴举行。“西撒国”代表主动表示：“为拯救非统组织的统一”，“自愿和暂时不参加首脑会议”，终于打破了僵局。6月8日，会议开幕后，除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因坚持“西撒国”代表与会而未能如愿，退出会议外，其余49国代表通过了“西撤”和摩洛哥进行直接谈判的决议。
并责成1981年6月成立的“西撒问题”专门委员会招集撒摩双方，尽快进行直接谈判，还确立了实现停火和在年底举行公民投票的具体事宜。9月21日，专门委员会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应由撒摩双方代表与会的小型最高会议，但由于摩洛哥拒绝“同 ‘人阵’ 坐在同一谈判桌上”，而使会议未能达到预期结果。
“人阵”一贯认为，它是西撒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坚持按照非统决议与摩洛哥进行直接对话和谈判，解决停火、公民投票与实行自决。由于西撒国已取得了50多个国家的承认，因而“自决”的涵义就是“独立和主权”。1983年7月8日，摩国王在其诞辰日讲话中强调，即使举行公民投票，也没有任何力量摩洛哥能把“撒哈拉”交给“西撤”
雇佣军。第2天，“人阵”发表声明，指责摩拒绝执行第19届非统会议决议，拒绝走和平道路。10日，双方在西撒的斯巴拉北部和南部的“沙墙”地区，爆发了激烈的军事冲突，沉寂了一年的西撒战场，又响起了战争的隆隆炮声。
联合国安理会的干预和介入
为使西撒争端得到和平解决，联合国开始大力介入。
1990年3月下旬，德奎利亚尔造访摩洛哥、“人阵”总部和阿尔及利亚。就和平解决西撒问题进行了3方会谈，“取得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进展”，并提出了一项“在联合国监督下解决西撤争端的和平计划”。建议在西撒实行停火，并在协议生效后6个月举行公民投票，以最终决定西撤前途。整个和平进程，联合国维和部队和文职官员监督。1990年6月27日，安理会通过决议批准该和平计划。7月上旬，德奎利亚尔在日内瓦就如何落实和平计划问题，分别同“人阵”
摩洛哥代表进行了磋商，取得了“ 令人乐观”的效果。
1991年4月29日，安理会通过实施解决西撒问题计划的690号决议。规定：在联合国维和部队和文职官员监督下，西撒冲突双方尽快交换战俘和被捕的西撒平民。随后，举行公民投票，让西撒人民自由选择独立还是与摩洛哥合并。
全部过程分2个阶段进行，第1阶段为16个星期，包括审查选民身份；组成选举团；最终实现停火。第2阶段为20星期，包括遣返西撒难民；将驻撒摩军削减到与“人阵”
武装力量相等的数额 （6．5万人）；组织公民投票，宣布投标结果；最后撤出维和部队。对这项决议，摩、撒、阿3方均表示欢迎，先后宣布将尊重联合国监督和投票结果。
在联合国推动下，1992年5月下旬，摩哈桑2世访问了阿尔及利亚，与沙德利总统进行了3天会谈，就双方解决西撒问题的分歧达成协议。7月，“人阵”和摩洛哥签署停火协定，同意从9月6日起实行正式停火，在联合国监督下于1992年11月，底举行决定西撒归属问题的公民投票。
1991年9月6日6时，停火协议开始生效。“人阵”总书记阿齐兹发表声明称：“人阵”完全无条件地遵守停火。摩洛哥外交大臣菲拉利也发表讲话说：“摩洛哥决心遵守停火。”
阿尔及利亚对停火表示欢迎，认为“停火是西撤历史新阶段的开始”。与此同时，联合国维和部队分批进入西撒。这支部队总员额为1700人，包括550名军事观察员，700人组成的1个步兵营，4架飞机和8架直升机以及110名机组人员组成的空中支援小组，45人组成的通信小分队，50人组成的医疗队，200人组成的后勤营和40名宪兵等。这些人员来自世界上36个国家。
联合国维和部队的进驻，使西撒和解最终见到了一线曙光。但是关键的环节———公民投票却一再受挫，无法进行，战争的阴影仍然笼罩在西撤人民头上。主要原因是：双方在投票人资格问题上争执不下据“西撒西”驻阿尔及利亚大使哈基姆1991年10月5日在招待会上称：西撒地区的摩洛人和原西撒本土居民之比9：1。即摩洛哥人约60．5万，其中驻军20万，警察和治安人员3万，1975年向西撒移兵20万，1991年又移民17．5万。而西撒人不足20万。如上述人员都有公民资格，投票结果肯定对摩极为有利，根本不反映真实民意。因此，应按1974年西班牙尚在时进行公民登记的西撒人为有资格的投票公民，进行公决。
但是，摩洛哥却坚持由“司法确认的”现有公民进行投票表决。联合国官员就此问题多次与双方代表磋商，至1992年初，仍未取得实质性结果。
摩洛哥不愿承认有战俘问题 联合国安理会690号决议规定，西撒实现停火后，双方应尽快交换战俘。对此，“人阵”方面态度十分积极。而摩洛哥则担心，“交换战俘将意味着承认西撒独立”，因而不愿提供战俘名单，并拒绝“人阵”向其遣返摩洛哥战俘。
摩洛哥认为联合国维和部队偏袒“人阵”摩方认为，维和部队应部署在用于隔离双方部队的“沙墙”沿线。但第1批维和部队却部署在“人阵”控制区中部的两个小镇，这是不公正的。摩外交大臣阿拉维1991年发表文章说：摩洛哥接受在联合国监督下进行公民投标的原则。但对维和部队的使命、部署、在西撒的权限有些建议和保留。“国际部队的存在不是非有不可的，不应出现西撒被外交军队占领的局面。联合国维和部队应光明正大地同撒哈拉现政权与警察当局合作。”此外，摩洛哥还指责“人阵”在停火协议生效后不久，从邻国向西撒调集部队。“人阵”则指责摩不断派飞机进入撒控制区进行侦察、示威和骚扰。
由于双方的立场迥然不同，原本充满希望的和解进程再次黯淡下来。经过18个年头的经营，摩洛哥基本上完成了对西撒全境的控制，态度十分强硬。尽管为避免外交上的被动而同意了安理会决议，可是在具体执行时却寸步不让。西撒“人阵”为求得本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在和解问题上已经作出了重大的让步，但仍然不能取得对方的谅解，自身也到了不能再行后退的地步，只好坚守最后一道防线。
这样，西撒问题便重新陷入僵局。
尼日利亞現代民族主義運動
尼日利亚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兴起于20世纪20、30年代，这是在殖民主义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下，尼日利亚人民大众和殖民统治当局矛盾日趋激化的必然产物，是民族民主思想广为传播，尼日利亚人民民族意识觉醒的结果。
直接征税制和委任酋长制的推行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
埃格巴王国、伊博兰、瓦里省和拉各斯市先后爆发了起义和抗议活动。1929年底席卷奥韦里省和卡拉巴尔省的“阿巴暴动”，矛头直指殖民当局，要求废除直接征税制，谴责委任酋长和殖民官员的不法行为。殖民当局对反抗群众的武装镇压和血腥屠杀，加深了双方的对立情绪，随之爆发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进一步使矛盾深化。
尼日利亚的经济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之后，这个世界的每一重大变化，都要对其产生必然的影响。在经济危机浪潮的冲击下，尼日利亚对外贸易额锐减，出口产品价格大幅度下降。经济作物价格的下跌，首先危及到种植这些作物的农民。种植单一经济作物使他们在垄断价格面前束手无策，无法改变困境。出口产品价格下跌，进口产品价格却不断上涨。在工业生产部门表现为工厂倒闭，产量下降，大批工人失业。煤矿公司和锡矿公司分别减少了1／4和1／2的雇工。人民生活毫无保障，政府税收有增无已。1931年拉各斯城14265个纳税人中有6214人被控欠税。宗主国的经济危机被转嫁到尼日利亚人民头上。
一部分商人、手工业者、律师、职员从经济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中，开始意识到殖民地依附性经济和他们的切身利益是有矛盾的。为了各自的生存和发展，他们相继组织了一些地方性的、同行业的团体，如农民协会、渔民协会、矿业工会、汽车运输工会、拍卖商协会等。讨论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这些建立在各自的社会、经济、文化利益基础上的组织，加强了同行业之间的联系，有利于联合行动的发动。
民族民主思想广泛传播是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因素。20、30年代，正是泛非主义思想在非洲、美洲广泛传播的时期。1920年春，英属西非国民大会成立，会议讨论了西非实现民族自治的问题，要求给予西非各殖民地人民选举的权利。会后，尼日利亚的知识分子在英属西非国民大会尼日利亚分会的组织下，开始了一场争取民主权利的宣传运动。他们要求建立新的立法议会，给非洲人以选举权，由非洲人选举产生议会议员。
1922年，尼日利亚第一个政党一民族民主党宣布成立。
这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领导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政党，由被誉为尼日利亚民族主义之父的赫伯特· 麦考莱创立。该党明确提出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的政治纲领；要求保证私人企业控制的尼日利亚资源的发展，实现自由经商、平等对待尼日利亚工商业者；并把参加拉各斯立法会议的选举、竞选议员作为实现其政治纲领的具体步骤和措施。民族民主党的政治纲领反映了尼日利亚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和经济利益，得到了资产阶级、小商人和知识分子的支持，但它的活动和影响仅限于拉各斯一地。
随后，尼日利亚青年联盟、尼日利亚青年运动同盟、拉各斯青年运动、尼日利亚建设社等政党相继成立。其中影响较大的是1934年3月29日在尼日利亚青年联盟基础上建立的拉各斯青年运动，后改名尼日利亚青年运动。该党提出废除间接统治，实现地方自治，争取实现统一的政治目标。它第一次把尼日利亚作为一个整体，决心“把聚居于尼日利亚的各族人民组成统一的尼日利亚国家。”这个纲领得到广大青年的拥护。1938年公布的 《青年宪章》，具体提出尼日利亚在英帝国范围内享有充分的自治和内部行政上的独立等要求。1938年底，该党成员超过1万人，它的活动和主要力量集中在南部地区，在全国各省都建立了支部。
民族主义政党的建立是尼日利亚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的一个重要标志。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具有资产阶级民族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掌握了运动的领导权，成为运动的核心。民族主义政党在宣传民族民主思想，争取民主权利的斗争中，把竞选立法会议议员作为实现其政治纲领的一个具体步骤和措施，以此来发动和组织群众。民族民主党在拉各斯立法会议的3次竞选中连续获胜。非洲人选举产生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了立法会议，增强了尼日利亚人为争取合法权利而斗争的信心。尼日利亚青年运动进一步把竞选议员同实现地方自治的目标联系起来，促使人民大众确立民族自治、建立统一的民族国家的信念。上述两个政党引导群众以合法斗争方式争取民主权利。由于运动尚处于兴起阶段，两个政党的成员和活动范围都有很大的局限性，还不可能形成群众性的社会改革运动。
尼日利亞聯邦共和國成立
———“一个国家、一个宪法、一个命运”
全国修改宪法会议是尼日利亚历史上第一次有非洲人代表参加的宪法修改会议。53名代表中，非官方立法会议议员28名，区议会推选的代表25名。尽管最后的决议还是取决于英国驻尼日利亚总督和殖民大臣，但这件事本身就充分说明殖民当局的统治地位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在民族主义运动高潮面前，殖民主义者不得不作出重大让步，改变策略。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的代表坚决要求取消间接选举制度，实行普选。殖民当局只是在中央机构的代表名额上进行了调整。根据新通过的麦克费逊宪法，设立中央立法机关一众议院，其成员包括6名官方议员 （英国人），136名选举产生的议员和至少6名由总督指定的所谓特别议员。非洲代表名额大大增加，获得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在行政机构一部长会议中，非洲人占据18个职位中的12个。
新宪法不顾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代表的坚决反对，还是把尼日利亚分成北区、东区和西区3个行政区，各区分别建立立法、行政委员会和政府。3个行政区的划分使各个地区的权力进一步扩大，客观上助长了一些地方封建主和部落酋长的分立主义情绪，加速了西区和北区新政党的建立。
1950年3月26日，以阿沃卢瓦为首的约鲁巴人建立了西区的政党———行动派。阿沃卢瓦是个地方主义的拥护者，他曾说：“尼日利亚不是一个国家，它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根本就没有什么尼日利亚人。”行动派也要求“立即结束英国在我政治生活的各个阶段的统治，”但阿沃卢瓦认为尼日利亚还不具备自治的条件，英国人过早离开会引起内战。该党宣称它将首先为西尼日利亚的自治而斗争。1951年北区宣布成立北方人民大会党，参加1951年的竞选。该党提出“尽一切努力使尼日利亚自治早日到来”，不同意规定独立的确切日期。该党纲领中规定保留封建统治者的政权和特权。西区和北区政党的建立，削弱了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的影响。该党的成员以东区的伊博人为主，某些党的领导人中存在一定的部落主义倾向，1950年以后，一些约鲁巴人和北方的富拉尼人退出了该党。
殖民当局企图利用各个部落、部族之间的矛盾，挑起尼日利亚各地区各政党之间的纠纷。尼日利亚民族主义运动面临着严重考验。
1951年底，阿齐克韦发表致行动派领袖的公开信。信中说：“我们两党之间虽然存在着重大差别，但是，在尼日利亚还是一个殖民地国家的时候，我们有着共同目标，这个目标是在我们用自己的特殊方法解决我们的问题以前所必须达到的。”随后，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提出了“一个国家、一个宪法、一个命运”的口号，呼吁建立争取民族独立的统一战线。“一个国家、一个宪法、一个命运”
的口号得到全国广大人民群众和行动派普通成员的支持。
在此形势下，行动派的领导放弃了原来的地方分立主义立场，赞成争取全尼日利亚自治的共同要求。从此，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与行动派，这两个在东区和西区各占优势的大党，在争取民族独立的问题上协同一致，并肩作战。
1953年3月31日，行动派议员向众议院提交一议案。
要求议院同意以争取在1956年实现自治为尼日利亚的主要政治目标。北方人民大会党领袖贝洛反对通过这个议案，建议将1956年改为“尽早”。为了使北区人民接受争取在1956年实现自治的意见，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与行动派的领袖们派出代表团，到北尼日利亚各城市宣传自己的观点。北尼日利亚另一个政党———北方进步分子联盟，支持立即实行独立的主张，在北部地区开展积极的活动。
北方人民大会党工作委员会的一些委员也写信给该党领袖贝洛，呼吁加强全国的统一。
在全国主要党派的团结日益加强的形势下，英国政府被迫再度召开宪法会议，邀请各区代表到伦敦商讨如何修改宪法的问题。由于召开会议的目的不明确，与会代表由殖民当局挑选，阿齐克韦和阿沃卢瓦拒绝出席会议。在两位领导人的坚持下，经过一系列的会议和谈判，尼日利亚总督终于在6月19日与3大政党的领袖就会议宗旨和与会人选问题达成协议。
1953年7月30日制宪会议在伦敦开幕。经过20次全体会议，决定将众议院选举产生的议员名额扩大到184人，官方议员名额减少为3人；区议会不设官方议员，区议员不再兼任众议员。会议通过的宣言中指出：英国政府将于1956年给予要求自治的地区以地方自治的权利。1954年1月19日，宪法会议在拉各斯复会。会议宣布尼日利亚为联邦国家，由3个区和拉各斯直辖市组成。但殖民当局利用3个政党在独立问题上的不同意见，拒绝确定给予尼日利亚独立的日期。1954年10月1日，新宪法———李特尔顿宪法生效，年底举行了第一届联邦众议院选举。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与北方人民大会党联合组成第一届联邦政府。
各区总理分别由阿齐克韦、贝洛和阿沃卢瓦担任。
1957年3月26日，联邦众议院授权出席行将召开的宪法会议代表们，要求在1959年给予尼日利亚自治。4月16—17日，尼日利亚3个区的总理举行会议，达成了必须争取尼日利亚在1959年获得独立的协议。
由于尼日利亚各主要政党的领导人在独立问题上采取了一致的坚定立场，在1957年和1958年召开的制宪会议上，英国被迫同意尼日利亚于1960年10月1日独立。
1959年12月12日，尼日利亚举行联邦众议院选举，北方人民大会党与尼日利亚和喀麦隆国民大会组成联合政府，阿齐克韦当选参议院院长，巴勒瓦任联邦总理。1960年10月1日，尼日利亚联邦独立。1963年10月1日，宣布成立尼日利亚联邦共和国。
盧蒙巴的剛果獨立政府
刚果位于非洲中部，面积234．58万平方公里。人口2000多万，80％以上届班图语系的刚果人、卢巴人、库巴人、蒙戈人等，余为苏丹语系的阿赞德人等。盛产金刚石和铜等多种金属矿，水力资源丰富，刚果河 （扎伊尔河）及其支流形成稠密河网，森林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2，生有黑檀、乌木、红木等热带珍贵林木。19世纪70年代，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二世以考察的名义派出大批人员入侵刚果，掠夺和占领了该地区的大片土地。1884—1885年欧洲列强召开的柏林会议，把刚果划给利奥波德二世所有，成为比利时国王的私人领地，成立以利奥波德二世为君主的“刚果独立国”。1908年，比利时政府宣布直接行使对刚果的统治。称比属刚果。
在殖民统治时期，比利时对刚果实行专制统治。比利时国王兼任刚果国王，他委派的总督代表国王行使对刚果的最高统治。全国设立省、专区和县等行政单位，均由总督任命比利时官员进行直接统治；只有基层单位才允许当地的酋长参加管理。广大人民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对那些敢于进行反抗的人民，比利时殖民当局进行了残酷的镇压。在20年代，它曾经镇压了基邦古运动，在30—40年代又镇压了众多的群众反抗活动。
刚果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一向有“世界原料仓库”
之称。这些丰富的资源，吸引着比利时等外国垄断资本的流入。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刚果的外国垄断资本已有77亿比利时法郎，到1953年上升到937亿比利时法郎。主要属于比利时的5大外国垄断公司，即比利时总公司、布鲁芬纳公司、艾姆平银行、康米尼埃公司和龙尼莱佛公司，基本控制了刚果的经济，每年从刚果获取巨额的利润。据1953年统计，当年比利时各公司从国内和国外投资取得的利润为264亿比利时法郎，其中81亿即利润总额的30％是从刚果得来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资本大量流入刚果。据1960年的统计，美国在刚果的投资达6亿美元，仅次于比利时而居第二位。美国对刚果的战略资源尤有兴趣。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第一颗原子弹，就是用刚果的铀制成的。刚果的其他战略资源，诸如锂、钴、钽、锡、猛、金刚石等，大部分输往美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刚果人民提出了实现国家独立的要求。慑于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比利时政府被迫改变其殖民统治政策。1955年比利时国王博杜安访问刚果时，提出建立比利时一刚果共和体的主张。一些比利时文人也向政府建议，让刚果在30年内逐步实现独立。已经觉醒了的刚果人民，拒绝国王提出的建立共同体的主张，也拒绝在30年内逐步实现独立的建议，他们要求的是立即实现国家的独立。
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刚果各民族主义政党相继成立。刚果是个多部族的国家，不少部族各自成立了自己的党。卡萨武布领导的阿巴科党，主要代表利奥波德维尔省的刚果族。冲伯领导的科纳卡特党，主要代表加丹加省的隆达族。卡隆吉一刚果民族运动党，主要代表开赛省的卢巴族。唯有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是代表刚果全民族的。上述这些党，各自提出了不同的政治主张。阿巴科党认为，利奥波德维尔省是最先开发的地区，因此主张先独立，科纳卡特党认为，加丹加省资源最丰富，经济最发达，应当成立独立的共和国。卡隆吉———刚果民族运动党也以开赛省矿业发达为由，主张建立独立的开赛共和国。这几个政党主张在这些省取得独立的基础上，建立联邦共和国。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反对上述主张，认为这样会导致刚果的四分五裂。他主张建立代表刚果各族人民的统一的刚果共和国。由于政见不一，这些党经常发生矛盾和斗争。
1959年1月4日，数千名刚果人民为庆祝第一届全非人民大会的胜利召开，在首都利奥波德维尔 （后改名金沙萨）举行集会，情绪激昂，高呼“我们现在就要独立”的口号。殖民当局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造成流血惨案。
殖民当局的镇压，促使刚果人民和国际舆论更加强烈地谴责比利时的殖民统治政策。比利时国王于1959年1月13日被迫发表声明，答应使刚果成为“能够行使主权和决定自己独立的民主国家”，并答应在1959年年底举行地方选举。
但是，刚果究竟何时独立，没有明确的规定。于是，刚果各党又连续举行集会，要求比利时政府明确规定刚果独立的日期。在刚果人民的压力下，比利时政府不得不同意于1960年1月20日在布鲁塞尔召开由比利时政府和刚果各党代表组成的圆桌会议，讨论有关刚果独立的具体问题。
圆桌会议如期举行。讨论刚果独立的日期时，比利时政府试图采取拖延的办法，遭到刚果各党代表的反对。双方最后决定刚果于1960年6月30日宣布独立；释放1959年11月1日被逮捕的刚果民族运动党主席卢蒙巴；并决定于5月举行全国大选。在讨论到刚果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体制时，刚果各党代表发生了尖锐的分歧。有些代表主张采取联邦制，有些代表主张采取中央集权制。会议决定这个问题留待刚果独立后由制宪会议讨论决定。这个圆桌会议于2月20日结束。1960年4月26—5月16日，双方代表专门就刚果的经济问题举行圆桌会议。比利时代表试图签署一些文件，来保证刚果独立后比利时的经济利益受到保护。由于出席会议的刚果代表不肯承担责任，他们主张只有刚果政府建立后，才能就经济问题达成协议。这一会议未达成协议即告结束。
1960年5月，刚果举行大选。由于各部族都想确保本部族候选人的胜利，不少地区发生了部族之间的冲突。在斯坦利维尔，还发生了当地人同白人的冲突。比利时政府以刚果出现动乱为由决定增派部队至刚果。5月18日，卢蒙巴在记者招待会上抗议比利时政府增兵，要求比利时撤军。
大选结果，卢蒙巴领导的刚果民族运动党以微弱多数赢得胜利。6月2日，卢蒙巴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刚果独立 （大选）之后将采取的主要政策：比利时军队和比利时公使立即从刚果撤走，直接选举国家领导人；同其他进步党派建立联盟，保护在刚果的欧洲人的生命安全和财产。
当时总管刚果事务的大臣肯肖夫于6月13日请卢蒙巴组织政府。卢蒙巴宣称要组织一个民族团结政府，阿巴科党等表示反对。卢蒙巴未能按时组阁。6月17日，肯肖夫收回交给卢蒙巴的使命，转请卡萨武布组阁。卢蒙巴为此抗议说：“如果必要，他将组成自己的政府，并提交到参众两院批准，而勿需经过肯肖夫”。卡萨武布组阁也遇到困难，只得由众议院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卢蒙巴派取胜。6月23日，卢蒙巴组织的政府得到参众两院批准。翌日，经过参众两院选举，卡萨武布当选国家总统。卢蒙巴任政府总理并兼任国防部长。1960年6月30日，刚果向全世界宣布独立。在独立庆典上，比利时国王博杜安说：“在你们还没有把握做得更好的时候，不要更换比利时留下的各种机构”。卢蒙巴针锋相对驳斥道：我们不会忘记80年来在比利时殖民统治下遭受的苦难，刚果至今伤痕未愈，痛苦未消。他特别强调：“刚果的独立充满了泪与火的斗争”。
综上所述，由于存在各种矛盾和斗争，刚果在独立前夕就充满了各种不稳定的因素。这些不稳定的因素，在刚果宣布独立后随着外来势力的干涉，终于演变成一场大动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