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九章《世界通史第九卷》（2）
2022-12-17 作者： 李 楠
附录（2）
尼克松水門丑聞的暴露
1972年6月17日凌晨，以尼克松竞选班子的首席安全问题顾问詹姆斯· 麦科德为首的5个人闯入华盛顿水门大厦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办公室安装窃听器时当场被捕。随后，经过初步调查，又逮捕了与此案密切相关的尼克松竞选班子关于募款工作的法律顾问戈登· 利迪和原总统特别顾问查尔斯· 科尔森的助手小霍华德· 亨特。
6月23日，当尼克松从白宫办公厅主任哈里· 霍尔德曼那里得知联邦调查局已把被捕人员身上的钱追踪到争取总统连任委员会时，他通过霍尔德曼和国内事务委员会主任约翰· 埃利希曼，要中央情报局以联邦调查局继续调查被捕人员身上的钱可能危及中央情报局在墨西哥的资产为借口，转告联邦调查局“停止调查此案。”与此同时，被捕人员收到大量“支持”费用，要他们服罪并保持沉默。在作好这些安排后，尼克松在8月29日宣称，“白宫和内阁现职官员都与水门事件毫无关系”，水门事件的真相就这样被暂时掩盖起来了。11月7日，尼克松在大选中获得空前的胜利。
然而，1973年3月23日，华盛顿地区法院的约翰· 赛里卡法官公布了面临重刑威胁的麦科德写给他的一封信。
麦科德在信中说：“被告们遭受政治压力，要他们承认有罪，并保持沉默”。“共和党的一些高级官员事先知道水门闯人事件”。他表示要“打破沉默”，揭露事实真相。3月28日，《华盛顿邮报》 《纽约时报》 等大报详尽地报导了麦科德在以民主党参议员小萨姆· 欧文为主席的参议院水门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上作证的情况，以及其他当事人、知情人提供内幕材料。从此案情急转直下。
4月30日，尼克松被迫宣布霍尔德曼、埃利希曼辞职，企图摆脱白宫与水门事件的牵连，表白自己对水门事件的公正态度。然而，5月17日，欧文委员会开始电视听证会，白宫负责处理水门事件的法律顾问约翰· 迪安第三为了免于“单独被大火烧死”。对水门事件及掩盖活动提供了详细的证词。与此同时，哈佛大学法律教授、肯尼迪政府的司法部助理检察长阿奇博尔德· 考克斯被任命为特别检察官，负责调查水门事件等问题。7月16日，联邦航空管理局局长亚历山大· 巴特菲尔特在欧文委员会上透露，1971年初以来，尼克松录下了他在白宫和行政大楼办公室的大部分谈话，其中包括迪安证词中提到过的所有谈话。欧文委员会和特别检察官考克斯强烈要求尼克松交出录音带，而尼克松援引“行政特权”，公开蔑视欧文委员会和考克斯对录音带的传调令。欧文委员会和考克斯告到华盛顿地区法院。
8月29日，赛里卡法官命令尼克松把录音带交给他。尼克松不交，又告到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然而，10月12日，上诉法院基本上维持赛里卡法官的原判。尼克松被迫退让，表示愿意作出妥协，向赛里卡法官和欧文委员会提供一份经民主党参议员约翰· 斯坦尼斯证实的录音带摘要。
但考克斯对此提出异议。10月20日，尼克松公然下令解除考克斯的职务，造成了所谓的“星期六晚上的大屠杀”。引起了全国的强烈抗议，纷纷要求尼克松辞职或“ 对他弹劾”。
1974年2月6日，众议院授权司法委员会开始进行是否应对总统弹劾的调查。4月18日，新任特别检察官利昂· 贾沃斯基要传调总统和迪安、埃利希曼、霍尔德曼等人的64次谈话录音。白宫仍然根据行政特权加以拒绝。5月20日，赛里卡法官命令尼克松向法院交出贾沃斯基传调的录音带。尼克松告到上诉法院，赛里卡要求最高法院裁决。
7月24日，最高法院竟以8票对零票一致裁决总统必须交出传调的录音带。尼克松无奈只得接受裁决。此后，众院司法委员会加速了就弹劾问题的公开辩论，并于7月30日前通过了弹劾尼克松的三项条款，即 （1）采取一系列行动阻挠对水门事件进行公正的调查；（2）广泛滥用总统权力；（3）蔑视国会传调录音带的命令，破坏宪法政府。
在尼克松决定向法院交出的录音带中，包括1972年6月23日他要霍尔德曼让中央情报局制止联邦调查局对水门事件调查的谈话。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尼克松对掩盖水门事件不但知情，而且是他直接下令干的。尼克松滥用职权，阻挠司法，几乎肯定要被弹劾。经白宫办公厅主任亚历山大· 黑格等人的劝导，尼克松终于在8月8日正式宣布辞职。曾经一心要名垂史册的尼克松就这样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被迫辞职的总统。
“水门事件”前后持续了两年多时间，对美国内外都造成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难怪合众国际社把水门丑闻列为1973年美国的头号新闻，而共同社则将此作为该年十大国际新闻的第三条。尽管杰拉尔德· 福特接任美国总统时声称，“一场长期的民族恶梦已经过去。”然而时至今日，其后遗症仍远未消除。
资产阶级历来认为，三权分立相互制衡可以“防止独裁”，“保障民主和自由”。从现象，上看，“美利坚合众国诉理查德· 尼克松”一案，是国会 （参议院水门事件特别调查委员会与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法院 （华盛顿地区法院与最高法院）同总统的对抗，似乎确实证明了“美国最古老的宪法原则———三权分立”的优越性。国会，特别是“众议院司法委员会是反对总统独断专行的堡垒”，而法院则“维护任何人、尤其是总统，都不能置身于法律之上”
的原则。“自由的新闻界吹响了危险的警报，并推动了调查的进程”。福特总统明确说，尼克松被迫辞职是“美国宪法起了作用”。欧文参议员称，三权分立的优越性是“难于同时腐蚀 （联邦政府的）三个部门”。总之，他们企图渲染这些表面现象，来转移人们对水门丑闻恶劣影响的注意，为美国的宪法原则辩解。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评价美国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
在调查水门事件过程中揭露出来的大量事实彻底暴露了美国所谓的民主选举中的种种卑鄙勾当。他们为了击败对手，根本无视法律和道德，毫无顾忌地使用诽谤、闯入、窃听、破坏甚至暗杀等种种手段。正如阿瑟· 林克和威廉· 凯顿所指出，在调查水门事件过程中逐渐揭露出来的“所有这些活动或者是完全非法的，或者是极不道德的，或者是既非法又不道德。尤其是这些活动都是在总统的主要助手默认、批准，甚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他们直接下令进行的”。尽管这类肮脏做法过去历届政府都用，但尼克松政府在破坏法律和道德准则方面确实是骇人听闻的。尼克松政府的副总统阿格纽和司法部长米切尔为首的40多名政府官员受到了刑事起诉。一位副总统、两名内阁部长、10余名白宫官员和分布在行政部门的其他近15名官员表示服罪或经审判后宣布有罪。凡此种种，使美国人民陷入一片“沮丧、幻灭和失望”的情绪之中。他们认为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滥用了美国的“民主制度”，有人认为美国官员没有一个是好的。佐治亚州议会前议长老弗雷德· 汉德说，“任何一个在州一级搞过竞选活动的人都明白，如果他干的事全部公开出来，他就得作为罪犯被抓起来。”总之，水门丑闻使美国人民越来越清楚地看到· 了美国的所谓民主制度的虚伪性。
长期以来，美国的白宫和国会之间争权斗争持续不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总统的权力更为膨胀。特别是50年代中到60年代初，在美国形成了所谓的“一致意见”，即共和党和保守派同意把国家的经济福利，尤其是维持充分就业作为总统的责任，而民主党和自由派则赞同总统应该负责维持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和平和自由”，推行全球遏制政策。这就进一步扩大了总统的权力，以致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把合众国总统称之为“帝王式总统”。特别是尼克松担任总统后，向国会隐瞒对柬埔寨的秘密轰炸，大砍“伟大的社会”的有关计划，禁止联邦官僚机构使用国会已经通过的拨款等等，促使民主党自由派控制的国会于70年代通过了大量立法，企图扭转“行政部门篡权日甚”
的趋势，夺回宪法授予国会的权力。水门事件把国会向白宫的争权斗争推向了新的高潮。1973年4月。尼克松宣布放弃某些行政特权，允许白宫官员出席国会的委员会作证；随后又于10月被迫答应交出录音带和秘密文件，这都大大削弱了总统的特权。1973年11月，国会两院又以2／3的多数推翻了尼克松的否决，确认了战争权力法，规定未经国会通过宣战或立法的授权，总统所进行的作战行动不得超过60天。这项法律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限制总统在战争问题上的权力，被称为70年代国会“复活”的最重要标志。1974年，国会又通过了预算和扣款控制法，规定参、众两院任何一院的决议都可否决总统拒绝使用国会拨款的决定，剥夺了从杰佛逊总统以来历届总统拥有的特权。1974年7月，国会通过对总统的弹劾调查，终于迫使尼克松宣布辞职。总之，所谓宪法原则在水门事件中发挥了作用，只不过是反映了国会和总统之间长期的争权斗争，是以东部财团为靠山的民主党自由派控制的国会和西部财团扶植起来的共和党保守派总统尼克松之间的冲突。这就是说，水门事件的大吵大嚷充其量不过是资产阶级内部的所谓“平等”、“民主”罢了，而这种“平等”、“民主”无非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代名词而已。用水门丑闻来证明三权分立的优越性只不过是为了混淆是非，安抚人心。
联邦法院系统，特别最高级法院对总统有重要的影响。
“组成最高法院的9名法官对一位现代总统讲来犹如宗教对中世纪的君主一样”，总统的就职仪式是由首席法官主持的。因此，可以说是他赋予新总统以合法地位和宪法权力。
尽管最高法院可以运用司法审查权，宣布总统的行动违宪无效，但是一般讲来最高法院经常维护总统的权力，很少直接与总统发生对抗。在审理“美国诉尼克松”一案中，以沃伦· 伯格为首席法官的最高法院为了争取公众的最大支持，并对总统施加最大的压力，以8票对零票裁决：尼克松必须向华盛顿地区法院赛里卡法官交出64次白宫谈话的录音带。这项裁决不仅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辞职的直接原因，而且就总统是否有权阻挠司法程序、三权分立原则是否授予总统保护秘密通讯的绝对权力、特别就总统是否能宣称他自己是总统的宪法权力和特权的唯一裁判人等问题作出了不利于总统的裁决，从而削弱了总统作为行政首脑的权力，提高了最高法院的权威。
“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民主的重要表现形式，对维护垄断资产阶级的统治具有重要作用。美国新闻界竭力标榜“新闻自由”，声称他们可以自由地发表各种的消息和评论，对政府、包括行政首脑总统，进行揭露、监督和献策，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纽约时报》 副社长赖斯顿曾大言不惭地说，美国是记者们“创造”的。美国总统对新闻界热衷于揭露政府的隐私深为恼火。华盛顿总统就曾抱怨美国政府及其官员经常成为报纸咒骂的对象。但是，美国总统也都极为重视新闻这个工作，千方百计地加以控制，以便操纵舆论，宣扬他的内外政策，树立他本人的形象。尽管新闻界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这个根本利益上是与总统完全一致的。但长期以来，美国总统和新闻界的关系一直比较紧张。特别是尼克松担任总统期间与新闻界多次发生冲突。1973年3月，《华盛顿报》 的记者鲍波· 伍德沃德和卡尔· 伯恩斯坦首先揭露了水门事件，掀起了美国历史上新闻界与总统之间持续时间最长而且最尖锐的冲突，把尼克松及其政府搞得声名狼藉。资产阶级学者强调，水门事件再次证明了新闻自由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但我们在谈论新闻界对政府的监督作用等现象时，决不能忘记所谓“新闻自由”的根本目的是与政府共同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
從“ 遏制”戰略到“ 高邊疆”的戰略美国耶鲁大学历史学教授保罗· 肯尼迪最近出版一本美国畅销书 《大国的兴衰》。书中说美国和苏联的全盛时期已经过去，正在不可逆转地走下坡路，步当年奥斯曼帝国、西班牙、荷兰、英国、拿破仑和沙俄的后尘，并终将为其他新兴强国所取代。这本书在美国引起很大争论。有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美国自1968年起霸主地位已经动摇，驾驭国际形势的能力大为削弱，奉行了20多年的“遏制”
战略已彻底破产。
二次大战后，美国依仗其在战争中迅速膨胀起来的经济、军事实力，登上了世界霸主的宝座。它到处侵略、扩张，不可一世。1945年杜鲁门宣称：美国今天是没有任何国家能与之匹敌的“强大国家”，“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但好景不长，美国很快就从其顶峰跌落下来；侵朝战争的失败打破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印支战争的惨败更使美国疲惫不堪；而亚非拉各国人民风起云涌的民族民主运动，动摇了美国的霸主地位。西欧、日本等国战后经济崛起，不再对美国俯首贴耳，导致西方出现3个经济实力中心。1971年，尼克松总统无可奈何地承认“过去25年已经发生了非常巨大的变化”，“从经济角度来说美国已不再是世界头号国家、超群的世界强国”，“我们会看到5个强大的经济力量，它们是美国、西欧、苏联、大陆中国，当然还有日本。”
最使美国忐忑不安的是苏联军事力量的迅猛发展，使其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另一，超级大国，这是对美国霸权地位的严重挑战。1949年苏联掌握原子武器的秘密后，战略武器飞速发展。特别是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的胯下之辱后，苏联更是卧薪尝胆，利用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之机，潜心发展导弹武器。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联战略核力量基本上已与美国旗鼓相当，迫使美国将其“大规模报复”的军事战略修改为“相互确保摧毁”战略。也就是说，美国承认苏联在战略上已经与美国平起平坐，核大战的结局只能是相互毁灭，同归于尽。苏· 联取得均势后仍继续发展导弹数量和改进质量，并大力扩展常规军备。
苏联战略核武器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改进使美国感到威胁。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说：苏联洲际导弹的数目以3：1超过美国，运载陆基弹头的能力“现在同我们几乎不相上下”。70年代苏联凭借其军事实力，向第三世界扩张，抢占战略要地，控制战略通道，在安哥拉、埃塞俄比亚、也门等地相继得手。1979年，它又悍然出兵阿富汗，侵占西南亚这一战略要地，向美国霸权地位提出“最为严重的挑战”。
美国在这咄咄逼人的攻势面前，颓势渐显。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到了需要对其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时刻。
此时，美国保守势力抬头，高喊“重振国威”的里根进入白宫。里根执政后，一面重整军备，加强军事力量，扭转不利态势；一面组织人马研究制定新的安全战略，以取代“相互确保摧毁”战略，打破欲战不能，欲罢不肯的局面。
前美国国防情报局局长、里根总统竞选时的军事顾问格雷厄姆的“高边疆”战略就在这种情况下产生了。所谓“高边疆”战略就是备，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换言之，美国要另辟蹊径，建立战略防御体系。美国既要加强核进攻能力，又要建立起有效的核防御体系，攻防兼系，重新夺得战略优势。“高边疆”战略认为外层空间今后将是除海陆空之外的第四个战场，是必争的战略“高地”。“空间是今天的高地，明天的战场”，“哪个国家 （或国家集团）在宇宙空间获得领先地位，哪个国家就会在这块 ‘战略高地’ 取得决定性的战略利益。”“星球大战”计划就是“高边疆”
战略的核心部分。里根政府采纳了“高边疆”战略，将其作为新的国家总战略付诸实施，不惜花费庞大军费开支，不顾国内外的强烈反对，决心推行“星球大战”计划，夺取这个将影响人类命运的“制天权”。美国认为，其经济实力超过苏联，科技水平高于苏联，在外层空间进行军备竞赛正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定能胜过苏朕。苏联若望而却步，美国可重操战略主动权；苏联若拒绝屈居下风，则将在竞赛中被拖垮。
同时，新的科技革命和兵器革命有了长足进展，为美国建立有效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提供了现实可能。近10年来，美国在红外探测、数据处理、强激光、非核弹头、航天技术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星球大战”计划负责人亚伯罕将军认为，在直接有关太空军备技术上，美国遥遥领先。美国军方在1986年度 《军事态势报告》 中指出，在20项对军事领域至关重要的技术中，美国有14项领先，其余几项中苏联只领先1项，4项不相上下。特别是与“星球大战”计划直接相关的三大技术：长波红外探测器和微处理技术日益完善为建立反导的预警、探测、跟踪系统奠定了基础；强激光、高能粒子束航天技术的发展，为建设反弹导弹的拦截武器系统提供了可能；每秒钟能计算10亿次的大型计算机的出现，又为建立复杂的指挥、控制和通信系统 （即 C3系统）创造了有利条件。美国认为，已有可能利用现有技术在21世纪初建立起以外层空间为主的反导系统。
美国及世界多数国家估计，90年代至21世纪将出现新技术革命高潮，以微电子技术、生物工程、新材料、外层空间和能源五大技术为中心的高科技将获得大发展，世界经济由此而达到顶峰。到那时，各国在世界上所排的名次将由它们的科技和经济实力来决定，而不是单纯依靠军事力量。“星球大战”计划正是以空前规模动员美国 （以及盟国）的科技资源，以空间技术为龙头，带动一批新技术和新工业，振兴美国经济，力求军事上超过苏联，技术上压倒苏联，经济上拖垮苏联，从而在世界上重新确立起美国的霸主地位。由于可见，“星球大战”计划的意义不仅局限于军事方面。
“ 星球大戰”計劃
美国“星球大战”计划正式名称为“战略防御”计·划 （STRAT－EGIC DE－ FENCE INITIATIVE，缩写为 SD1），是美国总统里根1983年正式提出的。
1983年3月23日，里根向全国发表电视演说，首次公开提供战略防御计划。里根在演说时，先展示了4张卫星拍摄的照片和一些图表，说明苏联导弹力量“已大大超过美国”，强调美国必须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战略进攻武器，同时要加紧研制空间时代的超级武器，建立有效的战略防御体系，以便在苏联战略导弹到达美国之前，就进行层层拦截，予以彻底摧毁。由于这项战略防御计划的实施结果，很可能使外层空间成为陆、海、空之外的第四战场，引起一场从外层空间向地球目标进行袭击的战争，因此被人们称为星球大战计划。
星球大战计划主要是研究建立“反弹道导弹战略防御系统”。“反卫星计划”和航天计划虽然与其有密切联系，但不包括在内。
“星球大战”计划是美国为建立军事优势，争夺世界霸权而制定的。它的实施，必将刺激美苏军备竞赛质的升级，加剧美苏紧张关系，给国际政治和战争与和平问题带来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同时导致现代战争的规模和现代军事思想、军事理论发生重大变化，因而引起了各方关注。
“星球大战”计划实际上就是“反弹道导弹防御计划”，但与美国过去的反导系统截然不同。过去研制的反导系统是在对方弹头重返大气层后，用导弹进行拦截。拦截率低，仅为10％，危害也大。“星球大战”计划是要建立一个以天基定向能武器为主要拦截手段的多层综合防御体系，从对方导弹起飞开始就进行层层拦截。
洲际弹道导弹从发射到击中目标大约需要28—31分钟，整个飞行段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段为助推段，即垂直发射段，约需2—5分钟。此时导弹上升速度慢，助推火箭喷射出大量高温喷焰，易被发现和摧毁，且尚未放出多弹头，此时摧毁一枚就相当于在以后阶段摧毁数以十计的弹头。
这是拦截的重点阶段。第二段是后助推段，又叫转弯段，约需8分钟。此时弹头母舱与燃烧已尽的助推火箭脱落，并释出多弹头。第三段为自由飞行段，又叫中段，多弹头与伪弹头释放完毕，进入较稳定的弹道飞行，约需15分钟。
第四段是再人段，又称末段，弹头重返大气层，并击中目标，约需3分钟。美国把这四个阶段分成三个作战区，由部署在高轨道、低轨道和空中的武器进行拦截。这三个作战区是：远程作战区，包括第一、二飞行段，是在1200公里的高空部署装有激光武器的卫星，在对方导弹发射6—8分钟内加以击毁；中程防御区，在自由飞行段，是由太空的激光武器进行拦截；低空防御区，即第四阶段，是用地面或飞机发射的导弹进行拦截。如此层层进行围堵，每段可拦截概率据说可达90％。经四层拦截，就可击毁来袭导弹的99．9％。苏联即使向美国发射上千枚导弹，上万颗弹头，最后能够击中美国目标的也就所剩无几。这样，核大战不仅可以打，而且能打赢，“确保相互摧毁”战略就可改变为“确保安全”战略。美国将此称为“新威慑战略”。美国估计，到21世纪初，即“星球大战”计划完成之时，苏联地对地洲际弹道导弹质量会有改进，突防能力会有提高，数量不会增加，仍为1398枚左右，弹头将从现在的6258颗增至1．4万颗左右 （即每个导弹携带10个弹头）；潜射弹道导弹也许会有增加 （现为979枚，携带弹头2337颗）。美国按此计划建立起来的多层综合防御系统能够将这些导弹“照单全收”。
为建成这个多层综合防御体系，必须建立3个全新的系统，即：预警、探测、跟踪系统，负责发现、识别、探测和跟踪苏联的弹道导弹，为作战指挥和拦截武器提供必要的情报；拦截武器系统，包括天基和陆基的、以定向能武器为主的各种拦截武器，负责摧毁对方导弹；指挥、控制、通信系统，负责根据预警系统提供的情报，指挥、控制己方拦截武器迎战来袭的目标导弹。
预警、探测和跟踪系统是防御体系的耳目，其核心技术是红外传感器。苏联地对地洲际弹道导弹都分布在地下井内，位置已知，飞行方向即所谓“威胁走廊”亦可判明，监视尚属容易。潜艇发射导弹以浩瀚海洋为屏障，发射点遍布全球海域，故必须有覆盖全球的监侦系统。
美国目前已部署了由照像侦察卫星、电子侦察卫星、海洋侦察卫星、核爆炸探测卫星、预警卫星和预警雷达组成的高轨道早期预警、低轨道中期预警和末端低空探测、识别系统。早期预警早在3．6万公里高空部署3颗装有红外探测器的地球同步卫星、监视全球范围的助推段目标和跟踪全弹道段的目标。它们可在60—90秒内侦测到苏联火箭发射后的信号，6分钟可查明来袭目标。低轨道中期预警技术比较成熟。美国80％的侦察卫星部署在1000公里以下的低轨道上，能向作战系统提供目标数量、方位以及弹道飞行的具体数据。低空探测识别系统是由机载光学探测系统与地面雷达组成，能有效地探测、捕捉、跟踪和识别大气层以内的目标。目前，美国预警系统传感器技术尚不能克服天文地理等因素的影响，对伪装特别是天然伪装的揭示能力还不很高，还不能达到在导弹起飞后3分钟内查明目标的实战要求。
拦截武器系统一改过去用导弹来对付导弹的反导系统，广泛采用新的杀伤武器：定向能武器和动能武器。
定向能武器是一定方向发射高能射束以击毁目标的武器。它速度快，能在一瞬间击毁数千公里以外的目标，是一个崭新的武器系统，是新计划研究的重点项目。定向能武器主要是激光、粒子束和微波发射器。激光武器分天基和陆基两种。天基激光器用以对付助推段和后助推段目标。
陆基激光器主要用于中途段防御。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设想，在标高3000米以上的高山上设置10个激光基地，在外层空间部署若干激光反射镜。地面激光站把激光射向外空，再由外空的反射聚焦后打向目标，据说能够覆盖全球。
动能武器是指利用高速运动的弹头通过碰撞或爆炸方法来摧毁对方目标的拦截武器系统，如炮、导弹、非核拦截弹头、电磁轨炮等。大气层外的拦截主要靠电磁轨炮。
这是一种在两根轨道上通过强大电流，把弹丸高速抛射出去的新式武器。美国正在试验中的电磁轨炮弹丸飞行速度已达20公里／ 秒，比炮弹初速2公里／ 秒快10倍。据说将来每秒可达100公里。外层空间另一冲撞武器是靠火箭助推的弹头，每个卫星携带50枚，以“硬碰硬”的方式击毁目标。大气层内的拦截主要靠陆基反导导弹和速射密集火箭群等。
指挥、控制、通信系统是防御体系的“神经中枢”。不言而喻，为使探测和拦截系统分毫不差地互相密切配合、协调作战，必须有一个十分完善可靠，生存能力很强，能在强烈对抗的条件下指挥整个系统进行反导作战的 C3系统。
这个系统的关键是电子计算机。电子计算机不仅具有高速运算能力，且有人工智能，能使指挥控制的各个阶段———从了解情况到判明击中目标效果，全部实现自动化，而且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为此要大力发展高速度、高效能的电子计算机，增强数据信息处理能力。据称美国新研制的最先进的“克雷—2号”电子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已达12亿次／秒，正在研制的第五代计算机速度可达每秒万亿次。这些数据处理技术为 C3系统的建立提供了有利条件。
“星球大战”计划项目繁多，内容庞杂、技术高深玄妙。如果再加上与之相关联的“反卫星计划”和航天技术，更使人眼花缭乱。
“ 星球大戰”計劃的實施
1983年“星球大战”计划提出后，里根政府全力以赴，毫不动摇。这项耗资8000—10000亿美元的计划，目前正处于研究论证阶段，组织、经费业已落实，某些关键技术已有突破。
“星球大战”计划要在30年时间内，分4个阶段来完成。第一阶段 （1983—1990年代初）是基础研究阶段，全面论证计划的可行性，扫除技术障碍，为总统决策提供依据。第二阶段 （90年代初—2000年）为系统发展阶段，对计划的各个组成部分进行工程设计、生产和试验。第三阶段 （2000—2005年）为全面投产和逐步部署阶段。2005年—2015年为完成部署的第四阶段。目前正处于研究论证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有可能提前完成。迄今“星球大战”
计划已在许多重要领域取得进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成立组织机构，明确发展方向。
美国战略防御计划局已于1984年4月成立，直属国防部长领导，局长是亚伯拉罕· 森中将。该局是星球大战计划研究发展工作的组织和指导机构，已与各研究所、大学和大公司签订了数以千计的研究合同。1985年9月成立一个直接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负责的航天司令部，把原来属于各军种航天司令部的航天活动集中起来。司令部设在科罗拉多州彼德森空军基地。司令部任务有三：一、统一负责全军的航天活动；二、研究制定第四战场———外层空间战场的“天战”理论、原则和方法；三、在“星球大战”计划完成后统一指挥美国战略防御体系。这个航天司令部实际上就是未来战争中的一个新军种———“天军”的司令部。
这个司令部的成立标志着战争领域开始从现在的陆、海、空三个战场扩展到外层空间战场。
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时，只有几种原则设想，并无明确方案。如今战略防御体系各系统的全面构思逐渐形成。例如关于防御方法问题，肯定了以定向能武器和动能武器为主要手段，拦截层次可能分为7层。关于总体设计方案，战略防御计划局已从各单位提出的众多的方案中筛选出几种，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基础。看来90年代初确定战略防御总体方案是很可能实现的。
其二，关键技术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
美国在与星球大战计划有关的五大技术方面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进展，有的还取得突破性进展。例如光学成象和雷达成象的许多关键部分的实验室验证工作已取得突破。
在动能武器计划中，正全力研制用电磁轨炮发射的“灵巧弹”已完成实验室初级模型试验。在定向能武器计划方面，氟化氢陆基化学激光器系统正进行配套试验，陆基反弹道导弹技术更趋成熟，并在1984年试验成功。同年6月10日，美军从太平洋夸贾林岛发射一枚陆基反导导弹，准确地击毁了20分钟前从加利福尼亚范登堡空军基地发射的一枚“民兵 I 型”导弹的模拟弹头。美国宣布这是里根政府花费数10亿美元研制“星球大战”武器的一个重大突破。
然而也要看到，还有许多技术问题远未解决。例如“星球大战”计划要求主计算机能够适时处理1000万条命令，这在目前还不很现实。美国国家部副部长德苏尔说，“星球大战”计划有八道技术难关，而每一难关难度至少相当于40年代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可以说，星球大战计划既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海市蜃楼，也决不是一蹴而成的，许多技术尚未定性，各种系统和方案尚未选定，发展情况有待观察。
“星球大战”计划提出后立即引起各方关注，反应强烈。
美国国内掀起大论战，最初明显分为赞成和反对两派，近年来赞成的人略占一点优势，强烈反对的人渐少，又出现了主张先搞研究，部署问题视以后情况再定的第三派。
支持“星球大战”计划的著名人物有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他们的观点是：政治上保险，因为这能打消苏联进行第一次打击的念头，有助于防止核战争；战略上可取，能加强美国的威慑力量；技术上可行；经济上合算，美国增加一点军费开支，把苏联拖垮也是值得的。反对“星球大战”计划的人有卡特、麦克纳马拉、腊斯克等前军政要员和许多科学家，他们针锋相对，提出反对理由：政治上冒险，因为这将导致美苏关系紧张，裁军谈判受阻；战略上危险，因为反导防御体系不会绝对有效，苏联只要有5％导弹突破防御，就会把美国毁灭；技术上不行，要建立一个能防御成千枚导弹、上万颗弹头饱和袭击的体系是“不可能的”；经济上负担太重，完成“星球大战”计划估计要花8000至1万亿美元，甚至更多，建成后每年维修还得花几十亿美元，经济负担过于沉重。
世界各国除日本外，几乎没有支持“星球大战”计划的。苏联当然强烈反对。戈尔巴乔夫说：“如果美国破坏现在的战略军事均势，使太空军事化，苏联除采取对应措施外，别无其他选择。”西欧盟国的反应出平美国预料，它们因处境和利害关系上的不同，反应略有差异。英国、西德开始时表示支持美国进行研究 （但不包括部署），法国明确反对，其他国家或表示疑虑，或态度暖昧。后来，西欧17国渐渐倾向于拒绝支持美国搞这种“超级军备”，并在法国推动下，搞起西欧技术共同体 （即“尤里卡”计划）。西欧拒绝的主要原因是：一、西欧国家希望缓和，不要紧张，“星球大战”计划则会破坏缓和，导致东西方关系更加紧张；二、“星球大战”计划如果搞成，美国就有可靠的“盾”来保护，与西欧防务联系就会削弱，欧洲爆发常规战争的可能性增大；三、既使美国在防务上不与西欧“ 脱钩”，“星球大战”计划也难免不使西欧遭受无法忍受的损失，因为西欧幅员狭小，人口密集，工业集中，战”计划中的任何失误将给西欧造成巨大灾难。“星球大出于上述考虑，西欧把“星球大战”计划视为对自己的挑战，17个国家在短短3个月里就搞成“尤里卡”计划，先从尖端技术上进行合作，着重于民用，再向军事技术过渡，实现西欧独立防务。
“星球大战”计划尚处研究论证阶段，各方估计不尽一致，现在对它进行判断为时尚早。
“星球大战”计划能不能搞成？ 一种意见认为即使各系统研究成功，美国也不一定部署，因为尚有两个未知数，即：是否会有“廉价的”战略进攻武器系统能把这耗资1万亿美元的防御体系破坏掉，从而使“星球大战”计划经济上不合算？ 太空武器系统的“生存能力”究竟如何？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美国对外层空间势在必夺，“星球大战”计划是美国国家计划的核心部分，定要完成。“星球大战”计划乃一石双鸟之举，既为夺得太空军事优势，又为促进美国经济、科技发展，加强综合国力。今后无论哪个党上台执政，估计“星球大战”计划都可能不会夭折，只是在进展快慢、规模大小等问题上有些区别而已，从美国的战略决心、经济科技力量以及目前发展势头来看，将来建成某种规模的反导战略防御体系是完全可能的。但从目前的发展来看，由于技术复杂，难度大，经费不足，有些关键性技术项目进展缓慢，如期完成的可能性很小。
美国认为，它在高技术上遥遥领先于苏联。这也许有其事实根据。但以往的事实说明，美国对苏联争霸的决心往往估计不足，对苏联科技水平的发展也估计偏低。过去，当美国发觉苏联导弹分导技术发展之快，命中精度之高时，曾感到非常意外，今后在太空竞赛中是否再有意外之事还很难说。美国企望苏联知难而退可能是一厢情愿，是要落空的，经济上想拖垮苏联的想法也不很实际，军备竞赛40年，苏联从劣势赶上来，与美国打成平局，经济发展速度并没有落在美国后面 （1950年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仅为美国的31％，现在为64。7％）。在这场目前尚看不到终点的太空竞赛中，究竟谁胜谁负，难以预卜，很可能仍象核竞赛一样，一方暂时领先，另一方很快赶上，谁也无法形成单方面的绝对优势。去年8月美国 《今日美国报》 把美苏太空竞赛形容为龟兔赛跑，“苏联是缓步前进，走向成功；美国是一蹦一跳，忽前忽后。”也许有些道理。
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名为战略防御，实为进攻，防御是为其进攻行动更为自由。这对人类安全形成极为严重的威胁，必须坚决反对。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外层空间应当专门用于和平目的，以造福人类，任何国家不应以任何方式发展、试验和部署外空武器，应尽快谈判缔结一项全面禁止外空武器的国际协定。”中国政府的主张符合全世界人民利益，定会获得绝大多数国家支持。今后，世界人民反对外空军事化的斗争将日趋高涨。
波兹南事件的開始
1956年6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对人民波兰的历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由于它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发生的第一次大规模罢工，并引起了武力冲突，成为国际上十分令人瞩目的重大事件。
1955—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就民主化和提高供应问题正展开讨论，而在波兹南却在讨论关于降低工资和提高生产定额问题。在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和铁路机车车辆修理厂，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讨论1956—1960年计划时，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提出4700条的修改意见。然而中央交通车辆和设备管理局对这些意见不屑一顾。工厂缺乏原材料和半成品，往往造成月初没事可干，月底匆忙加班，完不成计划的要减发或不发奖金。工人们批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之间脱节，要求补发他们的附加工资，参加工厂管理，开展劳动竞赛，获得起码的劳动安全保护，严格遵守8小时工作制的规定，发放加班工资，并要求星期六缩短为6小时工作制。由于缺乏劳保服装，工作条件恶劣，导致事故发生率上升。当时的工会只起了组织劳动竞赛的职能，对劳动条件、劳动保护和工作纪律漠不关心。
1956年1月和5月，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没有完成计划，致使工人的报酬继续下降。1956年的工资甚至比1955年还低20％。尽管工人们长时间进行抗议，但仍然没能解决。
1956年6月波兹南的大罢工是由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开始的。该厂有120多年的历史。曾荣膺波兰机械工业“最佳”工厂称号。1．3万名职工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员占4600人。但由于工人的加班加点奖励等正当要求长期没有解决，而波兹南地方党的领导竟谴责这些要求是“煽动和挑拨行为”，加上全国形势的急剧变化，终于爆发了震撼世界的波兹南事件。
1956年5月16日，策盖尔斯基工厂的职工代表在该厂同党中央代表举行会见。当天厂报上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批评工厂管理混乱和失误。人们还提出了增加工资、降低赋税等经济要求。对此，工厂无权决定，立即与机械工业部和党中央联系，工人即发出请愿书，还选派代表团前往华沙。6月11日，在工厂领导与省委负责人会议上，领导指责工厂积极“带头闹事”的人组织集会、提出“无理”
要求及给党中央写信等。在这种情况下，6月21日，策盖尔斯基机车车辆厂几百工人开始停工停产举行集会，会上有22人发言，发言者情绪激动，声称如不解决他们的要求，就将举行罢工和上街游行。该厂工人的行动立即传遍了波兹南其他各厂。6月22日，该厂的积极分子同机械工业部副部长、工会中央理事会代表和省人民委员会主席举行会见。工会中央理事会的代表在报告中再次指责工人集会是“挑衅分子”企图在波兹南“冒险”。工人代表严厉反驳了这个报告，会见气氛异常紧张。6月23日，该厂3000人在食堂自发集会，要求答应他们的要求，否则就要上街游行。
与会者推选27人组成赴华沙的代表团。代表团于6月26日抵达华沙。当天下午受到机械工业部部长的接见。代表团提出下列七项要求：1．退还过去扣去的不合理的奖金所得税；2．保证原材料的供应和劳动的协调；3．撤销推行以降低工人月工资为目的的检查制度；4．推行所谓英国的星期六 （不工作）和8小时工作日制度；5．支付加班费；6．改善劳动安全和卫生条件；7．增强工厂在决定有关企业劳动生产中的地位，提高自主权。
接见从下午13时到19时，长达6个小时，有12名代表发言，展开热烈的争论。机械工业部同意考虑代表团的部分要求 （即减少赋税可以考虑，但增加工资不可能）。第二天即6月27日 （星期三）代表团返厂，波兰党政、工会负责人组成的中央代表团也前往波兹南，以便就地解决该厂的问题，平息各厂正在高涨的不满情绪。
印尼陸軍集團的崛起與共産黨的發展1945年8月革命后，印度尼西亚人民挣脱了荷兰帝国主义的殖民枷锁，赢得民族独立。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成为印尼民族独立斗争的领导者。然而，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经济上仍然是很弱的。在政治上是软弱和动摇的。一方面，它主张民族独立，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反对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依附帝国主义的政策。另一方面，它又害怕无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反对发动工农群众同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作斗争。
早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极力要夺取革命成果。它们在政治上的代表马斯友美党在帝国主义指使下，于1949年8月宣布成立所谓伊斯兰教军和伊斯兰教国。它的领导人卡托苏维约自封为“伊斯兰教国元首”，在西爪哇等地进行武装叛乱，声称要向一切异教徒发动“圣战”。1956—1957年间，苏门答腊反动军人集团相继建立称为雄牛委员会、象委员会和神鹰委员会等武装叛乱组织。接着，苏拉威西反动军人集团接管地方政权，发表所谓“全面斗争约章”，宣布脱离中央政府。这一叛乱组织称为“全面斗争约章集团”。1958年2月10日，苏门答腊叛乱集团向中央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要求在5天内从政府中清除共产党人。他们的要求遭到拒绝后，便在2月15日宣布成立所谓“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革命政府”，以马斯友美党人沙弗鲁丁为“总理”。这些叛乱陆续肃清后，苏加诺总统于1960年8月宣布同叛乱活动有密切关系的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为非法政党，同时封闭了它们的机关报 《永恒报》 和 《指南针报》。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向帝国主义妥协退让的政策日益不满。1948年9月，在帝国主义阴谋扼杀印尼共产党和进步势力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在茉莉芬被迫拿起武器自卫。由于力量对比悬殊以及印尼共产党在战略和策略上的错误，许多共产党人惨遭杀害。50年代以后，印尼共产党利用当时的有利形势和合法地位，积极开展工农运动，积蓄了力量。它在1955年9月举行的第一次大选中成为国内第四大党。在两年后的地方议会选举中，它获得了最多的票数，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人担任了爪哇的泗水、三宝垄和梭罗市市长。
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茉莉芬事件”中对共产党的镇压行动，以及在平定地方武装叛乱中取缔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的决策，都反映了它的两面性。苏加诺总统企图在共产党人和右派势力之间的斗争中实现平衡，使自己处于制约各派政治力量的地位。这种平衡是极不稳固的。在这一系列对内和对外的错综复杂的斗争中，一个新的强有力的政治集团迅速崛起，这就是陆军集团。
印度尼西亚陆军的前身是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治安部队，它基本上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抗日和独立战争时期的游击队，他们大都是进步青年学生，没有受到多少正规军事训练，后来大部分编人蒂博尼哥罗师；另一部分是战前荷印殖民军队和日本占领时期的“乡土防卫队”和“兵补”的下级官兵，他们是印度尼西亚陆军军官的主要来源，主力部队是西利旺仪师。“茉莉芬事件”后，蒂博尼哥罗师中的共产党人大批被杀害，这个师的力量遭到削弱。另一方面，以西利旺仪师为主力的陆军部队在反荷斗争、镇压地方叛乱和收复西伊里安战争中不断扩大实力，成为国内一支举足轻重的政治力量。1957—1958年印尼政府接管荷兰的大种植园、大银行和大企业时，陆军起了很大作用。
这些企业收归国有后，由陆军委派高级军官负责经营管理，其中约有450名军官分别担任国营企业和种植园的经理、副经理等职。印尼最大的国营企业即国民石油公司于1957年成立后，公司经理一直由陆军高级军官担任。1964—1965年印尼政府接管了英国和美国的企业，也由陆军高级军官控制。许多军官从事私人商业活动，利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种种特权，损公肥私，贪污受贿，成为一批暴发户和新贵族。这些企业已成为官僚资本。苏加诺总统作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在实际上徒有虚名。
苏加诺总统为缓和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于1957年2月提出改组政府的“苏加诺方案”。其主要内容是由代表民族主义、宗教和共产主义三种思潮的人物组成互助合作内阁和民族委员会，这就是所谓纳萨贡政府。苏加诺认为，西方民主不符合印尼国情，应实行“有领导的民主”，即加强总统的权力。这个方案反映了印尼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需要，即一方面企图通过总统的无限权力来打击帝国主义和右派势力，反对它们夺取国家的最高领导权，另一方面也以这一权力控制印尼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苏加诺拟议的互助合作内阁由于马斯友美党的反对，没有组成。在这同时，哈达副总统因主张反共而与苏加诺发生分歧，并于1956年底辞去副总统职务。
1957年4月，印尼组成以民族党为核心的朱安达内阁，马斯友美党和社会党被排斥在外。这两个右翼政党同陆军中的反共将领结成同盟，成为军队掌管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的合伙者。1959年，苏加诺下令恢复1945年宪法，根据该宪法改组政府，成立工作内阁，由他兼任总理。内阁成员由总统委任，作为总统的助手，不代表政党。同时，还成立两个新机构，即最高咨询委员会和临时人民协商会议。
1959年8月17日，苏加诺总统在国庆演说中发表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言》 （又称 《政治宣言》 ），提出建立“全民的政权”，实现“印度尼西亚式的社会主义”。1960年11月，临时人民协商会议作出决议，宣布政治宣言为“国家方针大纲”，成立以苏加诺为主席的“民族阵线”。1963年3日，苏加诺总统发表 《经济宣言》，要求肃清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残余，发展国营经济，自力更生，建设公正繁荣的社会。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利用这一有利形势，在工人阶级中发展组织，积蓄力量，准备新的斗争。到1965年，印尼共产党拥有350多万党员，它领导的各种群众团体拥有2700多万名成员。1965年1月，印尼共产党提出建立第五种军事力量，即在陆、海、空和警察部队之外，建立一支民兵武装。共产党人在空军官兵中较有影响，加上空军领导人对陆军势力的迅速扩张深为不满，印尼共产党的这一要求获得空军部分领导人的支持。陆军当局担心建立民兵将使印尼共产党掌握合法的武装力量，激烈反对。在两个政治势力互相对抗的情况下，苏加诺采取折衷妥协的办法。他一方面要派高级军官在各级政府中担任要职 （如在工作内阁中有1／3阁员是高级军官，1960年有5名省长是现役军人），一方面又任命印尼共产党领导人艾地为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副主席，鲁克曼为国会副议长，约多为内阁国务部长，允许共产党发展组织。苏加诺把原陆军参谋长纳苏蒂安提升为国防部长，任命陆军实力派人物雅尼为陆军司令，企图以此牵制纳苏蒂安。1963年5月1日，印尼收复西伊里安，苏加诺宣布废除1957年开展解放西伊里安运动后实施的“紧急状态法令”，取消了陆军根据该法令拥有的“维护安全”的无限权力。苏加诺企图利用他的地位和威望，把权力进一步集中在自己手里。
印尼共产党处在和平发展的环境中，壮大了队伍，也滋长了对苏加诺的幻想，提出“百分之百地实现苏加诺方案”等口号；企图依靠苏加诺的支持，通过改变国内阶级力量的对比，和平掌握政权。1965年5月23—26日，印尼共产党举行庆祝成立45周年群众大会和游行等盛大活动。
苏加诺总统应邀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赞扬印尼共产党“始终是一个进步的革命的党”。艾地则在印尼共产党举行的招待会上表示“决心遵照加诺兄的讲话去发展印尼共产党”。
在各派政治力量反复较量的同时，国内的经济状况日益恶化。1963年，苏加诺反对成立马来西亚，它采取“对抗政策”。1965年1月，马来西亚当选为联合国安理会成员，苏加诺宣布印尼退出联合国。这使印尼在国际上陷于孤立。印尼因西方国家中止对它的经济援助，财政赤字增大。工业开工不足，农业连年歉收，物价急剧上涨。到1965年，通货膨胀率达500％，其中大米价格上涨9倍，国家财政赤字相当于收入的3倍。人民的不满情绪日趋增长。
作为“纳萨贡”象征的苏加诺长期患肾脏病。1965年8月3日，他在公众场合突然晕倒。尽管到8月17日，苏加诺仍像往年一样发表激昂慷慨的国庆演说，但是总统的病情使各个政治集团都在考虑他一旦逝世后的形势，以及必须采取的对策。印尼共产党坚持立即建立第五军事力量的主张，并加紧在空军的哈利姆基地训练工人武装，到9月底已有2000人受过训练。陆军和海军当局则坚决反对建立第五军事力量。雅尼和纳苏蒂安声称，如果武装平民，那么所有的人都应该武装，而不只是武装工人农民；武装民兵必须受陆军管辖。双方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苏加诺总统这时已无法控制局势的发展。
印尼1965年“ 九· 三○ 事件”
陆军政治地位的上升，使它内部产生了新的矛盾。陆军高级将领在雅加达过着灯红酒绿的豪华生活，广大下级官兵却因薪饷不足和物价飞涨，甚至养不起妻子儿女。特别是来自小市镇和农村的士兵，对高级将领的奢侈生活极为不满，认为这些将领“玷污了军队的声誉”，“忘掉了他们的部下”。总统府警卫营营长翁东中校就是这些不满现状的中下级军官之一。翁东曾被派往西伊里安作战。那里的环境艰苦，士兵的伤亡率很高。停火以后，幸存的部队在西伊里安留驻6个月以上。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这些部队甚至没有固定的薪饷和后勤供应，而且处境很不安全。这说明为什么参加西伊里安战役的某些高级军官后来也加入了翁东集团。
翁东等人在军队内部建立了秘密组织，准备采取突然袭击的手段，清除军队中依仗权势、贪污腐化的高级军官。
这一主张得到印尼共产党的支持。它于1964年11月成立以夏姆和波诺两人为首的秘密的特别局，具体负责同翁东等人的联系。1965年9月初，总统府获知陆军高级将领成立一个称为“将领委员会”的秘密组织，准备在10月5日举行庆祝活动时发动政变，推翻“纳萨贡”政府。苏加诺责问纳苏蒂安和雅尼等陆军领导人。纳苏蒂安和雅尼否认此事。翁东等人决定对陆军领导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9月29日，他们制定了具体的行动计划。次日上午，又在哈利姆基地集会，作了战斗部署，决定10月1日凌晨4时由阿里夫中尉率领一个分队的士兵逮捕纳苏蒂安等7名高级将领。
9月30日晚10时，阿里夫中尉的分队作好一切准备，10月1日凌晨3时按计划包围7名将领的住宅，开始进行逮捕。在士兵冲入纳苏蒂安住宅院内时，纳苏蒂安闻声从边门逃出，越过围墙跳人相邻的伊拉克驻印尼大使馆院内，后来被他的部下救出。他的女儿被枪击身亡。陆军总部将领班查伊丹和哈尔约诺两人因拒捕当场被击毙。雅尼、苏普拉普多、巴尔曼和苏托约 （后3人均为陆军总部将领）等人被捕后，在雅加达郊区称作鳄鱼洞的地方被处决。参加这一行动的其他分队分别占领雅加达的广播电台、中央邮电局和独立广场等地。
10月1日早晨，雅加达市民打开收音机的时候，意外地没有听到新闻广播。到7时15分，电台广播一项公告说，由于“在首都雅加达的军队内部的军事行动，并在武装力量其他部队的帮助下”，一个称为“九· 三○ 运动”的组织已逮捕一批属于“自称的将领委员会”的高级军官，夺取首都的重要设施，并将总统和其他重要领导人置于其保护下。公告指出，采取这些行动是为了阻止将领委员会策划在10月5日发动并得到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政变。公告还说，继雅加达的行动之后，将在全国出现“反对将领委员会的代理人和同情者的行动”，并预示将成立印度尼西亚革命委员会以确保政府的政策。当天下午2时5分，雅加达电台广播了印度尼西亚革命委员会组成人员名单。委员会由45人组成，翁东中校任主席，苏巴尔佐陆军准将、赫鲁· 阿特莫佐空军上校、苏纳尔迪海军中校和警察助理高级专员安瓦斯任副主席，委员中有23名军队和警察部队的军官，其中包括空军司令奥马尔· 达尼中将和海军司令马尔塔迪纳塔中将、雅加达军分区司令乌马尔· 哈迪库苏马少将，以及内阁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和莱梅纳。委员中有5名共产党员，没有印尼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革命委员会将取代内阁执政。同时，组成以翁东为首的中央指挥部。
但是，形势在瞬息之间发生根本的变化。清晨，没有被“九· 三○ 运动”列入逮捕名单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将军得知发生的政变后，立即驱车到独立广场东街的司令部去。由于纳苏蒂安在越墙时脚部受伤而住院治疗，苏哈托决定在当天立即采取行动。他命令所属部队包围独立广场，迫使驻守在那里的两营政变部队投降。下午，在万隆的西利旺仪师的机械化部队奉命调到雅加达。6时30分，苏哈托的部队收复广播电台和中央邮电局。这时，政变集团只剩下哈利姆空军基地这个阵地。政变的中央指挥部就设在这里。
苏加诺总统在10月1日早晨获悉政变已经发生。他准备像往常一样乘车前往总统府。但是，他在途中考虑到总统府和他的住宅都不安全，便同意警卫人员劝告，改往哈利姆空军基地。在基地的奥马尔· 达尼中将和苏巴尔佐准将立即向他报告了已经发生的事情。当时，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也在哈利姆基地。关于苏加诺总统和印尼共产党在“九· 三○事件”发生前同这一事件的关系，缺乏可靠的材料，至今还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苏加诺在“九· 三○事件”发生后，对政变集团抱有同情态度。他始终没有公开谴责“九· 三○事件”。但是，他根据自己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也没有公开表示支持这一行动。
纳苏蒂安的逃脱和苏哈托迅速控制雅加达局势，对苏加诺的决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宁愿静观事态的发展，准备在情况有利时由他来收拾局面，重建他的领导权威。10月1日下午，当政变已显然失败，局势逐渐明朗化的时候，奥马尔· 达尼和艾地决定飞往中爪哇建立第二条战线，并希望苏加诺同行。苏加诺拒绝了这一建议。他匆忙任命普拉诺托为代理陆军司令，同时委任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负责恢复治安与秩序。在达尼和艾地离开后，苏加诺总统也在当晚10时离开哈利姆基地回到茂物行宫。就在这天夜里，苏哈托下令陆军伞兵突击团和装甲部队进攻哈利姆基地。在不可能继续抵抗的情况下，翁东、夏姆、苏巴尔佐等政变领导人在深夜离开了基地。10月2日清晨6时左右，苏哈托的部队攻占了哈利姆基地。“九· 三○ 事件”至此宣告结束。
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人民群众毫无思想准备，全国除中爪哇以外，几乎没有引起什么反应。10月1日，日惹和梭罗驻军中的部分官兵占领这两个城市的广播电台，在当晚广播了拥护翁东集团的声明。三宝垄驻军中的部分官兵夺取中爪哇师团的指挥权，建立中爪哇革命委员会，一度控制了三宝垄。但到第二天，当得知翁东等人在雅加达发动的政变已经失败，他们的队伍很快就瓦解了。10月2日，日惹和梭罗出现了支持翁东政变的游行队伍和标语，没有发生新的战斗。同一天，印尼共产党机关报 《人民日报》 刊载了“九· 三○ 运动”的新闻公报，发表社论谴责将领委员会，表示同情和支持翁东发动的政变。
10月2日起，陆军展开了一系列反击行动。苏哈托控制了陆军的指挥权，他根本不理睬苏加诺总统新任命的代理陆军司令普拉诺托。一些政党和团体在陆军的支持下成立了“粉碎反革命 ‘九· 三○运动’ 统筹团体”，要求取缔“九· 三○运动”和印尼共产党。10月5日，陆军为被政变集团在鳄鱼洞杀死的将领举行隆重的葬礼，苏加诺总统没有出席。这件事加深了陆军将领对苏加诺总统的不满。同一天，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表一项声明，认为“九· 三○事件”是“军队内部的事务，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并未卷入”，一些共产党人是在未征得本人同意的情况下被列入革命委员会成员名单的。10月6日，印尼共产党领导人鲁克曼和约多，照常出席苏加诺总统在“九· 三○ 事件”发生后在茂物第一次召开的内阁会议。苏加诺在谈到“九· 三○事件”时，谴责政变分子杀死陆军将领，同时主张和解。
他说：“革命委员会将由他们自行解散。”然而，苏加诺的平衡政策已经失灵。陆军断然拒绝了苏加诺的和解建议。
10月8日，在陆军当局鼓动与支持下，雅加达的青年学生组织焚毁了印尼共产党总部。10月14日，苏加诺总统任命苏哈托为陆军司令。10月17日，陆军派遣攻打哈利姆基地的伞兵突击团去中爪哇镇压政变的残余力量。政变主要领导人翁东、苏巴尔佐、夏姆等人在逃亡中先后被捕获，并被判处死刑。1965年11月22日，艾地在中爪哇三宝垄附近的小镇中被捕，并被就地枪杀。鲁克曼和约多也遭到杀害。奥马尔· 达尼受到苏加诺的短暂保护，他被撤销空军司令的职务，改任航空部长，在国外住了半年。但是，他在1966年4月回国后，立即被陆军当局逮捕，并被判处死刑 （未执行）。这一期间，陆军在全国各地大批逮捕和屠杀参与“九· 三○ 事件”的嫌疑分子和共产党人。苏加诺总统仍继续宣传他的纳萨贡原则。他在1966年2月21日改组内阁，企图挽回局势，形势却一天天变得对他不利。
1966年3月11日，在苏加诺总统召开内阁会议时，陆军包围了国家宫，对苏加诺施加压力。苏加诺不得不停止会议，他在第一副总理苏班德里约和第三副总理萨勒陪同下，乘直升飞机前往茂物行宫。下午，苏哈托派遣的代表团来到茂物，提出要在全国创造一个平静和稳定的气氛，就必须将总统的部分权力交给苏哈托。经过5个多小时的谈判，苏加诺总统终于屈服，签署了“移交行政权力给苏哈托将军”的命令 （通称“3月11日命令”）。第二天，苏哈托以总统名义颁布他的第一项法令：在全国取缔印尼共产党及其属下的群众团体。3月15日，苏加诺返回雅加达，他拒绝苏哈托提出改组内阁的要求。3月18日，苏哈托下令逮捕包括苏班德里约和萨勒在内的15名内阁成员，同时任命了一批临时统筹部长和部长。
6月20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第四次会议开幕，批准了“3月11日命令”，要求苏加诺任命苏哈托组成新内阁。
会议撤销了1963年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关于任命苏加诺为终身总统的决定。1966年下半年，雅加达等地学生和青年不断举行示威游行，要求苏加诺交出政权，同时攻击中国政府，掀起反华排华浪潮。1967年2月20日，苏加诺宣布，为了迅速结束政治冲突，愿意将权力交给苏哈托。3月12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撤销了对苏加诺总统的任命，在普选前禁止他进行政治活动，同时选举苏哈托为代总统，1967年10月，苏哈托政府宣布中断同中国的外交关系。1968年3月21日，临时人民协商会议决定正式任命苏哈托为总统。
1970年6月，苏加诺在雅加达的住宅中病逝。
“九· 三○事件”后的一系列权力斗争终于告一段落。
这一事件在印度尼西亚政治生活中引起的巨大震荡，至今尚未完全平息。根据苏加诺在事后任命的一个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陆军当局对印尼共产党的血腥镇压下，有8．7万人遭到屠杀。这显然是缩小了数字。根据美国驻印尼大使馆的估计，被杀人数为25万。而一般的估计是大约50万人遭屠杀，约30万人被投入监狱。包括苏班德里约等在内的政治犯至今未获释放。约有10万名同“九· 三○ 事件”
有牵连的政治犯仍在监禁中。
“ 蒙巴頓”方案
印度和巴勒斯坦独立之前，同属印度的版图，长期受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印度民族独立运动高涨，英国感到难以按过去那样继续统治印度，企图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1947年6月，英国利用印度国内的宗教矛盾，提出当时驻印总督蒙巴顿制定的方案，即“蒙巴顿”方案，把印度分为印度联邦和巴勒斯坦两个自治领。
蒙巴顿方案的核心是按宗教而不是按语言、文化或民族的区别来划分自治领，进一步加深了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宗教矛盾。根据蒙巴顿方案，旁遮普省和孟加拉省一分为二，东旁遮普和西孟加拉划归印度，西旁遮普和东孟加拉划归巴勒斯坦。消息一经传开，印度教徒就在东旁遮普驱赶和杀害穆斯林，穆斯林则在西旁遮普杀害印度教徒。这一冲突迅速蔓延，席卷许多省份。这场大规模教派间的相互屠杀造成了无数人的伤亡，导致了大批散居的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分别向巴勒斯坦和印度境内大迁移。
蒙巴顿方案规定各土邦可以自行决定加入任何一个自治领，这使查谟和克什米尔 （简称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成为悬案，造成印巴两国独立后立即围绕克什米尔问题兵戎相见。巴勒斯坦认为，克什米尔地区穆斯林占总人口的77％，按蒙巴顿方案以宗教划分自治领的原则，理应属巴，印度认为克什米尔的土邦王和议会赞同加入印度，所以该地区应属印。1947年10月两国在克什米尔地区开始冲突。
1948年8月，联合国印巴委员会通过停火、非军事化和公民投票三阶段解决克什米尔纠纷决议，为印、巴两国接受。
1949年1月，双方停火，结束了长达15个月的第一次战争。印度政府后来违背自己的诺言，阻挠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1965年9月，双方在克什米尔再次发生冲突。
这次冲突后来升级，引起了两国间的全面战争。这两场战争加深了两国间的互不相让，使两国关系留下难以弥合的创伤。
按照蒙巴顿分治方案，巴勒斯坦由东、西两部分组成，分别称为东巴和西巴。东、西巴被印度隔开，相距约2000公里。东巴人绝大部分属孟加拉族，操孟加拉语；西巴人分属信德、旁遮普，俾路支和巴丹等几个民族。两地居民的语言、文化和民族都不尽相同。东、西巴合为一体的基础仅仅是伊斯兰教。这种地理上的相互隔绝，民族、文化和语言的巨大差别，极易为内部分裂和外来干涉势力所利用。
印度的国土面积和人口在南亚均居首位，独立后一直以大国自居，企图跻身于世界大国行列。印度第一任总理尼赫鲁说过：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印度独立后对巴勒斯坦敢于与其抗衡非常恼火。打击和削弱巴勒斯坦，使之不能与印度抗争，便成了印度寻求的目标。
東巴危機
在近代历史上，东巴的穆斯林长期遭受印度地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经济、文化落后，缺少行政管理和科学、技术人材，在军队里更没有多少影响。巴勒斯坦独立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集中到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西巴资产阶级手中。据统计，1971年东巴人口约有7000余万，西巴人口约4500万，但在政府的文宫中，东巴孟加拉人只占36％，在中央政府一级的秘书中仅占16％。东巴省政府的历届首席秘书都不是孟加拉人，而一直由西巴人担任。中央政府的一些重要部门，如国防，内政和财政部的秘书也不启用孟加拉人。孟加拉军官占陆军军官总数不到5％，海空军军官总数不足30％。几乎都是西巴人的22个大家族控制着巴勒斯坦的经济命脉，它们掌握着全国66％的工业资产，77％的保险基金和80％的银行财产。60年代初，在阿尤布· 汗当政的头几年里，巴勒斯坦的经济得到较大发展，国家财富增多。由于中央政府无意消除东、西巴的差距，财富分配不均的状况更加严重。西巴的人均收入从1956—1960年比东巴高出32％，到60年代后期高出61％。用于西巴的进口占70％ （ 同期西巴出口占全国的41％）。国家将77％的发展基金和75％的大型工业企业放在西巴。
孟加拉人对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强烈不满。早在1952年2月，在巴勒斯坦政府宣布西巴的乌尔都语为官方用语后，孟加拉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迫使政府宣布孟加拉语和乌尔都语同为国语。在1954年东巴省议会选举中，一些政党又提出东、西巴平等，东巴自治等要求。1966年，以穆吉布· 拉赫曼为首的东巴人民联盟代表孟加拉资产阶级利益提出6点纲领，要求平等分享国家权力和财富，公开主张巴勒斯坦成为一个松散的联邦制国家，东、西两部分高度自治。6点纲领的主要内容是：1．政府实行联邦制和议会制；2．联邦政府只负责国防、外交；3．发行两种不同的，可在东西巴自由兑换的货币；4．东、西巴财政自理；5．外贸独立；6．允许东、西巴政府拥有准军事部队。
巴勒斯坦政府指责6点纲领是一个分裂国家的纲领，因而严辞拒绝。1968年初，巴政府宣布破获一起有印度背景，在印度特里普拉邦首府阿加塔拉策划的分裂国家的阴谋案件，即“阿加塔拉”阴谋案。穆吉布· 拉赫曼等34人被指控犯有分裂国家罪而被捕。此后，巴勒斯坦政府与人民联盟等反对党的矛盾开始激化。人民联盟利用东巴人民的不满情绪发起大规模群众运动，反对阿尤布政府的统治，要求释放拉赫曼等人，东巴政局出现动荡。与此同时，西巴人民也开展了反对阿尤布政权运动。1969年初，巴政局失控，阿尤布被迫下台，陆军总司令叶海亚· 汗接管政权，在全国实行军法管制。叶海亚· 汗宣布，一俟国内形势稳定，将尽快举行大选。
1970年底，巴勒斯坦举行大选。人民联盟以6点纲领作为竞选纲领，在东巴大获全胜，赢得分配给东巴的169个议席中的167席，占整个国会300席的55．7％，一跃成为巴勒斯坦的第一大党。在省议会的选举中，又赢得279个议席中的268个。议会选举结束后，人民联盟坚持以6点纲领制定宪法，与布托领导的、势力主要在西巴的人民党发生尖锐矛盾。人民党强调建立一个有效的中央，国防、外交、财政等要害部门必须由中央政府管理。叶海亚政府倾向于人民党的主张。
由于双方僵持不下，人民联盟从1971年3月在东巴连续发动总罢工，向叶海亚政权施加更大压力。东巴的正常生活逐步陷于瘫痪，政府机构不能履行职能。在一些地区，实际上是人民联盟在发号施令。3月15日，叶海亚抵东巴首都达卡，与穆吉布· 拉赫曼会谈。3月21日，包括布托在内的其他西巴领导人也抵达卡参加谈判。经过5轮会谈，未达成协议。3月25日，叶海亚宣布与人民联盟的谈判失败，并于当天返回西巴。午夜，叶海亚发表广播讲话，宣布再次对全国实行军管，取缔人民联盟。
3月26日凌晨，驻东巴的巴军出动，对人民联盟实施镇压。巴军首先解除由孟加拉人组成的军队和警察的武装，攻占由人民联盟势力控制的城镇，搜捕人民联盟领导人和骨于分子。3月27日，穆吉布· 拉赫曼被捕。在行动中，巴军伤害了许多普通群众。这样，不仅大批被解除武装的孟籍官兵、警察和准军事部队成员逃亡，而且造成大批难民流入印度。印度采取开放边界，收容难民的政策，数月之内逃亡印度的东巴难民达几百万之众。
在大批东巴难民流入印度之后，印度政府极力把巴勒斯坦的内政问题转化为国际争端。
1971年3月26日，就在巴军开始镇压人民联盟的当天，印度外交部长斯瓦兰· 辛格在人民院发表声明，称“印度政府对于在如此接近中国边界的地方正在发生的事态不能不感到严重不安”。4月11日，印度总理英· 甘地夫人明确表示，“由于有这么多的疏散者来到了印度，孟加拉事件就不再是巴勒斯坦一国的内政了”。后来她进一步说，“不能认为难民问题仅仅是巴勒斯坦的内部问题。这是印度的问题，而且在更大程度上是一个世界范围的问题”。从6月份起，印度政府不断派出内阁部长、特使到欧美和一些亚洲国家首都以及联合国游说。印度国防部副部长维拉迪亚· 舒克拉在访问瑞典时公开宣称：“没有理由把难民问题看作仅仅是人道主义问题，这首先是个军事和政治问题，是一个很快可以威胁世界和平的国际问题”，如果联合国和叶海亚总统的立场不改变，“印度则不能袖手旁观”。除官方代表团外，印度还派出许多民间代表团出国活动，还邀请外国记者、议员和国际救济组织到难民营参观，指使驻外使节广泛开展各种外交活动，要求支持印度的立场。
10月20日，印度外交部发言人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印度再也不能容忍950万难民继续留在印度了”。
在广泛动员国际舆论向巴勒斯坦施加压力的同时，印度政府积极进行战争准备。从1971年4月起，印军就利用雨季到来前例行战备物资补充的机会，积极向国外购买军火和零配件，加速国内军工生产；部队以各种名义和方式隐蔽地进行针对巴军的训练；陆军参谋部的人员开始拟定入侵东巴的计划。与此同时，印度政府积极寻求国际支持，尤其是苏联的支持。从1971年6月至10月印、苏两国领导人和政府官员频繁互访，就印巴局势进行磋商。印度外长斯瓦兰· 辛格和总理英· 甘地分别于6月和9月访苏，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副外长查拉普金、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波德戈尔内和副外长费留宾先后访印。其中，葛罗米柯访印期间，两国于8月9日签订了“和平、友好合作”条约。
条约第九条规定：“缔约双方保证不向参加与另一方发生的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便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该条约使印度实际上与苏联形成了某种结盟关系。
随后，苏联又向印度提供了价值5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装备。
英· 甘地总理从1971年10月下旬起对法国、西德、英国、比利时、奥地利和美国进行为时3周的访问，再次试探主要西方国家对印度以武力解决东巴难民问题的反应。通过这次访问，她确信这些国家不会对印度出兵东巴作出强烈反应。11月12日，她回国后不久对议员说：“应该认为，同巴勒斯坦发生战争是迫在眉睫和不可避免的，孟加拉国问题将在两个月内，或许更近一些时候得到解决”。
孟加拉國的建立
1971年4月17日，孟加拉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推举穆吉布· 拉赫曼为总统、塔杰丁· 艾哈迈德为总理，孔达卡尔· 莫什塔克为外长。由于拉赫曼当时被关押在西巴，人民联盟副主席纳茨鲁尔· 伊斯拉姆任代总统。
至1971年12月印度军队攻占达卡前，孟加拉国临时政府主要在印度西孟加拉邦活动。印军占领东巴后，孟加拉国临时政府于1971年12月22日迁入达卡。
1971年12月20日，巴勒斯坦总统叶海亚· 汗辞职，人民党主席布托就任总统和军事管制首席执行官。1972年1月7日，布托宣布无条件释放穆吉布· 拉赫曼。8日，拉赫曼离开巴勒斯坦飞往伦敦，10日自伦敦经印度返回达卡，受到盛大欢迎。1月11日，拉赫曼以总统的身份颁布了1972年临时体制法令，宣布孟加拉国实行代议制民主政体，拉赫曼自任总理，重新组织内阁。
在对外方面，拉赫曼政府执行倾向印度和苏联的政策。
1972年3月，即孟加拉国独立后不到4个月，同印度签订了为期25年的 《友好合作和平条约》。该条约在第九条规定：“缔约双方保证不向参加与另一方发生的武装冲突的任何第三方提供任何援助。在任何一方遭到进攻或受到进攻的威胁时，缔约双方应立即共同协商，以便消除这种威胁并采取适当的有效措施来保证两国的和平与安全”。条约还规定，双方“就涉及两国利益的重大国际问题彼此保持定期接触”。两国还签订了 《边界协定》 《经济合作协定》《贸易协定》 《铁路协定》 《原子能协定》 《水路过境协定》等一系列双边协定。拉赫曼执政时，印度对孟加拉国的经济援助总额达3亿多美元。
拉赫曼政府与苏联也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72年3月，拉赫曼出访的第一个国家就是苏联，在与苏联总理柯西金签署的联合宣言中，双方表示“就涉及两国利益的所有重要问题定期进行各级政治协商”。两国之间也签署了一系列双边协定。1973年4月，苏联援助孟加拉国一中队米格———21战斗机，两国建立了军事关系。1974年3月，应苏联的邀请，拉赫曼专程到苏联治病。在拉赫曼执政期间，苏联共向孟加拉国提供两亿美元的各种援助，并曾派出大批专家到孟执行任务。
孟加拉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是缓慢的。1972年8月，孟加拉国申请加入联合国，未能获得批准。同年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两项互相依存的决议，把执行1971年安理会307号决议，即遣返巴勒斯坦战俘同接纳孟加拉国人会一并考虑。1973年8月，印度和巴勒斯坦达成遣返9万名巴战俘和平民的协议，但孟加拉国仍坚持审讯195名战俘。直到1974年上旬，印、巴、孟3方才达成释放巴195名战俘协议。4月底，巴勒斯坦战俘全部遣返完毕。至此，联合国的有关决议已得到完全执行。1974年9月，在孟加拉国再次提出加入联合国的申请时，被一致同意接纳加入联合国。
在对内方面，穆吉布· 拉赫曼政府宣布实行“民主、政教分离、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政策。1972年3月，拉赫曼政府宣布把银行、保险和原属西巴人的企业，以及固定资产超过150万塔卡的黄麻、纺织、制糖等工业国有化。
不久，又把最后一项规定扩大到其他工业部门，在很短时间里，使得全部工业固定资产80％左右收归国有，宣布农民拥有的土地量不得超过100比卡 （200亩），拥有25比卡以下的农户免征农业税。
显然，拉赫曼政府对独立后的困难估计不足，对人民联盟由反对党变为执政党后产生的变化和可能出现的问题没有预见。独立后，孟加拉国很快就陷入困境而不能自拔。
首先面临的是严重的经济困难。经过9个月的动乱和战争的破坏，孟加拉国的经济受到严重摧残。工业国有化以后，普遍出现经营管理不善，官僚主义严重等弊端，加上资金和原材料缺乏，电力不足，工业生产经过几年的努力仍未能恢复到战前水平，大多数企业负债累累。
其次是社会动乱，人民生命财产没有保障。在战争期间，孟加拉国成立了名目繁多的游击队，独立后，它们各自为政。为统一武装力量，拉赫曼政府解散—了杂牌武装组织，组建了一支名为保安军的第二武装部队。保安军经常无故逮捕、审讯公民。此外，由于大量武器流散在社会上，全国各地都出现了武装抢劫集团。随着经济的恶化，杀人、抢劫等案件频繁发生。
独立初期，世界上许多国家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向孟加拉国提供了大量物资援助，其数额高达20亿美元，其中绝大部分是赠送的。这些援助未能有效地用于安置难民和恢复经济生产，相当一部分进入某些政府官员和私人的腰包。虽然拉赫曼政府曾多次开展反贪污、取缔走私等运动，并撤销一些犯有贪污罪行的官员和国会议员的职务，均无济于事。
1974年7月9日，孟加拉国遭受特大水灾，加剧了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由于政府救济不力，重灾区朗格普尔县的一些地区十室九空，在首都达卡，流落街头的灾民每天有70至100人死亡。这场水灾造成的饥荒夺去了数以十万计人的生命，也使孟拉国人民丧失了对拉赫曼政府最后一点希望，开展了大规模反拉赫曼政府统治的斗争。
拉赫曼政府以镇压回答人民的不满。1974年11月，盂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1975年1月又宣布紧急权力法，全面禁止集会和游行，任意逮捕和拘留持不同政见者。1月25日，拉赫曼改代议制政体为总统制，并自任总统，独揽一切权力；2日，宣布成立农工人民联盟，禁止任何其他政党合法存在，实行一党专政。
拉赫曼政府的上述行为，不仅激起子人民更大的不满，也激化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1975年8月15日，孟加拉国陆军的一批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杀死拉赫曼，成立了新政府。艾哈迈德就任新总统。10月3日，巴勒斯坦和孟加拉国建立外交关系。孟加拉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