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八章《世界通史第九卷》（1）
2022-12-17 作者： 李 楠
附录（1）
匈牙利事件中的納吉
处死一个人，如果行刑的是势不两立的敌手，死者亦死得明白；如果是同一信仰、同一奋斗目标的人砍下自己的头颅，那是死不瞑目的冤情了；倘若以一个崇高的名义磨就的锋利剑刃砍杀真心诚意为此目标奋斗的殉道者时，那就是不折不扣的反讽和无可奈何的悲哀。法国大革命时，罗兰夫人在断头台前一声：“自由，自由，多少罪恶之行假汝之名以行”，算是对此有了精辟的总结。但罗兰夫人并不是被“自由”的双刃剑刺 q，的最后一人，人们似乎总是在追求幸福社会的过程中玩着轮盘赌，往往是刀锋所指，一片血肉模糊。
隔了30多年的雾障风烟，我们仍然可以在被蓝色的多瑙河一分为二的布达佩斯城听见一个智者的声音：“我曾两次努力在中国维护社会主义这个词的荣誉，那是1953年和
1956年。第一次，拉科西出来反对我。第二次时，反对我的则是苏联
的整个武装力量。在这个由热情和仇恨构成的诉讼中，我必须为了我的
思想而牺牲我的生命。我愿意奉献它，因为按照你们的观点它已失去了
价值。我相信，历史终将宣判杀害我的刽子手。… … ”
说话者名叫伊姆雷· 纳吉，匈牙利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这是他在1958年6月14日走上绞刑架前的讲话。这位戴着夹鼻眼镜的教授、布哈林最勤奋的学生，孜孜以求的是建立一个充满人情味的社会主义。两天后，他高喊“社会主义的、独立的匈牙利万岁！”走向晨风中飘荡在绞刑架上的绳套。尽管他一直申辩自己的清白，然而法庭仍“以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名义”给他定罪，这是让纳吉哭笑不得的事情。“人民”是那些提着反坦克炮对准苏军坦克的青年人吗？ 是那些对保安部的滥杀奋起还击的人吗？
不是的。“人民”只是苏军坦克碾过布达佩斯大街硝烟散后所操纵的应声虫而已。就像匈牙利一首歌中所唱：“我们的国家有多大呀，连坏蛋也随处有容身之地”，匈牙利人民几百年来争取像多瑙河那样的奔腾自由又遭到了挫折。伊姆雷· 纳吉双脚离开了沉睡的匈牙利大地，带着他的自信和遗憾。
但是，纳吉的预言在30多年漫长的沉默等待之后，终于变成了事实。1989年1月25日，匈牙利政府宣布，30年前被处决的前政府总理及其同案人员遗体将被重新安葬。6月16日，25万人聚集在布达佩斯的英雄广场上，匈牙利政府为纳吉等人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宣称纳吉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纳吉等人的案件是“臆造的”，“判决是非法的”。实际上，已为纳吉事件平了反。
纳吉的死是匈牙利人民在探索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过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给纳吉平反，固然是拂去了历史的尘垢，让理性、正义和良知重见光明，但这一悲剧性的伤痕永远烙在匈牙利人民的心上，永远烙在追求公正、合理、幸福、充满人情味的人们的心上。
在众多论及匈牙利1956年事件的著作中，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把它说成是一场悲剧。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就像匈牙利人民在1848年科苏特起义反对奥匈帝国哈布斯堡工朝一样，他们再次以流血的头颅祭了自由、民主、独立的神圣殿堂———当然，其中夹杂着错综复杂、一时分辨不清的矛盾，以致于人们可以随意从中抽取一两个事例给它定性，正义或是非正义，进步或是倒退，革命或是反革命。
但是当我们透过30多年的历史迷障，会发现匈牙利人民只是在当时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的情况下自己选择一条独立、自由、民主、不受外来干涉的发展道路。1956年事件，如果抛开当日寸炽热的意识形态色彩面纱，它不过是匈牙利历史上人民争取民族独立、民族白决的众多事件中最让人痛心、最让人沉思的一节。历史给了他们伟大诗人裴多菲，裴多菲则给了他们“生命减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的名句。这一次，他们仍然在这一旗帜下下斗争、流血。
納吉的沉與浮
1953年3月5日，约瑟夫· 斯大林去世。苏联和东欧各国开始了所谓的“解冻过程”。苏共中央的调子有些变化，开始清算个人崇拜的错误。拉科西也不得不在后面跟着，作一些政策上的修补。在匈牙利共产党1953年6月全会上，开始提出拉科西集团的错误问题，但并未涉及问题的实质，倒是代替他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纳吉作的政府工作报告引起了众人的注意。纳吉在1949年由于反对拉科西强制超速推行农业集体化的政策受到批判，并被贬到大学里当教授。在贬谪期间，他进一步研究重大的理论问题，丝毫未放弃他认为是正确的观点。在这次全会上，他以拉科西的对立面出现，提出的政策颇得人心，尤其是颇得农民的好感。他主张放慢工业化速度，尤其是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调整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比例；减轻农民交售农产品和税收的负担；并切实保证贯彻自愿参加合作社的原则；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他还提出恢复社会主义法制，对冤假错案进行平反。但是，大权在握的拉科西只是拉出几个替罪羊敷衍一下。他把保安部的头目关进了黑牢，这只是半遮半掩的搪塞之举，而对受拉伊克案件牵连的近20万党员以及与原社会民主党人有关的案件则迟迟不予处理。他毕竟还是一个不错的政治演员，有一次，他当着政治局全体委员的面，把内务部官员和法官们叫去，训斥说：“你们为什么未能及时发现这些错误？”世俗的刀剑竟然对准工人阶级中的受害者！“世俗的刀剑”———匈牙利人民可想象不出它是个什么东西，只有贼喊捉贼的拉科西心里清楚。他甚至一本正经地作出一副对冤假错案一无所知的样子，吃惊地问一位刚出狱的干部：“你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不早来告诉我？”———搞得像真的一样。
不久，纳吉和拉科西的矛盾也公开暴露出来。全国务大报纸刊登文章，表示一致支持纳吉的改革方案，谴责和声讨拉科西的错误。但是，国际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于1955年5月在华沙正式签订了合作与互助的军事条约 （即通称 《华沙条约》 ），以抗衡西方对共产主义阵营的“新月形包围”。苏联的国内政策重新回到优先发展工业和军事工业为中心的轨道上来。拉科西又重新得势，精神抖擞地从苏联返回。他指责纳吉是修正主义路线的主要代表人，把以往攻击拉伊克等人的滥调又搬出来，并在1955年4月份的中央全会上通过决议，将纳吉开除出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撤销其党内一切职务，随后又免去了纳吉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莫斯科那些不久前还命令纳吉进行改革的人如今又把他放在一边，开始打拉科西这张牌了。
人民为纳吉叫屈。在由大学生、年轻的知识分子、作家和艺术家组成的“裴多菲俱乐部”里，著名哲学家捷尔吉· 卢卡奇和作家蒂波尔· 德里发表讲话，揭发党的现任领导的缺点，各文学报刊也发表了严厉批判拉科西政权罪行的文章，党内反对派的力量日益强大。独裁者失去了理智，又打算像过去那样进行镇压。
形势又变了。在1956年1月24日至25日的一夜之间，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内的会议大厅里发生了一件使全世界共产党人改变思想的事件，这就是赫鲁晓夫所作的著名的秘密报告。在苏共“二十大”上的这篇报告里，斯大林是位“没有教养的”、“血腥的暴君”。赫鲁晓夫大揭大批斯大林的错误，开动了改革苏联政治、经济体制的马达。国际关系领域内，赫鲁晓夫又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三和路线”，与美国的关系有所缓和，与南斯拉夫的关系也不断升温，还为铁托恢复了名誉。
拉科西这回撑不过去了。莫斯科打算把他给打发下台。
在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局1956年7月会议上，拉科西正谈着纳吉组织反党和反人民民主的公开派系，谈到了裴多菲俱乐部。推门进来了苏共中央委员米高扬，米高扬插话：“请原谅，拉科西同志。您说裴多菲俱乐部是由人民公敌和反革命分子组成的…… 据我们所知，这些人在所有集会上都高呼党万岁并高唱国际歌。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反革命分子会唱这支歌。”几分钟后，米高扬向拉科西逐字逐句传达了赫鲁晓夫的话：“鉴于拉科西同志这些非法措施，建议他辞去匈牙利的一切职务并离开这个国家。”就这样，拉科西被赶下了台。
但是，他为国家指定一位并不比他好多少的代理人埃尔诺· 格罗作为他的继任者。格罗是拉科西的人，他制订的脱离实际的生产计划使不少匈牙利人在10年之间倾家荡产。上台后，他执行的是没有拉科西的“拉科西主义”，坚持对纳吉的批判并继续弹着政治斗争的老调。这就给人民这样一个印象：靠“党”解决问题已无指望，群众造反是形势使然，正如布达佩斯人在表达无可奈何的感情时常说的：“新娘已到，好歹要和她睡觉。”
“ 五月風暴”與迅猛的學生運動60年代后期，在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
西德学生在激进的“社会主义学生联盟”领导下，于1967年6月掀起了颇具规模的学潮，使许多大学陷于瘫痪。1968年4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因不满校方管理，群起占领图书馆，并袭击校长办公室。同年春季在意大利的许多城市，大学生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要求让学生参与制订教学计划、参与管理学校，并进而批判传统的旧大学，要求创立新型大学。
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具体起因和目的是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憎厌和反对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消费社会”。此外，还有一个因素是反对美国政府进行侵越战争。学生们认为，在高度发达的消费社会中，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千方百计强化生产，同时引诱人们大量消费，使每个人身不由己地成为消费社会的一个机件，他们对自己的这种异化无所知觉，整个社会淹没在单纯的物的生产和物的消费之中，而置有关人类命运的其他基本问题于不顾。
就教育角度来说，学校成了资本主义制度制造它所需要的各种活的工具的工厂，学生成了从属于学校的物化关系的商品。学生个人的需要和愿望、天赋和才能的发挥和发展，不再被社会所注意和考虑。大学中原有的继承和批判文化遗产的功能在逐渐消失。
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生普遍存在的这种思潮，之所以在法国表现得格外激烈，则因为在法国还存在着一些特殊情况。从50年代到60年代，法国的大学生人数激增，1958年仅为17万人，1968年激增为61万人，其中1／3左右集中在巴黎地区。大学的教学和生活设施远远跟不上学生人数增加的需要。宿舍拥挤，图书馆人满为患，教室不敷所需，有时学生们只得站在门外听课。政府虽然新建了一些学校，但远未能解决问题。法国政府当局对于这种情况的对策，不是采取积极地加速发展教育设施的态度，而是以限制入学人数来消极地维持局面，一大批有志于深造的学生被拒于大学门外。法国教育行政部门因循守旧，强行维持早已不合时宜的种种清规戒律，如校园内不得举行政治性集会，男女学生不得在宿舍内互访等等。此外，还有一个毕业后的出路问题：许多大学生熬得几年寒窗，总望踏入社会后施展才能，但冷酷的现实是很难找到自己愿意从事的职业，他们只能为了糊口而放弃自己已经初步掌握的专业，去从事用非所学的工作。他们对前途失去稳定感、希望和信心。面对广大学生日益显示出来的不满和怨恨，法国政府表面上宣称要进行教育改革，但措施不力，进展迟缓，问题久悬得不到解决。这许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促使学生们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思索。萨特、阿尔都塞、勒费弗尔等“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在学生中间影响日益扩大。这些内外因素的结合，便导致了1968年5月的学生运动的爆发。
巴黎大学农泰尔分校的学生首先发难。该校是政府为解决学生数量激增而在巴黎郊区新建的一所大学，物质条件比其他大学更差，学生们曾于1965、1966、1967年，连续发动几次学潮，要求改善条件，革除陈规，均被校方拒绝。1968年1月，学生们再次闹事，校方召来警察弹压。3月18日，在一次反对美国侵越战争的示威游行中，该校的一名学生被捕。3月22日，该校的部分学生集会抗议。会后，142名学生占领了学校的行政机构所在的塔楼，决议成立“三· 二二运动”。校方急忙向政府报告，警方根据教育部长阿兰· 佩雷菲特的要求，于当晚包围塔楼。凌晨2时，学生们高唱“国际歌”被迫撤离塔楼。此后一个月内，学生们多次集会，抗议校方和警方的卑劣行径，动乱范围逐渐扩大，参加斗争的学生日益增多，校方态度强硬。5月2日，农泰尔分校校长宣布该校无限期停课，并通知参加占领塔楼行动的科恩—邦迪等8名学生前往巴黎大学索尔邦本部，接受校务委员会的讯问。
5月3日，当科恩—邦迪等8人来到索尔邦时，聚集在校园中的数百名学生发生骚乱。校方清示教育部长后召来了大批警察。警察使用警棍和催泪弹驱赶学生。学生们拆毁桌椅进行还击。双方搏斗从下午5时至夜间10时半，200余名学生被捕。校方当夜宣布关闭索尔邦，并决定由纪律委员会传讯带头的学生科恩—邦迪等人。与此同时，警方声称将把若干被捕的学生交由法庭审判。校方和警方相互勾结镇压学生的暴行更加激起了广大学生和教师的愤慨。
当时，全国高等学校教师工会宣布支持学生的斗争。次日凌晨，全国大学生联合会等7个团体的代表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对策，决定展开广泛的斗争。
5月6日，1万余名学生在巴黎市内示威游行。3000余名警察再次包围索尔邦，与学生发生激烈冲突，直至深夜。
5月7日，一部分中学生加入斗争行列，游行队伍更加壮大。
学生的行动得到知识界知名人士的支持。例如，著名哲学家萨特出面组织支援受害学生委员会。6名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联名致函戴高乐总统，要求释放被捕学生，重新开放索尔邦。广大市民对学生造反的原委虽不甚清楚，但出于对警察暴行的义愤，也站在学生一边。据5月8日的抽样民意测验，4／5的巴黎市民支持学生。
当时蓬皮杜总理正在伊朗和阿富汗访问，由若克斯暂代总理，内阁实际上在戴高乐总理的直接控制之下。面对日趋严重的局势，戴高乐仍然坚持高压政策。他认为闹事的只是少数学生，法共也并未插手，因而不会酿成重大事件。5月5日，戴高乐指示若克斯、佩雷菲特和内政部长富歇：“必须毫不留情地制服街头骚乱……每晚都应逮捕500名学生。”5月7日，学生代表向政府提出3项要求：释放被捕学生；撤走警察；重开索尔邦。佩雷菲特根据戴高乐“先维持秩序，然后才能讨论”的指示，同日在议会宣称，“恢复秩序，一切都可能；秩序不恢复，一切都不可能。”
实际上拒绝了学生们的全部要求。
政府的态度进一步激发了学生们的愤怒和斗志。5月8日，学生们成立了“五· 三行动委员会”，号召占领学校。
5月6日，学生举行大型集会，在会上发表演说的除科恩—邦迪外，还有西德、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西班牙等国的学生，他们专程来到法国，支持巴黎学生的斗争。发言者异口同声鼓动学生们向校方和政府抗争。
10日下午6时，学生们举行了空前规模的游行，前往司法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学生。游行队伍在途中遭到警察阻拦，遂改变计划前往索尔邦。队伍行至拉丁区又遭警察阻拦。学生们怒不可遏，折毁路障，翻起街石，筑起街垒以迎击警察。教育部长佩雷菲特闻讯后，宣布同意撤走包围索尔邦的警察，重新开放索尔邦。关于释放被捕学生问题，他要求学生派出代表与政府进行谈判。谈判进行了数小时未达成协议，警察又于凌晨2时开始向学生发起攻击。3小时后，学生们的街垒全部失陷，数百名学生被打伤。学生们在这次搏斗中失败了，却赢得了普遍的同情，在野党的领导人纷纷发表谈话，谴责警察的暴行。11日下午，若克斯和富歇向戴高乐建议：立即宣布接受学生提出的3项要求，以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戴高乐回答道：“不能向骚乱低头，国家不能退让。”
蓬皮杜总理于5月11日晚间从国外返抵巴黎后，即去爱丽舍宫会见戴高乐。深夜11时30分，蓬皮杜发表电视演说，用委婉的言辞宣布接受学生的3项要求。
警察撤走后，学生于5月13日占领索尔邦。他们张贴标语、散发传单，组织讲演和辩论。索尔邦变成了学生们的“自由王国”，气氛热烈、紧张而混乱。14日，学生们成立了“占领委员会”，下设12个小组，分别管理索尔邦的校舍、食堂等等。索尔邦被宣布为“自治的人民大学”，日夜向一切劳动者开放。
5月15日，学生们占领了奥德翁剧院，用作集会和活动的场所。
外省各大城市的学生受到巴黎学生的鼓舞，群起仿效，游行示威，占领学校，向政府抗议。学生运动的烈火燃遍全国。
参加斗争的学生大致可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是有组织的左派学生，另一部分是没有组织起来的自发参加活动的学生，第三部分则是介乎这两者之间的无政府主义者。在斗争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有组织的左派学生，他们的组织和派别很多，如“革命共产主义青年团”，“革命学生联合会”，“共产主义青年联盟 （马列）”等等。这些组织中的不少成员过去曾是法共或法共青年组织的成员，后因对法共的路线和政策不满而自动退出或被开除，其中不少人是托派分子和他们自称的所谓“毛派”分子。他们宣称是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者，但都反对法共当时所执行的路线和政策。他们认为，苏共二十大前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忽视个人自由，因此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此后法共又奉行苏共的和平过渡路线，一味强调议会斗争，从而坠入改良主义泥坑。他们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感到失望，转而向“西方马列主义”、“格瓦拉主义”和“毛主义”寻求真理。他们接受了马尔库兹的理论，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的革命任务已经历史地落在享受不到正当权利的贫民、学生等阶层的肩上。他们自己并不感到物质匮乏，因而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工人在罢工中经常提出的那些物质要求，而是要消除一切等级制，让学生管理学校、工人管理工厂，让人人的才智和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等问题。
他们认为，传统的请愿、谈判等斗争手段已经过时，新的斗争目标要求采用与之相适应的新的斗争手段，即更为直接的革命行动：不断地向统治者挑衅，促使统治者诉诸暴力镇压，暴露其凶恶的本相，从而使广大群众觉醒起来；然后再挑衅、再镇压、再觉醒；一浪接一浪，把运动推向高潮。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崇拜鼓吹革命暴力的卡斯特罗和切· 格瓦拉等人。
法国的右翼政党当然不会支持学生的斗争。值得一提的是法国共产党的态度。5月3日，法共政治局委员乔治·马歇在 《人道报》 上发表署名文章，题为 《撕下假革命者的伪装》。文章称左派学生为“冒险主义者”、“左派小集团”，指责学生们的行动“客观上在为戴高乐政权和大垄断资本家的利益服务”。他号召人们“反对…… 左派小集团、并孤立他们”。另一个左翼政党———社会党对这次学潮也不重视，没有施加什么影响。所以说，这次学生运动基本上是在没有政党领导或支持的背景下白发进行的，而且他们内部也始终没有形成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
“ 五月風暴”中的罷工浪潮和政府危機1968年5月13日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从这一天起，运动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从巴黎蔓延到全国，从学生扩大到工人以及社会各阶层，由学潮发展为威胁戴高乐政权的全面危机。
5月10日夜间至5月11日清晨学生对抗警察的街垒战震惊了整个巴黎和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谴责政府的残暴镇压行径，青年工人的反应尤为强烈。法国总工会、法国民主总工会和工人力量等三大工会号召本工会的工人于5月13日举行24小时的总罢工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5月13日正是导致戴高乐东山再起的1958年5月13日阿尔及尔事件10周年。选择这一天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突出地表明罢工和示威的矛头所指，是戴高乐本人和他的政权。
5月13日的示威游行规模空前，参加的人数在50万以上。法共领导人瓦尔德克· 罗歇、乔治· 马歇，社会党领导人居伊· 摩勒、弗郎索瓦· 密特朗以及孟戴斯—弗朗斯等政治家也走在游行队伍中。示威者高举的横幅上写着：“学生、教师和工人携起手来！”“10年，够了！”游行队伍从共和国广场出发，穿过闹市区向当费尔—罗什洛广场进发，声势浩大，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力量。游行队伍中不仅有工人和学生，多年来对政治漠不关心的市民受到学生们的感染，也开始思索学生们提出的问题，加入斗争行列。
甚至连天主教会一些神职人员也参加了游行。各行各业和各个阶层的法国人几乎都在考虑法国社会的弊端和解救的途径。
法共领导人参加游行一事表明，法共对运动的态度已有所转变。起初，法共之所以对学生运动持完全否定的态度，除了左派学生组织历来反对法共这个原因外，还因为法共坚持这样的基本观点：法国当时根本不存在直接革命的形势，学生制造的骚乱只能给资产阶级进一步加强专政、扼杀民主、甚至为实行法西斯统治提供借口，因而学生们的行动是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有害无益的不负责任的行为。
人们认为，法共对形势的分析当然不无道理，但它对这场风暴的兴起和发展完全缺乏精神准备和清醒的分析，对学生运动的作用作了错误的估计，因而失去了对运动的领导权。当运动向广大工人和各阶层人民扩展时，法共基于两点考虑，转而采取有保留的支持态度：第一，若继续站在运动之外，甚至抱对立态度，法共不仅会脱离广大学生和青年，而且有失去部分工人和其他劳动者的拥护之虞，法共在法国人民心目中的革命者的形象将受到极大损害。
第二，只有参加运动，才有可能将运动控制在它所希望的范围之内，使之不越一定限度。正因为如此，马歇5月3日的文章受到了政治局若干成员的批评。法国总工会 （其主席法共政治委员会乔治· 赛吉）开始与学生进行有限的合作。
其他政党的领导人和政治家公开亮出支持斗争的旗帜，那是不难理解的。他们看到，斗争已越出校园，反对戴高乐政权的色彩已大为加强，作为在野的政治家，他们当然不会放过任何可以推翻现政府的机会。
5月13日游行后，工人迅速行动起来。在全国颇有影响的国营雷诺汽车厂所属的布洛涅—比扬古工厂的工人率先罢工，全国各地的工人纷纷响应。工人们占领工厂后日夜轮流守卫，并把厂主赶出工厂。到5月20日，全国的罢工工人已达1000万。在工人的带动下，各行各业相继行动起来，银行关闭，公共交通停顿。国家广播电视部门的部分职工也宣布罢工。全国的经济生活面临瘫痪，大资本家们惊恐不安，纷纷向西德和瑞士转移资金。
蓬皮杜与戴高尔乐不同，他执行的是息事宁人的安抚政策，为的是尽快控制事态，防止进一步扩大。他宣布接受学生提出的3项要求，并于5月12日和13日全部兑现。
但事态并未就此停止发展，不但发生了5月13日的大游行，而且学生进一步提出解除内政部长和巴黎警察厅长的职务，设立人民法庭审判警察的暴行等新的要求。蓬皮杜遂下令与学生代表私下进行谈判。戴高乐固执己见，坚持原定计划如期出访罗马尼亚。富歇等部长竭力劝阻。蓬皮杜则希望在戴高乐出访期间加紧推行自己的安抚政策，所以对戴高乐的出访丝毫未加反对。戴高乐遂于5月14日启程赴罗马尼亚。
在野各政党借群众运动的高涨向政府发起攻击。5月14日，国民议会中的反对派对政府提出弹劾票。多数派以总统暂时缺位为理由，主张将弹劾案的表决推迟到戴高乐回国后的5月22日。5月15日学生占领奥德翁剧院后，蓬皮杜惟恐占领风潮越来越猛，于5月16日发表电视讲话，再次呼吁恢复秩序。5月17日，外交部长德姆维尔与戴高乐通长途电话后，戴高乐决定提前半天结束对罗马尼亚的访问，于5月18日回到巴黎。在5月19日的内阁会议上，戴高乐依然坚持强硬态度，要求立即夺回被学生占领的索尔邦和奥德翁剧院，并说必要时可以开枪。蓬皮杜和富歇婉言相劝，戴高乐才收回成命。
戴高乐之所以坚持强硬政策，除了他对共产主义一贯的敌视和对形势的严重性估计不足外，尚有他十分清醒的一面。那就是，他认为，要在法国酿成一场革命，造反的学生必须与法共携手，法共领导的工会必须与其他工会密切合作。要推翻他的政权，法共必须与密特朗领导的社会党人结成同盟。这些条件实际上远未具备。所以他认为，即使采取严厉措施，也不会导致严重后果。蓬皮杜对形势的分析与戴高乐基本相同，不过他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他认为，若采取强硬政策，有可能改变法共对运动的看法，进而逼迫它彻底改变态度，号召工人与造反的学生通力合作，以推翻戴高乐政权为目标，掀起一场名副其实的革命。为避免这种可能的结局，蓬皮杜力主妥协、安抚，但因得不到戴高乐的全力支持，所以不能放手执行。
国民议会就少数派对政府提出的弹劾动议，于5月21日和22日进行了辩论，在随后进行的表决中未获通过。投赞成票的除法共和社会党议员外，尚有大部分中间派议员，共233票。多数派虽然以244票取胜，内部矛盾已经暴露：一名戴高乐派议员拒不参加投票，并辞去议员职务，另一名戴派议员对弹劾动议投赞成票后辞去议员职务。
5月24日，戴高乐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没有提出明确的解决方案，而是再次祭起那个屡试屡灵的法宝———全民公决，要求全体公民对他所主张的空泛的“参与”政策，即扩大人民参与国事和管理各项事业的机会，表示意见。
他以威胁的口吻说道，如果他的主张遭到全民公决的否决，他将不再担任总统。戴高乐的演说使政界人士和广大群众大失所望。人们提出，他建议的全民公决实际上是企图以个人威望来平息普遍的不满。在此之前的5月23日，政府宣布不准当时在国外的科恩—邦迪入境，学生大为愤慨。
这两件事引起的后果，便使一度相对平静的示威游行重掀高潮。24日夜间再次发生街垒战。
议会中的少数派各党虽然在弹劾政府的动议中遭到失败，但它们从表决的结果中看到了自己的力量，而且从戴高乐的电视演说中受到了鼓舞。他们认为，戴高乐已经老朽，再也没有当年的精力、魄力和才能，被取而代之的日子已为期不远，很可能在预定于6月16日举行的全民公决中遭到否决而下台。因此，各党派的政治家纷纷登场，为逐鹿“戴高乐之后”的政权而忙碌。
法共虽然改变了对运动的态度，但基于对法国不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的估计，力图将工人运动控制在传统的方式和要求范围之内。因此罗歇5月22日在国民议会上仅限于说：“大学生人人要求有求学的机会。工人和工会要求增加工资，充分就业，缩短工作时间，提前退休年龄……”。
法国总工会要求与政府和雇主进行谈判。这一要求正中急于恢复秩序的蓬皮杜的下怀。他始终认为，真正的危险在寸；法共和工人，只要能稳住工人，学生是不难对付的。他立即召集工会、雇主和政府三方面代表，从5月25日起在格勒内尔街的社会事务部举行谈判，并亲自参加。
为了迅速恢复全国平静，政府和雇主作出一些让步。经过两天的讨价还价，三方达成9点协议，主要内容为：每小时最低工：资由2．22法郎增加为3．00法郎，即提高3．5％；自6月1日起普遍增加工资7％，自10月1日起再增加3％；缩短每周工作时间1—2小时。
出乎蓬皮杜和工会领导人的预料，格勒内尔协议公布后，当即遭到许多工会基层组织和工人群众的拒绝。工人们认为，最低工资虽大幅度提高，但领取最低工资的工人仅占全体工人的7％，绝大多数工人并不能从这项规定中得到实惠。其次，在正常年分，工资的实际增长率为6％ 左右，而协议规定的增加幅度仅为7％。这就是说，工人们空前规模的罢工只争得了1％的实际增长。更重要的是，工人们在罢工中提出的对企业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实行工人自治、扩大工会权利等要求，均未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绝大多数工厂继续罢工，蓬皮杜的努力再次失败。
连续两周的全国性罢工使经济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给居民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困难，人们希望恢复正常秩序。格勒内尔协议的失败说明蓬皮杜内阁和戴高乐政权的无能。
更换政府，让戴高乐下台这个问题比原来的估计更早地提到日程亡来了。各派政治人物积极奔走，为组织新政府用尽心机。吉斯卡尔· 德斯坦主张保留戴高乐，更换蓬皮杜，由“革新人士”组织新政府。中间派勒卡尼埃要求组织“救国政府”。法共深知自己无力单独组织政府，遂向社会党靠拢。社会党的密特朗认为法共不易为非左翼选民所接受，与其同法共携手，不如与右翼的反戴派孟戴斯—弗朗斯结盟。5月27日，以统一社会党和全国大学生联合会为主的几个组织在夏尔莱蒂体育场举行大型群众集会，孟戴斯—弗朗斯出席了大会，法共系统的组织全部被排除在外。
罗歇当即致函密特朗，要求当天与他会谈，就共同组织一个“人民的和民主联盟的政府”进行磋商。法共决定于5月29口组织大规模示威，显示力量。
5月28日，教育部长阿兰· 佩雷菲特辞职。内阁部长们人心浮动，有人收拾文件，有人订购机票。戴高乐派内的许多人也认为，戴高乐等不到6月份的全民公决就要下台，问题只是由谁来接替了。当天下午，密特朗发表声明，声称政府已名存实亡，必须立即着手组织一个“临时管理政府”，由孟戴斯—弗朗斯出任总理。至于未来的总统，密特朗毫不客气地说：“我是候选人”。
“ 五月風暴”的戲劇性結局
1968年5月29日，看来大厦将倾，人们紧张地按照自己对形势的理解和想象为戴高乐政权准备“后事”。戴高乐本。人也终于认识到了形势的严重性。他认为，法共组织的定于5月29日举行的示威游行可能演变为攻打巴士底狱式的武装起义，游行队伍可能直奔爱丽舍宫，以他为目标。
一旦爆发这样的起义，左派学生必然与法共携手，因而政权势必落入法共手中。他决定飞往西德的巴登—巴登，同法国驻德军队司令马絮将军密谈，争取军队的支持。由于他对控制局势已无把握，行前召见他的女婿德博瓦索将军面授机宜，并交给他一些文件和两封信。一封是给蓬皮杜总理的，内容为关于当前局势的指示；另一封致法国人民，陈述他对总统继任人的意见。在与马絮将军的会谈中，戴高乐以释放1961年阿尔及利亚事件中的叛乱军官为代价，换取了军队的支持。双方商定，法共倘若在巴黎发动起义，军队立即向首都进军。
戴高乐离开巴黎前，曾通知蓬皮杜，他因感到疲劳暂回科龙贝乡间休息一天。总统的直升飞机未在预定时间降落在科龙贝，刹时间，总统失踪的消息不胫而走，政府官员和政党首领们纷纷揣测，有人认为戴高乐此番出走不会再返爱丽舍宫，有人甚至怀疑他已自杀。在一片紧张的气氛中，巴黎郊外乡间出现了坦克，准备保卫爱丽舍宫的伞兵部队已在巴黎荣军院广场集结。
各个政党的领袖们频繁活动，商讨组织政府问题。密特朗与孟戴斯—弗朗斯进行了接触，法共代表与密特朗的代表举行了会谈，但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法共力图与密特朗结成联盟，反对孟戴斯—弗朗斯出任总理。密特朗愿意与孟戴斯—弗朗斯合作，而孟戴斯—弗朗斯则不甘屈居密特朗之下。接替戴高乐政权的准备工作虽在加速进行，但矛盾重重。
当天下午，法共组织的游行队伍约三、四十万人秩序井然地列队前进，不但没有冲击爱丽舍宫，而且没有发生任何暴力行动。已从巴登—巴登回到科龙贝的戴高乐接到报告，才知道是一场虚惊。他立即振作起来，准备反击。
戴高乐的出走和短暂的失踪造成了强烈的效果。数日来被人们视为已不起作用的总统突然成了人们注视的焦点。
5月30日，戴高乐回到巴黎，当天下午，发表了四分半钟的广播演说。人们普遍以为他将宣布辞职，但他却出乎人们意料地宣布，不仅他本人不辞职，而且不更换总理。相反，他宣布解散国民议会，提前大选。在广播讲话中，他辱骂法共以“恫吓、毒化和暴虐为手段。”并指桑骂槐地指责法共“利用那些为人所不齿的政客们的野心和仇恨”。戴高乐的决定打乱了反对党领袖们的步调，使他们一时间手足无措，来不及作出有力的反应。戴高乐派和拥护戴高乐的人们从他的广播讲话中得到了巨大鼓舞。当天下午，50万人在爱丽舍田园大街举行声势浩大的支持戴高乐的示威游行。
5月31日，戴高乐撤换了若克斯、富歇和情报部长戈尔斯。政府采取措施，从5月31日起保证了一个月来日趋紧张的石油供应，从而在人们的心理上赢得巨大胜利，争得了对长期动乱已感厌烦的居民的支持。对于这种戏剧性的变化毫无精神准备的反对党领袖们，眼看搞垮戴高乐的良机已失，匆匆转入新的国民议会的竞选。一天之前似乎摇摇欲坠的戴高乐政权奇迹般地摆脱了危机。
一个多月以来的动乱，使居民的生活受到很大影响，特别是石油供应的困难使一般市民很感恼火。频繁的街头革命行动，动辄拆毁公共设施，破坏道路，也使他们反感。
学生们提出的口号和要求与普通居民并无紧密的联系，所以，危机初期因对警方暴行不满而产生的对学生的同情逐渐消失下去。居民们普遍希望恢复秩序，恢复正常的生活。
此外，如同历史上一再重现的状况那样，外省对巴黎激进的造反行动不甚理解，支持不力。在这种情况下，学生和工人虽然继续坚持了一段时间，并且后来还掀起了几次小高潮，但因失去了舆论的支持，势头越来越小。政府乘机加紧镇压，6月12日宣布禁止示威游行，并解散11个学生团体；6月14日，警察赶走了占领奥德翁剧院的学生。6月16日，警察从学生手中夺回了索尔邦。工厂陆续复工，到6月19日，全国坚持罢工的工人仅剩1．5万人。震撼欧洲乃至全世界的法国1968年五月风暴就这样渐渐减弱以至完全停息。
五月风暴的主要参加者学生和工人，从未把推翻戴高乐政权明确地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更没有夺取政权的计划。因此，戴高乐政权在五月风暴后的幸存，不能认为是学生和工人斗争的失败。学生和工人掀起这场风暴，主要不是因为物质的匮乏，而是感到自己成了资本主义等级制异化制度的受害者。他们普遍感到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学生的才智不能自由地发挥，工人在劳动过程的创造性被窒息。学生要求管理学校，工人要求管理工厂；总之，他们要做自己命运的主人，做社会真正的主人。他们的愿望在五月风暴中得到了充分的表达，他们的要求没有达到，也不可能在不触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达到。但是，他们的愿望和行动深刻地反映出了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矛盾，使人们认识到，不只是“饥寒交迫”可以引起革命，政治上和精神上的被奴役、被压迫同样可以引起革命。只要经济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制度便可永存的神话被事实击破了。从这一点来说，五月风暴是发人深思的。
政治家们并不是五月风暴的主角，他们只是在运动已经形成高潮时，才同群众在一点汇合，企图借群众运动的力量推翻戴高乐政权。他们由于互不团结，策略不当而坐失良机。这就更不意味着五月风暴的失败。
越南戰争：從“ 特種戰争”到“ 越南化”
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是越南人民反对美国侵略，实现国家统一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次战争从1961年5月14日美国“特种作战部队”入侵南越开始，到1975年4月30日越南军民解放西贡结束，历时14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一场持续时间最长、最激烈的大规模局部战争。在这场战争中，美国共投入侵略军60余万人，还拼凑盟国军队6万多人，使用了原子弹以外的各种现代化武器装备，对越南军民进行了灭绝人性的屠杀。但是，越南军民遵照胡志明主席决战决胜的教导，不畏强暴，不怕牺牲，英勇抗击，最后夺取了这场抗美救国战争的胜利。美国侵略者遭到了侵朝战争后的一又一次惨重失败。在这场战争中，越南得到了老挝、柬埔寨两国人民抗美战争的密切配合和大力支援，同时也得到中国、前苏联、东欧各国以及全世界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的同情和援助。中国人民不惜作出重大民族牺牲，先后向越南派出30多万人的防空、工程、铁道和后勤保障部队，并从武器、弹药到粮食、被服等方面，向越南人民提供了巨额无偿援助。
美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开始插手印支地区。
1945年9月23日，法国殖民主义者再次对越南南方发动殖民战争。1946年12月19日大举进攻河内，开始了对越南的全面武装入侵。自从法国侵越战争爆发，美国就大力支持法国侵略者，而且在越南极力物色和扶植亲美势力，以图一旦法军撤出印支地区，便把越南变成美国的新殖民地和侵略东南亚其他国家的军事基地。
1954年5月7日，越南人民军在奠边府战役中取得了全歼法军的辉煌胜利。同年7月21日，在日内瓦会议上，交战双方就印度支那停战和政治解决达成了协议，法国被迫同意撤出印度支那地区。但是，美国政府却拒绝在日内瓦协议上签字，并宣布不受日内瓦协议各项规定的约束。
这就为最终破坏日内瓦协议，发动侵略战争，埋下了伏笔。
1954年9月，美国拼凑了“东南亚条约组织”，把越南南方列入由美国实际操纵的东南亚集团的“保护”地区之内。1955年1月以后，美国大量向南越派遣军事人员，将“美驻印支军事援助顾问团”改为“美驻南越军事援助顾问团”，逐步取代了法国殖民主义在南越的地位，并揭力扶植西贡傀儡政权。1955年10月23日至26日，由美国扶植的“内阁总理”吴庭艳组织“公民投票”，成立了“越南共和国”伪政权。在美国策划和支持下，吴庭艳政权很快建立了一支拥有数十万人的伪军，并秉承美国的旨意，疯狂发动“诉共”、“灭共”运动，残酷镇压和屠杀爱国的南越人民。
南越人民有着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和丰富的斗争经验。
特别9年抗法战争期间，人民游击战争曾遍及南越各地，除大城市及其近郊地区以外，都建立过革命政权或有过人民武装的活动。其中，中部地区和南部平原的金瓯、同塔梅、西宁以北等地，均为抗法战争时期的巩固根据地。
日内瓦协议签订后，越南人民本来希望能够通过和平斗争，经过普选，实现越南的统一。但是，美国取代法国的地位后，支持吴庭艳集团破坏停战协议，对南越人民进行血腥镇压。
在敌人屠刀的逼迫下，越南南人民于1959年开始了英勇反抗美伪统治的革命武装斗争。1960年12月20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宣告成立，并着手建立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1961年2月15日，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把各地人民武装统一组成了越南南方人民解放武装力量。美国为防止吴庭艳集团垮台，1961年5月，派100名“特种部队”
（代号为“绿色贝雷帽”）官兵进入越南南方，从此开始了历时14年的侵越战争，越南人民也开始了反对美国侵略者的民族解放战争。
这场战争，从1961年5月至1965年2月，主要是在越南南方进行。从1965年2月开始，美国又将战火引向了越南北方，漫延到整个越南国土；1970年以后，战祸又殃及老挝、柬埔寨等整个印支那。这场战争按照美国侵越的基本样式和特点，大致可分为3个阶段：特各战争阶段；局部战争阶段；战争“越南化”阶段。
“特种战争”阶段 （1961．5—1964．7）美国在南越发动的谓“特种战争”，实际上是一种由美国出钱、出顾问，协助南越伪军进行的“反游击战”。其根本目的是镇压越南南方人民的爱国革命运动，维持西贡政权的反动统治，以图推行美国的新的殖民主义政策，为实现其“全球战略”的总目标服务。
1961年5月，美国派遣100名“特种作战部队”入侵南越，之后又提出了在“18个月内绥靖南越并在北越建立其地的 ‘斯特莱计划’ ”。10月，美国总统的军事顾问泰勒赴南越研究派遣美军后续部队入侵南越问题，提出了18个月内“平定”南越游击队的“斯特莱一泰勒计划”。其主旨是争取农民，控制群众，切断革命武装斗争的领导；封锁南越与外界的联系，尤其是切断越南北方的支援。至1961年底，侵越美军由1960年的785人增至3000人，飞机约60余架。
1962年2月，美国在西贡成立了由保罗· 哈金斯为司令的“美国驻南越军事援助司令部”，积极扩充南越伪军，提供大量武器装备。到1964年，南越伪军已扩充到38万，正规部队约21万，其中：陆军18．2万，编4个军、9个师、2个旅和12个独立团；空军7000余人，装备飞机300余架；海军1．5万人，拥有舰艇900余艘。大批美军军事顾问深入到伪军营、连，指挥伪军全面“蚕食”、“清剿”
解放区。
1963年，南越人民武装在阿巴村成功地伏击了美直升机，并歼灭大量伪军，这不仅使美国政府大为震惊，而且进一步激化了美吴之间的矛盾。美国在南越策动了第1次军事政变，由杨文明取代了吴庭艳的统治。
1964年1月，伪军第1军军长阮庆发动了南越第2次政变，并自封为“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总理。2月，美国成立南越问题“特别委员会”。针对“斯特莱一泰勒计划”的破产，美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于3月8日第五次去南越，同阮庆拟定了一项所谓“重点清剿”的“麦克纳马拉一阮庆计划”（亦称“十二点计划”）。计划要求适时收缩据点，大力建立“战略村”（后改称为“新生村”）和无人地带；强化军事“清剿”，实行重点“扫荡”。
所谓“战略村”，就是以自然村为单位，在民用工事围起来，实行严密控制，以断绝他们与人民武装的联系，进而把各村联成一片，形成封锁地带，以分割解放区。在“战略村”内成立了反动武装，实行“联保制”，镇压了革命力量，以加强对“战略村”的控制。
美伪军的“ 扫荡”活动，是以师规模的大“ 扫荡”，团、营规模的中“扫荡”和连、排规模的小“扫荡”结合进行的。“扫荡”的方法根据行动地区的地形特点而不同。
对山区的“扫荡”主要采取分进合击的方法实施。对平原地区的“扫荡”多采取联合“围歼”的方法，依靠直升机、装甲车和小型快艇，迫使人民武装陷入“歼灭区”，聚而歼之。此外，还使用别动队以“游击战对游击战”的方法，对革命根据地进行袭击、破坏。
为了粉碎美国“特种战争”计划，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在解放阵线的领导下发动全民，坚持全面、长期的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执行“小打稳吃”，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指导思想，把武装斗争同政治斗争结合起来，逐步改变力量对此，为向运动战发展直到最后消灭敌人创造条件。武装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扫荡与反扫荡。反扫荡主要由当地民兵游击队和人民群众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依托“战斗村”
进行。主力部队在敌人“扫荡”时，寻机跳出合击圈，转移到敌人侧后，相机打击敌人；或者诱敌到预定地区，给敌以歼灭性打击。当被敌包围时，则依托“战斗村”和有利地形，予以抗击，坚持到夜晚再转移。
在与美伪集团的斗争中，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不断发壮大，至1964年，已发展成为一支拥有20万人的坚强力量，解放了越南南方4／5的土地，2／3的人口，逐步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有利战略态势。从而宣告了美国侵略者发动的所谓“特种战争”的破产。
据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统计，在“特种战争”阶段，人民武装力量共歼敌22万余人，其中美军约3500人，击落敌机约2000架，捣毁“ 战略村”7659个，拔除敌据点1391处。
局部战争阶段 （1964．8—1968．12）美国侵越战争，由“特种战争”转化为局部战争是从1964年8月份开始的。国外军事评论者将这种局部战争阶段称之为美国侵越战争逐步升级阶段。美国政府于1964年6月1日，召开了檀香山会议，确定了“逐步扩大”侵越战争的计划。6月20日，威斯特摩兰接替哈金斯担任美驻南越军援司令部司令。6月23日，泰勒接替洛奇任美驻南越大使。至此，美国完成了由“特种战争”转化为局部战争的作战方针调整和必要的组织准备。
为了制造扩大战争的口实，1964年8月2日，美军驱逐舰“麦道克斯”号驶入北部湾挑衅，与越方鱼雷快艇发生遭遇战，制造了第1次“北部湾事件”。8月4日，美驱逐舰“麦道克斯”号和“腾纳· 乔埃”号再次驶入北部湾寻衅，诡称遭到民主越南的鱼雷快艇攻击，蓄意制造了第2次“北部湾事件”。次日，美国政府便借口“北部湾事件”。
次日，美国政府便借口“北部湾事件”，悍然出动64架飞机空袭越南北方的广溪、宜安、沥长、鸿基等地。这次轰炸，成了局部战争的导火线。8月6日，美国防部宣布向西太平洋增兵的6点措施。随后，大批美军作战飞机侵入中南牛岛，大批美军舰艇集结在越南海面。9月和11月，泰勒两次返美，与总统商定“逐步扩大”侵略战争的具体步骤，确定了轰炸民主越南的三步曲，即逐步轰炸北纬17度附近的越南运补基地、纵深的军事目标、工业基地。美军于1965年2月7日，开始对越南北方进行大规模轰炸。3月2日，美空军动用 B—52轰炸机轰炸越南北方。3月8日，美军地面部队开始大举入侵南越。从此，正式开始了以美军为主体与仆从军相配合的武装侵略越南的局部战争阶段。
美国侵略越南的“局部战争”阶段，按其主要作方战方式大致区分为“南打”、“北炸”两个战场，即在越南南方以地面作战行动为主，在越南北方以空袭为主。
“南打”1965年美军大举入侵南越后，首先推行所谓“墨渍”战略，即以北纬17度线至西贡的沿海基地为据点，构成环形防御圈的战役布势，逐步向解放区“渗透”，诱寻人民武装主力进行“决战”。
1965年3月底，美陆军在西贡成立作战指挥机构。4月8日，美国在西贡成立所谓“国际军事援助局”，参加者有南越、泰国、新西兰、澳大利亚、菲律宾、南朝鲜和台湾当局。4月19日至21日，美国决定在继续轰炸越南北方的同时，重点对南越人民武装发动军事进攻，以稳住美伪在南越的阵脚。会议还决定把美国对南伪集团1965年度的军援由2．7亿增至3．3亿美元，把南越伪军从55万人扩充到71万人。到1965年底，侵越美军已增至18万人，其中地面兵力共3个师、3个旅、1个团。
为了寻歼南越人民武装主力，美伪军发动了1965—1966年的第1个“旱季攻势”，重点指向南越东部、中部平原和西原地区。其企图是：集中美军机动兵力，伺机寻找人民武装主力作战；扩大占领区，改变美伪军的被动局面；打通长期瘫痪的交通干线，特别是贯通整个南越沿海平原的1号公路，改善后勤供应状况。同时，出动大量空中力量轰炸南越解放区，配合美伪“攻势”作战。
为了挫败美军的“墨渍”战略，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力量积极开展机动作战，主要采取了奇袭、伏击、攻点打援等灵活的战法。先后先进行了波莱梅战役和巴嘉、云祥、保邦等大规模的战斗，取得了鼓舞人心的胜利。在局部战争开始后的近2年多的时间内，越南南方人民武装共歼敌10万余人，粉碎了美伪军第1个“旱季攻势”，使其“墨渍”战略宣告破产。
美伪第1个“旱季攻势”失败后，并不甘心失败，于1966年2月再次召开檀香山会议，决定强化“南打”，加强“北炸”继续向南越大量增兵。到1966年10月，侵越美军增加到32．8万人，其中地面部队共6个师、3个旅、2个团。从1966年11月起，美伪军发动了第2个大规模“旱季攻势”。这次攻势，美军将“墨渍”战略改为“搜索与摧毁”战略，即以南越伪军和仆从军守点保线，美军则集中主力和优势装备，深入越柬、越老边境，对南越人民武装的根据地进行长时间的反复“扫荡”。进而摧毁民族解放阵线的军队及其在西贡地区、南越中部和北部的根据地，前出到西贡西北和波莱古以西的越柬边境一线，并把南越人民武装分割成3个部分，切断越南北方通过老挝和柬埔寨向南方输送物资的交通线。从此，越南南方人民武装与美伪军的武装斗争进入了最为激烈的时期。在第二个“旱季攻势”中，美军驻南越总兵力已增加到近47万人，并全部投入到“扫荡”活动。此外，美伪军还在非军事区及其附近对人民武装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搜剿”。这一系列的“扫荡”和“清剿”，使南越解放区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这一阶段斗争最为激烈。南越军民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连续开展反“扫荡”作战，给敌以沉重打击，歼敌约16万余人。正当美军进行最大规模的“联络城扫荡”
之际，南越人民武装在非军事区南侧开辟新战场，2次攻占南越北部重镇广治市，歼敌3000余人。美军被迫收，匆忙抽调3个旅北上驰援。
南越人民武装粉碎美伪第2个“旱季攻势”后，为了不给敌人喘息之机，于1967年雨季结束时就先机制敌，主动出击，在西贡地区、中部越老边境和北部9号公路地区，向美伪军发动了一系列进攻。
1967年至1968年旱季，美伪军为巩固已夺得的最重要的地区和继续扩大战果，采取了“固守与清剿”相结合的战略，其主要固守行动：一是把执行“寻歼任务”的美军主力陆续集中到内线，固守西贡、顺化、岘港等主要城市和基地；二是构筑“堡垒障碍”，制造无人区。其清剿行动基本采用搜索围剿的战术手段，以小股兵力在不远离阵地（主要是基地）或驻地的情况下，实施小规模的攻势作战，而在广大农村，美军主要以空军支援南越伪军进行作战。
南越人民武装在逐渐积蓄力量的同时，其武装斗争亦开始由农村向城市发展。他们实行游击战与运动战相结合，抓住战机，对美伪军实施主动出击。1968年初，南越解放军在非军事区以南转入战略进攻，1至3月份，组织了3次连续大规模的“新春攻势”，袭击了敌人的许多城市、机场、重要指挥机关和后方设施等目标，打死打伤敌25万人（其中美军8万人），全歼敌30个营、300个连，解放区人口增加了200万以上。由于南越人民武装在1968年取得了巨大胜利，美国在南越实施的局部战争计划遭到失败，被迫进行和谈。
“北炸”对越南北方实施空袭，是美国侵越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基本目的的是切断越南北方与南方的联系，阻断中对越南的物资援助，使南方战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美军对越南北方的空袭始于1964年8月5日，止于1968年11月，历时4年零3个月，大致分为3个阶段。
逐步升级阶段 （1964年8月·1966年6月）。1966年8月5日，美国借口“北部湾事件”，出动64架飞机对越南北方的广溪、宜安、沥长、鸿基等地实施“报复”、威胁、破坏性轰炸；从1964年10月12日至1965年1月14日美军派出战斗机掩护老挝右派空军大规模轰炸“老挝走廊”；从1965年2月7日，美军借口南越人民武装袭击美军波莱古基地，正式把战火引向越南北方，接连实施“报复”轰炸。空袭规模由每次天动30—40次增加到240架次。空袭目标开始为兵营、仓库、雷达站，后转为交通系统为主。3月26日，美空军首次越过北纬20度线，并逐步将空袭地区扩大到河内一老街和河内一友谊关铁路线以及河内、海防地区。轰炸目标仍以交通系统为主。
全面轰炸阶段 （1966年6月底—1968年3月底）。1966年6月29日，美军集中轰炸河内、海防的石油设施，突破了美军自己划定的所谓“禁区”。随后，美机又轰炸了河内、海防地区的油料、工业和交通系统，并多次袭击了机场、水利工程和居民区。空袭强度也较以往增大，平均每天出动飞机约300架次，最多一天出动达790架次。
“部分停炸”到“全面停炸”阶段 （1968年4月—10月）。美国当局迫于国内外的种种压力，1968年3月31日抛出了“部分停炸”方案。随后，美机便集中轰炸19度线以南到非军事区的狭长地带，重点对“胡志明小道”实施遮断轰炸。在“部分停炸”期间，出于和谈需要，美机轰炸地区缩小，但轰炸强度反而增大，出动飞机最多时每天达380架次。在美、越第28次巴黎会谈后，美国宣布从1968年11月1日起，“全面停止”对越南北方的轰炸。
据美国防部透露，自1965年2月到1968年11月，美对越南北方空袭共10．77万次 （平均每次出动3至4架次），投弹258万余吨。在面积约15．9万平方公里的越南北方，平均每平方公里投弹16．2吨。其飞机出动量，在1966年以出动量为100至200架次；1966年以后，日出动量约300架次，最多时一天达749架次。
在“局部战争”阶段，越南北方军民实行军队防空与群众防空相结合，消极防空与积极防空相结合，开展全民防空运动，与敌空袭进行了顽强斗争。在此期间，越南北方军民共击落敌机3300余，有效地挫败了美国“ 北炸”
企图。
战争“越南化”阶段 （1969．1—1975．4）1969年1月，尼克松取代约翰逊就任美国总统，随之美国的侵略战争方针也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969年7月，尼克松宣布，美军将撤出越南；同时采取了加强南越伪军在南越推行绥靖计划的手段，以实现“以当地人打当地人”的企图。从此，美国的侵越战争便进入了战争“越南化”阶段。
在战争“越南化”阶段，按照双方的企图与行动，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
边打边谈，美国撤军阶段。1969年至1973年初，美国一面与越南举行和谈，一面大力扩充南越伪军，积极实现战争“越南化”计划。随着伪军接替美军遂行作战能力的加强，美军从1969年7月开始从越南分批撤离。与此同时，美伪军也更加紧了对解放区的扫荡。
但是，南越人民武装不断壮大，到1968年，已拥有10个步兵师和若干独立部队，共约30万人，连同游击队，已超过100万人。在此期间，南越人民不仅挫败了美伪军的进攻，而且也发动大大模进攻。其间，双方进行的主作战行动有：
南越人民武装发动第2次战略进攻1969年3月底至4月初，南越人民武装趁美军准备撤退之际，在非军事区到湄公河三角洲一带发动了第2次战略进攻，袭击了敌伪100多个基地和军事据点。南越人民武装的这次进攻，迫使敌军转入战略防御。1969年6月，成立了越南南方共和，建立了临进革命政府。
9号公路战役1971年2月8日，美伪军队根据“兰山一719”作战计划，集中4．6万人的兵力，在2000架飞机和直升机支援下，以九号公路秋轴线，分3路在老挝的下寮地区发起进攻。其企图是：切断“胡志明小道”，摧毁人民武装在车邦、孟农地区的战略后方基地。所谓“胡志明小道”，是指贯穿9号公路向南延伸至柬埔寨的南北公路网。
车邦是这条通道上的枢纽和南越人民武装的战略基地。
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确保车邦、孟农地区运输线畅通和后方基地的安全，南越人民武装集中5个师，约5万余人的兵力，采取诱敌深入，各个歼灭的战法，基本上歼灭了公路北侧的美伪军，粉碎了美伪军进攻孟农和占领车邦的企图，并对进攻敌主力达成了合围态势。至3月23日，9号公路战役全部结束，历时43天。此役共歼灭美伪军2．1万余人，击毁、击伤美伪军飞机500多架。这次战役的胜利，加速了美国推行的战争“越南化”政策的破产。
南越人民武装发动第3次战略进攻1972年初，南越人民武装总指挥部制定· 了把侵略者赶出国土、推翻西贡伪政权、解放全部国土的战略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南越人民武装于1972年3月29日夜在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发动猛攻，揭开了第2次战略进攻的序幕。3—6月，人民武装分3个战役集团在预先选定的方向上作战：第1战役集团发动了旨在夺取广治和顺化的战役，从非军事区以南向广治实施主要突击，由顺化以西30—40公里的地区向顺化实施辅助突击，结果攻占了广治并前出到顺化的近接近地；第2战役集团在中部高地行动，重创敌2个师，进至中国南海沿岸一线，造成了分割美伪军的威胁；第3战役集团在西贡方向发展进攻，歼敌2个师，解放了安禄并直逼西贡。整个战略进攻的结果，解放了250多万人口的土地。
美国对越南北方再次进行破坏性轰炸为了抗击南越人民武装的战略进攻，美国悍然撕毁“全面停炸”的诺言，从1972年4月起，动用大量海空军兵力和激光炸弹，对河内、海防进行了比以往规模更大的破坏性空袭。1972年12月，美越巴黎和谈陷入僵局，美国为压越南在谈判桌上让步，遂于18日—29日，动用空军和海军航空兵战术飞机和战略空军 B—52型飞机，对河内、海防地区实施最后1次大规模轰炸。其作战企图是：1．从根本上阻截越南北方对南方的支援，并切断国际上对北越的支援；2．摧毁越南北方的经济和国防潜力；3．动摇北越持续抗战的意志和决心；4．稳定南越阮文绍伪政权。在此期间，共出动战术飞机1800架次，B—52飞机729架次，投弹5万余吨，重点突击了越方的交通枢纽、电力系统、工业中心、广播设施、机场等目标。
越南北方军民采用各种积极和消极防空手段，有力地抗击了美国的破坏性轰炸，给敌人造成了极大损失，据越方公布的数字，共击落敌机734架，其中 B 一52型飞机54架，粉碎了敌人为期12天的大规模空袭，保障了对南方人力物力的支援和交通运输的畅通，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的战争讹诈政策。
1972年，由于越南军民在各个战场上的英勇斗争和连连胜利，终于迫使美国于1973年1月27日，在“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巴黎协定”上签字。
越军解放南方，统一祖国阶段。“巴黎协定”生效后，美国被迫于1973年3月将美军地面部队撤离南越，但在越南南方仍以“文职人员”名义留驻2．5万余名军事人员，并在南越附近地区保持相当规模的海空军部队，继续推行其战争“越南化”政策，支援110万南越伪军蚕食解放区。
1973年至1974年间，南越战场上蚕食反蚕食，“绥靖”反“绥靖”和扫荡反扫荡的斗争持续不断。
1974年4月，南越伪政权破坏巴黎协定，单方面中断与南方共和临时革命政府的会谈，进一步加强了“蚕食”、“扫荡”行动。对此，南越人民武装坚决进行了反击，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解放区，取得了反“蚕食”、反“扫荡”的巨大的胜利。在人民武装的打击下，南越伪政权在军事上接连失败，政治上越来越孤立，经济上更加困难，特别是阮文绍集团的贪污腐败，更激起了南越各阶层人民的强烈不满，直接威胁着阮文绍的“总统”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越南北方于1975年3月将大部正规部队投入南方战场，与南方人民武装相配合，乘胜扩张战果，发动了著名的春季攻势，经过3大战役：西原战役、顺化一岘港战役、胡志明战役 （ 又称西贡战役），完成了解放南方、统一祖国的任务。
西原战役西原地区地处越南南方中部，位于越、老、柬三国接攘地区，14号和19号公路在这里成十字相交，是越南南方南北交通和越柬之间交通的枢纽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南越伪军在这里部署有2个主力师和7个团，除波莱古和邦美蜀两地的兵力相对集中外，其余均分散驻守在14、19号和21号公路沿线。
越军认为，西原地区既是伪军的要害，又是伪军的弱点，因此，选定西原作为初战的战场，并集中5个师的兵力首先在该地区实施进攻。其企图是：夺取西原地区，伺机向南北机动，进一步发展进攻。战役从3月10日开始，至4月3日结束，历时25天。此役中，越军先后攻占邦美蜀、波莱古、昆嵩等要地，控制了西原地区，歼灭伪军万余名，俘敌数千人，为随后进行统一南方的战役创造了极为有利的形势。
顺化一岘港战役顺化岘港地区与越南北方相邻，伪军驻防较强，共有5个主力师，约10万人。岘港海军基地设防最强，停泊有作战舰艇和许多运输船只。西原战役打响后，伪军极度恐慌，企图收缩兵力，集中防守顺化和岘港。
越军发起此战役的目的是：歼灭南越北部各省的伪军，把越南南北方联成一片。战役从1975年3月21日开始，3月29日结束，历时9天。越军采取分割、包围，逐个歼敌的方针，首先集中3个师的兵力，围歼了顺化之敌。然后转战岘港，与从西原战场北调的部分兵力配合，包围了岘港。
这时驻岘港美军紧急撤离，当地伪军大批逃亡。在这种情况下，越军在敌后武装的支援下，经过两天战斗，攻克了岘港。
此役，越军共歼灭和瓦解敌军10万，缴获了美军遗留的大批武器装备，极大地提高了自己的作战能力。连同西原战役在内，越军共歼灭伪军35％的兵力，缴获伪军40％以上的作战物资，解放了南方12个省，并与北方连成一片，将南越伪军压缩到西贡地区，为统一祖国创造了良好形势。
胡志明战役西贡是南越伪军的最后据点，兵力集中，共有2个军7个师驻防。岘港战役结束后，伪军实行战略收缩，企图稳住残局，争取时间，继续与北方保持割据局面。
为此，将全部兵力集中在西贡周围及其西南地区。
越军领导认为，西原战役和岘港战役胜利后，南方战场的形势和兵力对比发生了有利于己的根本变化，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因此决定，集中兵力，继续进攻，发起解放西贡、统一祖的战役，并将此役命名为“胡志明战役”。为此，越军成立了战役指挥部，集中了5个军，共17个师的兵力，并于1975年4月初，对西贡形成四面包围态势。
战役从4月9日开始，4月30日结束，历时21天，前后分2分阶段。第1阶段，歼灭西贡外围伪军。截至4月21日，越军第2军在解放西贡东北沿海诸省后，趁伪军向西贡收缩之际，攻克了坚固设防的春禄城，为主力投入决战打开了东大门。越军其余主力分别从西北、西南和北面逼进到西贡接近地。至此，南越首都陷入重围之中。第2阶段，合围攻克西贡。总攻发起前，越军5个军完成了对西贡的合围，西贡伪政权陷入混乱之中。4月29日，越军全线发起总攻，仅经2天战斗，解放了西贡。胡志明战役的胜利，导致了越南抗美战争的结束，并为越南的统一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