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秦汉学术(3)

  然古学家之弊，实亦今学家有以开之。《汉书·艺文志》曰：“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承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案《法言寡见》：“或问司马子长有言曰：《五经》不如《老子》之约也。当年不能极其变，终身不能究其业。案此乃史谈之言，扬雄误系之于迁。曰若：是，则周公惑，孔子贼。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通一。今之学也，非独为之华藻也，又从而绣其鞶帨，恶在《老》不《老》也？”刘歆訾“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此班《志》之言所本。公孙弘年四十余乃学《春秋》、《杂说》，冯奉世年三十余乃学《春秋》，儿宽带经而，朱买臣儋束薪行且诵，并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之证。《汉志注》引桓谭《新论》，言秦近君能说《尧典》篇目，两字之说，至十余万言，但说曰若稽古三万言。《儒林传》秦恭延君，学出小夏侯，增师法至百万言，延君盖即近君。可见繁碎之弊，(25)西京中叶已开。汉世论者，无不以此为患者。《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诏，引中元元年诏书：《五经》章句烦多，议欲减省。至永平元年，长水校尉鯈樊鯈。奏言先帝大业，当以时施行。于是下大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事亦见《丁鸿》及《儒林·魏应》、《李育传》。《杨终传》：终言宣帝博征群儒，论定《五经》于石渠阁。方今天下少事，学者得成其业，而章句之徒，破坏大体，宜如石渠故事，永为后世则。于是诏诸儒于白虎观论考同异焉。是石渠、虎观，用意相同，皆为减省烦多也。《三国志·刘表传注》引《英雄记》，言表开立学宫，博求儒士，使綦毋闿、宋忠等撰立《五经》章句，谓之后定。《荀或传注》引《或别传》，亦言或说大祖：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论《六经》，刊定传记，存古今之学，除其烦重。足见其情势至汉末而犹未变。汉世诸儒，从事于删定者亦多。如樊鯈删定《公羊严氏章句》，世号樊侯学。张霸以其犹多繁辞，减定为二十万言，更名张氏学。桓荣受学朱普，章句四十万言，浮辞繁长，多过其实。及荣入授显宗，减为二十三万言。荣子郁，复删省，定成十二万言。由是有《大》、《小大常章句》。杨终著《春秋外传》十二篇，改定章句十五万言。张奂师事大尉朱宠，学《欧阳尚书》，初，《牟氏章句》浮辞繁多，有四十五万余言，奂减为九万言。后辟大将军梁冀府，乃上书桓帝，奏其章句，诏下东观。其患之可谓深矣。然自宣帝以来，每一考论，辄增立异家，欲损反益，何哉？荀悦《申鉴》曰：“语有之曰：有鸟将来，张罗待之，得鸟者一目也，今为一目之罗，无时得鸟矣。道虽要也，非博无以通。博其方，约其说。”悦谓今古不同，一源十流，若天水之违行，欲比而论之，谓必有可参者焉。因主备博士，广大学。此乃汉人之公意。其于纬书，亦曰：“仲尼之作则否，有取焉则可，曷其燔？”此即刘歆所谓“与其过而废之，毋宁过而存之”者也。学问愈研索愈精详，所参证者愈多，则其门径愈广。今文诸师，大抵诵习成说，罕所发明。其善者，如韩婴能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止矣。能稽合群经，观其会通者卒鲜。此兼通五经之家，所以为世所贵。如王吉、龚舍、夏侯始昌等是。然学有通博，有杂博。通博者，能知其要领，得所会归者也。杂博者则徒能多识以炫耀流俗而已。汉世儒生，为后人所宗者，莫如郑玄，其著书可谓极多，而其支离灭裂亦最甚，即可见一时风气，骛于杂博。徐幹《中论》曰：“凡学者，大义为先，物名为后。鄙儒之博学，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而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以获先王之心，此无异乎女史诵诗，内竖传令也。故使学者劳思虑而不知道，费日月而无成功。”《治学》。其言之可谓深切著明矣。夫为人之学，则何所不至？《后汉书·徐防传》载防上疏曰：“伏见大学试博士弟子，皆以意说，不修家法。私相容隐，开生奸路。每有策试，辄兴诤讼。论议纷错，互相是非。孔子称述而不作。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阙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凿。以遵师为非义，意说为得理。轻侮道术，浸以成俗。诚非诏书实选本意。臣以为博士及甲乙策试，宜从其家章句开五十难以试之。解释多者为上第，引文明者为高说。若不依先师，义有相伐，皆正以为非。虽所失或久，差可矫革。”此以意说，非有独见，特《后汉书·儒林传》所谓“章句渐疏，专以浮华相尚”者耳。学而徒以炫耀流俗为务，其弊未有不至于此者也。《三国·蜀志·尹默传》云：益部多贵今文，而不崇章句。默知其不博，乃远游荆州，从司马德操、宋仲子受古学，此亦当时学者章句渐疏之一证。口给御人，安有真是非可见？汉世论学，每多廷辩以决是非，(26)益使学者务于徇外。《汉书·朱云传》云：“少府五鹿充宗贵幸，为《梁丘易》。自宣帝时善《梁丘易》说。元帝好之，欲考其异同，令充宗与诸《易》家论。充宗乘贵辩口，诸儒莫能与抗，皆称疾不敢会。有荐云者。召入，摄登堂，抗首而请，音动左右。既论难，连拄五鹿君。故诸儒为之语曰：五鹿岳岳，朱云折其角。繇是为博士。”《后汉书·儒林传》：“戴凭，年十六，举明经，征试博士，拜郎中。时诏公卿大会，群臣皆就席，凭犹立。光武问其意。对曰：博士说经皆不如臣，而坐居臣上，是以不得就席。帝即召上殿，令与诸儒难说。凭多所解释。帝善之，拜为侍中。正旦朝贺，百僚毕会。帝令群臣能说经者更相难诘。义有不通，辄夺其席，以益通者。凭遂重坐五十馀席。故京师为之语曰：解经不穷戴侍中。”此等徒耸观听之举，可以论学乎？《后汉书·鲁恭传》：恭弟丕言：“说经者传先师之言，非从己出，不得相让，相让则道不明。”此言固亦有理，然真意存乎此者恐寡。《桓荣传》：“车驾幸大学，会诸博士论难于前。荣被服儒衣，温恭有蕴藉。辨明经义，每以礼让相厌服，不以辞长胜人，儒者莫之及。”足见不御人以口给者少矣。高贵乡公幸大学，问诸儒，其辞备载于《三国志·本纪》，盖以为美谈，然其精义安在？学术固未闻可以筑室道谋者也。《后汉书·袁安传》：子京，习《盂氏易》，作《难记》三十万言。《儒林传》：何休作《公羊墨守》、《左氏膏盲》、《穀梁废疾》。《郑玄传》：玄乃发墨守，膏盲，起废疾。休见而叹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盖著书者亦颇以攻伐为务矣。为学者诚不宜豫存致用之心，然此特谓其用较远，不当以急功近利之心求之耳，真学问未有无用者，果无用，必非真学问，未有不为世所厌弃者也。先秦诸子，本皆欲以其道移易天下，故其学必以能淑世为归。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决狱》。其弟子吕步舒，治淮南狱，以《春秋》义专断不请。许商以治《尚书》，善为算，举治河。王式为昌邑王师，昌邑废，群臣皆下狱。使者责问：师何以无谏书？式对曰：“以三百五篇谏。”按龚遂谏王，亦曰：“大王诵《诗》三百五篇，人事浃，王道备，王所行中《诗》一篇何等也？”《儒林传》。则式之对，非苟免之辞也。此今学真传，无不切于人事之证。《禹贡》治河，似近疏阔，然经文虽不足用，传说未尝不可备举山川形势及治水之方也。此亦精义存于传说不在本文之一证。即古学之兴，亦未尝不如此。《汉书·艺文志》言：《乐》、《诗》、《礼》、《书》、《春秋》，“盖五常之道，相须而备，而《易》为之原”。“至于五学，世有变改，犹五行之更用事。”又论九流之学，谓其“各引一端，崇其所善，辟犹水火，相灭亦相生。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若能修六艺之术，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此诚足以开拓心胸，救拘墟之失。然其后，今古两家，皆流于琐碎，有形质而无精神，使明哲之士，不得不折而入于佛老者？则其徒之哗世取宠实为之。而儒生之徒务哗世取宠，则由利禄之途既开，竞怀苟得之计；抑贵游之子，富厚之家，事此者多，其人皆饱食煖衣，轻浅寡虑，不复能深思力学，抑多轻俊自喜，徒欲夸耀流俗故也。然则儒学之见尊崇，未尝非儒学之不幸矣。

  第四节 百家之学
  百家二字有两义：(27)一《汉书·艺文志》小说家有《百家》百二十九卷，此为小说一家之学。一大史公言：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五帝本纪赞》。《汉书》称孝武帝罢黜百家；《本纪赞》。此该儒家以外诸家言之也。近今论者，多谓自汉武帝以后，百家之学日就式微，谓学术之盛昌，由于时君之奖厉；时君之奖厉，由于国势之阽危；故自嬴秦统一，竞争绝而学术遂衰，此言似是而实非。(28)《汉书·艺文志》诸子十家，惟名、墨二家无秦、汉人著述；《兵书略》中《兵阴阳家》及《数术略》、《方技略》各四家，有无秦、汉人著述不明；馀率皆有，或颇多。抑先秦之学，所以异于后世者为专门。专门之学，弟子率皆诵述其师之言，无甚出入。试观贾谊陈政事，多袭《大戴》之言，晁错言兵事，或同《管子》之说《参患》。可知。然则即谓诸家中皆无秦、汉人之书，而能传先秦之书，即是能传先秦之学矣。况其传授及好尚，见于《史》、《汉》、《三国志》者，尚章章不可诬邪？
  汉初以道家之学著者为盖公，史称其善治黄、老言；《史记·曹相国世家》。次则陈丞相，史称其少时本好黄帝、老子之术；此皆出于汉初，其必为先秦传授无疑。此外：《田叔传》称其学黄、老术于乐钜公所，《大史公自序》言其父谈习道论于黄子，皆明著授受源流。《晁错传》：邓公子章、以修黄、老言显诸公间。《张释之传》：王生善为黄、老言。《直不疑传》：不疑学老子言。《汲郑列传》：黯学黄、老之言，庄好黄、老之言。《外戚世家》言窦大后好黄帝、老子言，景帝及大子诸窦，不得不读《黄帝》、《老子》，《汉书》作老子书，无黄帝字，盖传写夺漏。尊其术。《魏其武安列传》言窦大后好黄、老言。《儒林传》言窦大后好黄、老之术。又云窦大后好老子书。《汉书·楚元王传》：元王曾孙德，少修黄、老术。《杨王孙传》云：学黄、老之术。《王贡两龚鲍传》言严君平卜筮于成都市，裁月阅数人，得百钱足自给，则闭肆下帘而授《老子》。依老子、严周之指，著书十馀万言。《叙传》言班嗣虽修儒学然贵老、严之术。《后汉书·耿弇传》：父况，与王莽从弟伋，共学《老子》于安丘先生。又云：弇少好学，习父业，则弇亦当通《老子》。《任光传》：子隗，少好黄、老。《郑均传》：少好黄、老书。《杨厚传》：修黄、老教授，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樊宏传》：族曾孙准，父瑞，好黄、老言。《范升传》：九岁通《论语》、《孝经》。及长，习《梁丘易》、《老子》，教授后生。《翟酺传》：酺好《老子》。《马融传》：注《孝经》、《论语》、《诗》、《易》、《三礼》、《尚书》、《列女传》、《老子》、《淮南子》、《离骚》。《蔡邕傅》：六世祖勋，好黄、老。《酷吏传》：樊晔子融好黄、老。《方术传》：折像好黄、老言。《逸民传》：向长通《老》、《易》。高恢少好《老子》。见《梁鸿传》。矫慎少学黄、老。《三国·吴志·虞翻传》：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又《魏志·刘表传注》引《零陵先贤传》：言刘先尤好黄、老言。此皆正始以前，好道家言者具见于史者也。虽不皆言其传授，然如杨厚者，门生著录至三千人，则其多有传授可知矣。又有史不明言其学术，然观其言行，即可知其宗尚者。如朱穆，史不言其学《老子》，然所作《崇厚论》，申贵道德贱仁义之旨，又明引老氏之经；周举子勰，史亦不言其学《老子》，而言其隐处窜身，慕老聃清净，杜绝人事是也。此等若细加句考，恐尚不止此一两人也。

  阴阳家之传，见于列传者：《汉书·严安传》载其上书引邹子之言。又《公孙贺传》：祖父昆邪，著书十余篇。师古曰：“《艺文志》阴阳家有《公孙浑邪》十五篇是也。”《五行志》曰：“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宣、元之后，刘向治《穀梁春秋》，数其祸福，傅以《洪范》，与仲舒错。至向子歆，治《左氏传》，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传》又颇不同。”又曰：“孝武时，夏侯始昌通《五经》，善推《五行传》。以传族子夏侯胜。下及许昌，皆以教所贤弟子。其传与刘向同，惟刘歆传独异。”《眭弘等传赞》曰：“汉兴，推阴阳言灾异者：孝武时有董仲舒、夏侯始昌，昭、宣则眭孟、夏侯胜，元、成则京房、翼奉、刘向、谷永，哀、平则李寻、田终术。”案阴阳五行之说，原出明堂，儒家与阴阳家同祖焉。故贾谊欲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数用五；魏相表采《易》阴阳及《明堂月令》奏之；其说皆与阴阳家言相出入。然汉世通学之风既开，儒者多务左右采获，安必不及于异家？然则诸儒之言阴阳者，或兼有取于阴阳家言，未可知也。《成帝纪》：阳朔二年，春，寒，诏曰：“昔在唐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欲望阴阳和调，岂不缪哉？其务顺四时月令。”盖汉自中叶以后，阴阳家之说，浸以盛行矣。惜多务于虚文，能言大改革者卒少耳。魏相好奉行故事，而亦好言阴阳，其明证也。

  《史记·张叔传》云：孝文时以治刑名侍大子。《儒林传》言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晁错传》：学申、商刑名于轵张恢先所，先，《汉书》作生，盖传钞者所改。与洛阳宋孟及刘礼同师。刘礼，《汉书》作刘带。《自序》曰：晁错明申、商。盖文帝本好刑名之言，景帝则夙受此学，故文帝于晁错，虽未大用，颇听其言，景帝遂大用其策也。《汉书·东方朔传》云：朔上书陈农战强国之计，因自讼独未得大官，欲求试用。其言，专商鞅、韩非之语也。指意放荡，颇复诙谐。辞数万言。终不见用。朔之书，《艺文志》在杂家，杂家之学，兼儒、墨，合名、法，朔安足以语此？正所谓漫羡而无所归心者耳。《汉志》盖特因其书无所隶属，而入诸杂家，非谓其能通杂家之学也。不通杂家之学，而能为商鞅、韩非之语，正当于法家之书，略尝诵习耳。《后汉书·酷吏传》：周纡好韩非之术，阳球好申、韩之学，皆当有所受之也。

  《史记·酷吏传》云：边通学长短，《汉书·张汤传》作短长。应劭曰：“短长术兴于六国时，长短其语，隐谬，用相激怒也。”张晏曰：“苏秦、张仪之谋。趣彼为短，归此为长，《战国策》名短长术也。”案古以辞之多少，或其所言之大小，分简策之短长。游说者固须抵掌陈辞，亦须谈言微中；固当熟于民生国计，亦或兼及闾里闻；短长之书，实所兼习，遂以名其学耳。《主父偃传》：学长短纵横之术，则兼术与其所习之书以为名也。纵横之学，汉初最为风行。随何、郦食其、陆贾、刘敬、蒯通、安其生、田生、曹丘生，固当有所受之。说张耳、陈余之厮养卒，说项羽之外黄舍人儿，似乎天资特高，无所承受。然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经，本不如治章句者之必须下帷咕哗，亦安知其无所受之邪？一统以后，此学稍衰，然王先生、公孙玃等，亦其类。见《汉书·邹阳传》。武帝赐严助书曰“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纵横”，则助亦能通纵横之学也。(29)
  杂家之学，见于列传者，有武安侯。《史记》云：学《槃盂》诸书，《汉书》同。孟康曰：“《孔甲盘盂》二十六篇，杂家书。”晋灼曰：“案《艺文志》，孟说是也。”

  兵法传授，见于列传者颇多。《史记·留侯世家》言其受一编书于下邳圯上老父，旦日，视其书，乃《大公兵法》也，其言诚涉荒怪。下文又言良数以《大公兵法》说沛公，似亦诞谩不足信。然《艺文志》言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则良必通兵法可知。谓其受诸下邳老父，诞，其学必有所受之，则可知也。《汉书·冯奉世传》云：读《兵法》，明习。《宣元六王传》：朱博遗淮阳宪王书曰：“闻齐有驷先生，善为《司马兵法》，大将之才也。”《后汉书·耿弇传》：弇弟子秉，能说《司马兵法》。《窦融传》：融弟子固，喜兵法。《冯绲传》：少学《春秋》、《司马兵法》。《左雄传注》引谢承书，言徐淑善诵《大公六韬》。《孔融传》：曹操与融书，言融盛叹郗虑明《司马法》。《三国·魏志·贾逵传》：自为儿童戏弄，常设部伍，祖父习异之，口授《兵法》数万言。《魏志·武帝纪注》引孙盛《异同杂语》：言大祖博览群书，特好兵法。抄集诸家兵法，名曰《接要》，又注孙武十三篇，皆传于世。《吴志·孙权传注》引《吴录》：言沈友兼好武事，注《孙子兵法》。建安九年。《朱治传注》引《吴书》，言治子才学兵法。此皆当有授受。《吕蒙传注》引《江表传》，言孙权谓蒙及蒋钦：宜急读《孙子》、《六韬》，《蜀志·先主传》引《诸葛亮集》，载其遗诏敕后主：间暇略观《六韬》，此自与经生咕哗有异，然专门之学，非有授受不能通，恐亦不容不迎师请益也。魏武帝自作兵书十余万言，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魏书》。王昶著兵书十余篇，言奇正之用。诸葛亮损益连弩木牛流马，推演兵法，作《八阵图》。皆见本传。盖亦因旧法而引伸之也。连弩、木牛流马，疑原出兵技巧家。

  秦、汉之世，百家之学，见于《史》、《汉》、《三国志》纪、传者如此，合《汉志》所载之书观之，诸学之未尝废绝；弥可见矣。安得谓一经汉武之表章罢黜，而百家之学，遂微不足道邪？

  博士一官，为学术之所系，初亦不专于儒。秦世有名家黄公为博士，又有占梦博士，已见第二章第三节。孔甲为陈涉博士，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固属儒家。然《史记·屈贾列传》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而文帝召以为博士。今观生所作《鹏鸟赋》引祸福倚伏，《陈政事疏》引黄帝曰：日中必

  ，操刀必割，又引屠牛坦解牛事，乃道家言；引《管子》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则法家言；欲改正朔，易服色，则阴阳家言；则信乎其于诸子百家之书，多所通晓也。《晁错传》云：大常遣错受《尚书》伏生所，还，因上书称说，诏以为大子舍人门大夫，迁博士。错曾受《尚书》与否，事殊可疑。即谓其说可信，而就错之言行观之，殊未见其服膺儒术，必于张先所得深，于伏生所得浅矣。至公孙臣亦被召为博士，《史记·本纪》、《封禅书》、《张丞相列传》，《汉书·郊祀志》、《张苍列传》皆同。则更与儒学无涉。《汉书·景十三王传》云：河间献王立《毛诗》、《左氏春秋》博士。《儒林传》：毛公、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百官公卿表》言汉初王国群卿大夫都官如汉朝，则列国皆有博士，河间而外，鲜或崇儒，此亦博士不专于儒之一证。刘歆移大常博士云：“孝文皇帝时，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记，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翟酺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经博士”。赵岐《孟子题辞》言：“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官，《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后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则经学之渐重，盖自文帝以来。《史记·循吏传》云：公仪休为鲁博士，似是儒家。然《汉书·贾山传》言：山祖父祛，故魏王时博士弟子，山受学祛，所言涉猎书记，不能为纯儒，则祛之非纯儒可知。近人钱穆云：《五经异义》云：战国时齐置博士之官，盖即稷下先生。见所著《先秦诸子系年考辨·稷下通考》。案《史记·田齐世家》言：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驺衍、淳于髡、田骈、接子、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新序》言驺忌既为齐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属七十二人皆轻驺忌，相与往见；而诸书多言博士七十余人，盖其制实昉自齐。钱氏言稷下诸生姓名显者，有淳于髡、慎到、田骈、环渊、接子、宋钘、尹文、邹爽、荀卿，其人固多非儒家。则凡有学问者皆可为博士，乃战国以来相承之法，至汉武帝立《五经》博士而始一变也。《史记·叔孙通列传》：陈胜起山东，使者以闻，二世召博士诸儒生问。博士诸生三十余人前曰：人臣无将，将即反，罪死无赦。一似无不治《春秋》之学者，盖古人于此等处，往往以意敷衍，非必纪实之辞，不足信也。然则自孝景以前，诸子之学，未尝不平流而进，而何以其兴盛卒不逮儒家邪？则知学术之盛衰，宗派之隆替，实与社会风尚之关系深，而与国家政令之关系浅矣。说见第五章第二节。

  秦、汉人之著述，多已无传于后。就其存者而观之，凡可分为三品：通博而好深沈之思，其上焉者也，如贾谊、董仲舒、扬雄、刘向、歆、桓谭之徒是也。贾生学最博通，读《新书》可见。董生专于儒家，规模之恢廓，不逮贾生，然亦极通贯。扬子云及刘子政、子骏父子，皆极博洽，而能为深沈之思，则子云、子骏似更胜。桓君山，宋弘称其殚见洽闻，几及扬雄、刘向父子，亦东京第一流人物也。持论能核实者次之，如王充是也。(30)充最为近人所称道，几以为千古一人，此过于其实。充之论，盖上承名法家之余绪，凡名法家之持论，固多能核实，试三复《韩非》可知。其专重物质，则形法家之见也。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五节。《后汉书·儒林传》言：赵晔著《诗细》，蔡邕读而叹息，以为胜于《论衡》。亦通人，所赏鉴必不妄。《论衡·订妖篇》列时人之说凡八，第八说实与充同，而前七说亦多饶理致，未必短于充。知当时见解与充相类者，尚不乏人，特其说无传于后耳。虽不能自成一家，而知解所及，亦能不为凡俗所囿，其下焉者也，如孔融是也。《后汉书·融传》：路粹奏融曰：“与祢衡跌荡放言。云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三国志》融事附《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载大祖令曰：“此州人说平原祢衡，受传融论，以为父母与人无亲，譬若缶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饥馑，而父不肖，宁赡活余人。”此等见解，在当日似不易得，然特激于流俗之拘墟，敢于立异而已。父母之恩，不在生而在养，人人能言之，平心思之，原未必有何难解也。大抵当时之士，骛心玄远者，多好言哲学，欲窥见宇宙万物之本原。此观《大玄》之受人推重可知。刘歆、桓谭之说，已见《汉书·雄传》，即班氏亦备致推崇。《后汉书·张衡传》：衡好《玄经》，谓崔瑗曰：“吾观《大玄》，方知子云妙极道数、乃与《五经》相拟，非徒传记之属。”衡欲说《彖》、《象》残缺者不能就，而著《灵宪》等篇，其学问途辙，实与雄同也。《三国·魏志·王肃传》：年十八，从宋忠读《大玄》，更为之解。《吴志·陆续传》：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评》称其于扬《玄》，是仲尼之丘明，老聃之严周。又陆凯好《大玄》，论演其意以筮。又《魏志·王粲传》：下邳桓威，年十八而著《深舆经》，皆好据天地自然之象，以言哲学者也。而邕其切于实际者则仍以儒、法二家为盛。(31)儒家为时显学，众所共知。法家似较式微，实则明察之上，才智之臣，无不阴用之者。汉宣帝谓汉家自有制度，以霸王道杂之，王指儒，霸指法，已见第六章第一节。胡广言汉承周、秦，兼览殷、夏，祖德师经，参杂霸轨，亦即宣帝之说。足见一朝治法，为闲于掌故者所共知。而崔寔言“今既不能纯法八世，故宜参用霸政”，亦此意也。《史记·六国表》曰：“传曰法后王，何也？为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张释之补谒者，朝毕，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无甚高论，令今可行也。”于是释之言秦、汉之间事，秦所以失，汉所以兴者，文帝称善。此即法后王之说。张敞谓汉家承敝通变，造起律令，即以劝善禁奸，详见第―节。亦此意也。桑弘羊实非聚敛之臣，深通名法之学，已见第十八章第五节。桓宽不袒法学，而亦称弘羊博学通达，足见其学自不可诬。见《公孙刘车王杨蔡陈郑传赞》。考功课吏之法，盖出于焦延寿，而京房传之，至刘劭等犹承其绪，亦已见第六章第一节、第十八章第四节。王符、仲长统、崔寔，著述具存，今日读之，犹虎虎有生气。魏武帝与孔融书曰：“孤为人臣，进不能风化海内，退不能建德和人，然抚养战士，杀身为国，破浮华交会之徒，计有余矣。”此非徒相胁迫之言。《三国·魏志》载公建安八年五月己酉令，以“古之将者，军破于外而家受罪于内。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注》引《魏书》载庚申令曰：“议者或以军吏虽有功，德行不足堪任郡国之选，所谓可与适道，未可与权。管仲曰：使贤者食于能，则上尊，斗士食于功，则卒轻于死，二者设于国，则天下治，未闻无能之人，不斗之士，并受禄赏，而可立功兴国者也。”此实法家之精义。陈寿称其揽申、商之法术，信不诬矣。诸葛亮尤以任法称。张裔称其“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而陈寿称其效曰“吏不容奸，人怀自厉”，其能以一州之地，蹈涉中原，抗衡上国，固有其由。不特此也，《先主传注》引《诸葛亮集》载先主遗诏，敕后主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志。则凡尝历艰难之主，无不知名法之足以救时者矣，亦时势使然也。专制之世，官吏之与人民，利害实正相反。君主则调停于其间，使其不畸重轻，以至决裂。其要在于严以察吏，宽以驭民。法家之学，兼苞法、术二端。法以驱策其民，术以督责其吏。秦始皇帝既并天下，法家之学，宜退舍矣，而执持不变，卒以召亡。自汉初至于文、景清净不扰之治，及夫元帝以后务存宽恤之政，皆所谓宽以驭民；而如汉宣帝、后汉世祖、显宗、魏武帝、诸葛武侯之所为，则所谓严以察吏者也。诸学稍微，而儒法见任，固事势使然，不容以浅见訾议矣。

  第五节 史学
  史籍之原有二：一为史官所记，一则私家传述也。《史记·六国表》云：“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惜哉！惜哉！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32)此周室二字，当苞诸侯之国言，乃古人言语以偏概全之例，非谓王室能备藏列国之史籍也。然则秦记以外，列国史籍之在官者，皆付诸一炬矣。秦时有大史令，胡母敬居之。汉则司马谈、迁父子相继居其职。《汉书·司马迁传注》：如淳曰：《汉仪注》：大史公，(33)武帝置，位在丞相上。天下计书，先上大史公，副上丞相。序事如古春秋。迁死后，宣帝以其官为令，行大史公文书而已。晋灼曰：《百官表》无大史公，又卫宏所说多不实，未可以为正。师古曰：谈为大史令耳，迁尊其父，故谓之为公，如说非也。《史记·孝武本纪集解》：韦昭曰：《史记》称迁为大史公者，是外孙杨恽所称。《索隐》：虞喜《志林》云，古者主天官者皆上公。自周至汉，其职转卑，然朝会坐位，犹居公上，尊天之道。其僚属仍以旧名尊而称公。二名当起于此。桓谭《新论》以为大史公造书，书成示东方朔，朔为平定，因署其上。杨恽继此而称。又《自序·集解》引臣瓒曰：《茂陆中书》司马谈以大史丞为大史令。《索隐》云公者，迁所著书尊其父云公也。案古重天道，史官既记天事，故其职甚尊，此理所可有。官属称谓，即当时口语，据以成文，亦当时史籍通例。虞喜之说，似最允当。《汉表》记百官沿革，未必皆具，汉初曾遣御史监郡，而《表》不及，即其一征。《百官志》：大史令仅六百石，而《自序·索隐》引《汉旧仪》云：大史公秩二千石，恐亦不足据也。据《续汉书·百官志》，大史令之职，实以天文为重，然其所藏图籍极多。《汉书·宣元六王传》：东平思王孚来朝，上疏求诸子、大史公书。王凤言：诸子书或反经术，非圣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大史公书有战国纵横权谲之谋，汉兴之初，谋臣奇策，天官灾异，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诸侯王，不可予。案谈、迁之书无地理志，则凤所言者乃大史之官之藏书，而非《艺文志》所著录之《大史公书》也。《大史公自序》言为大史令，?史记金匮石室之书，《史记》正凤所谓战国从横权谲之谋，汉初谋臣奇策；金匮石室之书，则凤所谓天官灾异，地形阨塞者也。惟著述别是一事。谈、迁有作，乃其私家之业，而非当官之职也。继谈、迁而序事者，或奉诏为之，如刘、刘毅、刘珍、李尤、，临邑侯复之子，复，齐武王之孙也。复与班固、贾逵共述汉史，及从兄平望侯毅，并有才学。永宁中，邓大后诏毅及入东观，与谒者仆射刘珍著中兴以下名臣列士传，事见《后汉书·齐武王传》。《张衡传》：永初中，谒者仆射刘珍校书郎刘等著作东观，撰集汉记，固定汉家礼仪，上言请衡参论其事。会并卒，而衡常叹息，欲终成之。及为侍中，上疏请得专事东观，收拾遗文，毕力补缀。又条上司马迁、班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又以为王莽本传，但应载篡事而已，至于编年月，纪灾祥，宜为元后本纪。又更始居位，人无异望，光武初为其将，然后即真，宣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书数上，竟不听。珍及李尤，并见《文苑传》。《珍传》云：永宁元年，大后诏珍与作建武已来名臣传。《尤传》云：安帝时为谏议大夫，受诏与谒者仆射刘珍俱撰汉记。卢植、马日?、蔡邕、杨彪、韩说、《后汉书·卢植传》：征拜议郎，与谏议大夫马日?、议郎蔡邕、杨彪、韩说等并在东观校中书五经、记传，补续汉记。《蔡邕传》：召补郎，校书东观。光和元年，徙朔方。邕前在东观，与卢植、韩说等撰补后汉记。会遭事流离，不及得成，因上书自陈，奏其所著《十意》。帝嘉其才高，会明年大赦，乃宥邕还本郡。杨终等是。《后汉书》本传云：受诏删大史公书为十余万言。《华阳国志·先贤仕女总赞》云：明帝时，与班固、贾逵并为校书郎，删大史公书为十余万言。案此指后来所记，非谈迁之书。亦有私家发愤为之者，则如冯商、班彪是也。见下。《三国·蜀志·后主传平》云：“国不置史，(34)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不书。”然景耀元年，又书“史官言景星见”。盖其史职，亦重天文，而阔于注记耳。吴有左、右国史，薛莹、华核为之，皆见《吴志》本传。又《韦曜传》：诸葛恪辅政，表曜为大史令，撰《吴书》。华核、薛莹等皆参与其事。则非专重天象者矣。

  注记之职，汉世亦有之。《后汉书·明德马皇后纪》，自撰显宗起居注是也。《马援传》：援兄子严，永平十五年诏与校书郎杜抚、班固等杂定建武注记。《和熹邓皇后纪》：元和五年，平望侯刘毅，以大后多德政，欲令早有注记，上书安帝，言汉之旧典，世有注记，宜令史官著长乐宫注。帝从之，则亦事后然后从事于裒辑也。

  注记撰述，既由于官，遂不免于忌讳回护，而秉笔者或且因之而获祸焉。《后汉书·蔡邕传》：董卓被诛，邕在王允坐，言之而叹，有动于色。允勃然，即收付廷尉。邕陈辞谢，乞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多矜救之，不能得。大尉马日?驰往，谓允曰：“伯喈旷世逸才，多识汉事，当续成汉史，为一代大典。且忠孝素著，而所坐无名，诛之无乃失人望乎？”允曰：“昔武帝不杀司马迁，使作谤书，流于后世。方今国祚中衰，神器不固，不可令佞臣执笔，在幼主左右，既无益圣德，复使吾党蒙其讪议。”此事亦见谢承书，《三国志·董卓传注》引之。裴松之谓邕情必不党；纵复令然，不应言于王允之坐；斯殆谢承之妄记。固也。然时必有以马迁之作为谤书者，(35)后人乃有此附会之辞。《后书注》引《班固集》云：“司马迁著书成一家之言，至以身陷刑故，微文刺讥，贬损当世，非义士也。”《三国志·王肃传》：明帝问肃：“司马迁以受刑之故，内怀隐切，著《史记》非贬孝武，令人切齿。”可见当时多有此说。善夫孔僖之言之也，曰：“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裴松之亦曰：“迁但不隐孝武之失，直书其事耳，何谤之有乎？”班彪岂不知新末起兵，假托刘氏者，但为愚人习识姓号，乃以姻娅之故，强谓汉承尧后，必当复兴，岂非偏私佞媚之尤？而固且敢曲诋司马氏。乌乎！孟子曰“暴其民甚，则身弑国亡，不甚则身危国削，名之曰幽厉，虽孝子慈孙，百世不能改也”，何其班氏之袒汉，愈于孝子慈孙之暱其父祖也？李法讥史官记事不实，后世有识，寻功计德，必不明信，坐失旨免为庶人。马后撰显宗起居注，削去兄防参医药事。刘瑜上书陈事，讥切中官，窦武引为侍中。武败，瑜被诛，宦官悉焚其上书，以为讹言。魏明帝诏收黄初中诸奏陈思王罪状。公卿已下议：尚书、中秘书、三府、大鸿胪者皆削除之。盖枉史事以顺一人一家之好恶久矣，岂不哀哉！荀悦《申鉴》曰：“得失一朝，荣辱千载，善人劝焉，恶人惧焉。宜于今者，备置史官，掌其典文，纪其行事。每于岁尽，举之尚书，以助赏罚，以弘法教。”亦幸而其议未行耳，使其行之，党同伐异，恶直丑正之祸，又可胜道哉？

  古史皆国自为纪。公卿大夫所称述，农夫野老之流传，亦皆散无友纪。及谈、迁有作，乃举古事之可记者，下逮当世，悉网罗之于一编，诚通史之弘著也。抑通史之义有二：萃古今之事于一编，此通乎时者也。合万邦之事于一简，此通诸地者也。自古所谓世界史者，莫不以其所知之地为限。当谈、迁之时，所知之世界，固尽于其书之所著，则谓其书为当时之世界史可也。其创制之功，亦伟矣哉！迁书之作；班氏父子谓其采《左氏》、《国语》，删《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36)接其后事。据《汉书·迁传赞》及《后汉书·彪传》彪论《史记》之语。其言不甚可信。古人撰录旧书，例不改其辞句，如《汉书·陈胜列传》仍《史记世家》至今血食之文，其明验也。迁书所述之事，虽与《左》、《国》或同，而其辞绝异，安得谓其曾见《左》、《国》？又其所述，与今《战国策》，亦有异同，《史记·吕不韦传》：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索隐》：《战国策》以不韦为濮阳人，又记其事迹，亦多与此传不同，班固虽云大史公据《战国策》，然为此传当别有所闻见，故不全依彼说。或者刘向定《战国策》时，以己异闻，改易彼书，遂令不与《史记》合也。案此论甚通。则其所见者，亦非今之《战国策》也。《汉书·迁传赞》但云“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不云谁撰；而《后书·班彪传》云：“汉兴定天下，大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盖妄人所改，非彪之旧。今就迁书而剖析之，其所据者盖有五：(37)《春秋》，一也；《尚书》，其较后者曰语，二也；此古左右史之所记。《春秋》为记事之史，《尚书》为记言之史。由记言推广之而及于记行，则成今之《国语》矣。《左氏》是否据《国语》纂辑姑措弗论，要其为书，必与《国语》同类，则无疑也。《史记》列传，即原于语。故在他篇中述及，仍称为语。如《秦本纪》述商鞅说孝公变法曰“其事在《商君语》中”，《孝文本纪》述大臣诛诸吕，谋立代王曰：“事在《吕后语》中”是也。《萧相国世家》述吕后与何谋诛韩信曰“语在淮阴侯事中”，《留侯世家》述良解鸿门之危曰“语在项羽事中”，语、事二字，必浅人所互乙。《帝系》、《世本》，三也，此古小史所职。经子之类，四也。身所闻见，五也。迁所据之书，虽不可知，其种类固犹可推见也。继谈、迁之后者：《汉志·春秋家》有《冯商所续大史公》七篇。《后汉书·班彪传》曰：“司马迁著《史记》，自大初已后，阙而不录。后好事者颇或缀集时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继其书。彪乃继采前世遗事，旁贯异闻，作后传数十篇。”《注》曰：“好事者，谓扬雄、刘歆、阳城衡、褚少孙、史孝山之徒也。”《史通·古今正史篇》则云：“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徇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至建武中，司徒掾班彪以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伪新，误后惑众，不当垂之后代。此可见新室美政，为彪父子刊落殆尽，而今《汉书》述新室事，绝不足信也，可谓秽史矣。于是采其旧事，旁贯异闻，作后传六十五篇。”诸家行事，向、歆、扬雄自有传。冯商已见上。史岑见本集人物篇。晋冯、段肃见《后书·班固传》。冯衍自有传。余七人未详。据浦起龙《通释》。然知几之言，必有所本也。彪子固，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人有上书显宗，告固私改作国史者。有诏下郡收固系京兆狱，尽取其家书。固弟超驰诣阙上书，得召见，具言固所著述意，而郡亦上其书。显宗甚奇之。召诣校书部。除兰台令史。与前睢阳令陈宗、长陵令尹敏、司隶从事孟异共成《世祖本纪》。迁为郎，典校秘书。固又撰功臣、平林、新市、公孙述事，作列传、载记二十八篇，奏之。乃复使终成前所著书。固探续前记，缀集所闻，以为《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为断代史之首焉。彪女名昭，见《后书·列女传》，云：兄固著《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诏昭就东观藏书阁踵而成之。又云：《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于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诏融兄续继昭成之。其后则谢承作《后汉书》，见《三国·吴志·吴本权谢夫人传》。王化作《蜀书》，《华阳国志·后贤志》：王化，字伯远，广汉郪人也。著《蜀书》及诗赋之属数十篇。其书与陈寿颇不同。韦曜著《吴书》，见前。曜得罪后，华核上疏救之，曰：《吴书》虽已有头角，叙赞未述。昔班固作《汉书》，文辞典雅。后刘珍、刘毅等作《汉记》，远不及固，叙传尤劣。今《吴书》当垂千载。编次诸史，后之才士，论次善恶，非得良才如曜者，实不可使，阙不朽之书。如臣顽蔽，诚非其人。曜年已七十，余数无几。乞赦其一等之罪，为终身徒，使成书业，永足传示，垂之百世。皓不许，遂诛曜，徙其家零陵。又《吴志·步骘传》：周昭与韦曜、薛莹、华核共述《吴书》。断代之体益盛。

  汉人颇多留意古史者。班彪讥司马迁采摭经传，分散百家之事，甚多疏略，不如其本。张衡条上迁、固所叙与典籍不合者十余事，有曰：“史迁独载五帝，不记三皇，今宜并录。”又曰：“《帝系》黄帝产青阳、昌意，《周书》曰：乃命少昊清，清即青阳也，今宜实定之。”韦曜因狱吏上辞曰：“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诬，在书籍者，亦复错谬。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自庖牺，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此书与刘歆之《世经》，可并称为年代学之嚆矢也。谯周作《古史考》：《晋书·司马彪传》曰：“周以《史记》周、秦以上，或采俗语百家之言，不专据正经，于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凭旧典，以纠迁之谬误。”案自西京末叶，考证之学渐兴，故多不满前人所为者。然意存考证而其术未精，则其所去取，不免失当，转不如博采或直录者，多存古史之真，此后世之言古史者，所以仍必以《大史公书》为据也。然此特以今日之眼光观之，在当时，则如谯周等，皆可谓能用心于古史者矣。汉人所作古史，存于今者，又有赵晔之《吴越春秋》，袁康之《越绝书》，皆以传述之辞为本，看似荒唐，然其可宝，转在徒摭拾书传者之上也。

  述当代史实者：《汉志》所载：有《奏事》十二篇。《注》曰：秦时大臣奏事及刻石名山文也。《楚汉春秋》九篇。《注》云：陆贾所记。《大古以来年纪》二篇，盖自大古至当代，故著之《大史公书》后。《汉著记》百九十卷。师古曰：若今之起居注。《汉大年纪》五篇，盖专记汉世年代者也。《汉书·高帝纪》云：“高祖不修文学，而性明达，好谋能听。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陆贾造《新语》。”《史记·陆贾传》曰：“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贾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知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夫既不知文学，安能远鉴古初？陆生所述，虽或远及古国，必以当世行事为多也。《后汉书·应奉传》云：“著《汉书后序》，多所述载。”《注》引袁山崧书曰：“奉又删《史记》、《汉书》及《汉记》，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名曰《汉事》。”子劭，又集解《汉书》。《荀悦传》：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此并因前贤以成书，要亦当世得失之林也。其志存当代掌故者，当以蔡邕为最。邕所奏十意，曰《律历》第一，《礼》第二，《乐》第三，《郊祀》第四，《天文》第五，《车服》第六，见《后书》本传《注》引《邕别传》。又《续书·律历志注》载邕戍边上章曰：“臣自在布衣，常以为《汉书》十志，下尽王莽，而世祖以来，惟有纪、传，无续志者。臣所师事故大傅胡广，知臣颇识其门户，略以所有旧事。虽未备悉，粗见首尾。积累思惟，二十余年。不在其位，非外吏庶人，所得擅述。天诱其衷，得备著作郎。建言十志皆当撰录。遂与议郎张华等分受之。”又言：“科条诸志，臣欲删定者一，所当接续者四，前志所无臣欲著者三。及经典群书，所宜捃摭，本奏诏书，所当依据，分别首目，并书章左。愿下东观，推求诸奏，参以玺书，以补缀遗阙，昭明国体。章闻之后，虽肝脑流离，白骨剖破，无所复恨。”其志亦可谓勤矣。今所传司马彪之《律历志》，仍本于邕。《礼仪》、《天文》二志，原出于邕，《礼仪志》谯周改定，《天文志》则周所续成，见《注》引谢沈书。《应奉传》又云：奉为司隶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象赞，子劭乃连缀其名录，为《状人纪》。孔休有《季汉辅臣赞》，陈术著《益部耆旧传》，《三国·蜀志·李撰传》。皆网罗当世名人行事。李固之死，弟子赵承等共论固行迹，以为《德行篇》。郭泰之卒，同志者共刻石立碑。蔡邕为文。既而谓卢植曰：“吾为碑铭多矣，皆有惭德，惟郭有道无愧色耳。”此则专为一人表章者也。然观邕之言，则知阿私所好之弊，由来已久矣。

  《汉志》史籍，附著《春秋》之末，后人因谓汉人尚不知重视史籍，非也。《汉书·杨恽传》：戴长乐告恽，谓恽语长乐曰：“正月以来，天阴不雨，此春秋所记，夏侯君所言也。”(38)张晏曰：“夏侯胜谏昌邑王曰：天久阴不雨，臣下必有谋上者，《春秋》无久阴不雨之异也。汉史记胜所言，故曰春秋所记，谓说春秋灾异者耳。”师古曰：“《春秋》有不雨事，说者因论久阴附着之也。张谓汉史为春秋，失之矣。”案上文又云“恽始读外祖《大史公记》，颇为春秋”，此两春秋字，盖皆泛指史籍言之，则张说实是。观陆贾著书称《楚汉春秋》可证。时人言史，盖分《书》与《春秋》为二科。(39)司马迁言《书》长于政，《春秋》长于治人。述其父谈之言曰“今汉兴，海内壹统，明主、贤君、忠臣、义士，予为大史而不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予甚惧焉”，其自述其志，亦曰“予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士大夫之业，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乃述当世之事之逊辞，其意则亦欲“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以为“天下仪表”耳。此《春秋》之科也。魏相好观汉故事及便宜章奏，以为古今异制，方今务在奉行故事而已，数条汉兴已来国家便宜行事，及贤臣贾谊、晁错、董仲舒等所言，奏请施行之。此则《尚书》之科也。又有临事求索者：如成帝欲治王氏，诏尚书奏文帝时薄昭故事，和帝将诛窦氏，欲得《外戚传》，惧左右不敢使，乃令清河孝王庆私从千乘王求，夜独内之。又令庆传语中常侍郑众，求索故事。事见《汉书·元后传》、《后汉书·章帝八王传》。《三固·吴志·孙权传》：嘉禾元年《注》引《江表传》曰：是冬，群臣奏宜修郊祀。权曰：“郊祀当于土中，今非其所，于何施此？”重奏曰：“昔周文、武郊于鄷、镐，非必土中。”权曰：“武王伐纣，即阼于镐京而郊其所也，文王未为天子，立郊于鄷，见何经典？”复书曰：“伏见《汉书·郊祀志》：匡衡奏从甘泉河东郊于鄷”，此等，其视史籍，皆如后人之视成案也。然则《汉志》著《大史公书》于春秋家，乃当时之人视史籍流别如此，安有重经轻史之意乎？然此特学者之见，至流俗，则于记行事之书，通称为史记。《汉书·五行志》引史记成公十六年单襄公见晋厉公视远步高云云。颜师古曰：“此志凡称史记者，皆谓司马迁所撰也。”齐召南曰：“单襄公见晋厉公，《晋世家》不载，此《国语》文也。下文尚有数处称史记，皆《国语》文。”案颜说固非，齐说亦未为是。下文又云：“史记秦始皇帝三十六年，郑客从关东来，至华阴，望见素车白马从华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璧与客曰：为我遗镐池君。因言今年祖龙死。忽不见。郑客奉璧，即始皇二十八年过江所湛璧也。”此事既不出《国语》，亦与《大史公书》不同，足见史记二字，为史籍通称，特以当时史籍少，故《大史公书》遂冒其一类书之总名耳。

  士大夫之好史学者：司马朗父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三国志·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张裔博涉《史》、《汉》。孟光锐意三史。尹默皆通诸经史。皆见《三国·蜀志》本传。《吴志·孙峻传注》引《吴书》云：留赞好读兵书及三史。《殿本考证》云：“三史，元本作三略。”孙权欲其子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昭子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见《吴志登传》，亦见《昭传》。合此及马融受《汉书》于班昭之事观之，知当时史学，亦有传授，(40)如经生之业。此士大夫之受学者。若孙权谓吕蒙、蒋钦，自言统事以来，省三史、诸家兵书，自以为大有所益，欲使蒙、钦亦读之。《吕蒙传注》引《江表传》。王平生长戎旅，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而使人读《史》、《汉》诸纪传听之，备知其大义。(41)往往论说，不失其指。此则所谓开卷有益，亦如治经者之不事章句也。

  重言轻事，古人积习甚深。故虽爱好史籍，而于史事初不知求实。(42)《三国·魏志·崔琰传注》引《魏氏春秋》曰：“袁绍之败，孔融与大祖书曰：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大祖以融学博，谓书传所记。后见问之，对曰：以今度之，想其当然耳。”时人于古事，率多如此。魏明帝问司马迁于王肃。见上。肃对曰：“汉武帝闻迁述史记，取孝景及己本纪览之，于时大怒，削而投之，于今此两纪有录无书。后遭李陵事，遂下迁蚕室，此为隐切在孝武，而不在于史迁也。”及华核疏救韦曜，则曰“武帝以迁有良史之才，欲使毕成所撰，忍不加诛”，皆设辞以悟主，非其实也。言史事如此，述当世之事亦然。《汉书·东方朔传赞》言后世好事者，取奇言怪语，附着之朔。《朱云传赞》言世称朱云多过其实。《韦贤传》言韦孟《讽谏》，乃其子孙所为，可谓颇知核实。然其能如是者亦寡矣。观本书辨正诸端，亦可见其大略。《后汉书·马援传》云：“援自还京师，数被进见。为人明须发，眉目如画。闲于进对。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辅长者，下至闾里少年，皆可观听。自皇大子、诸王侍闻者，莫不属耳忘倦。”朱云、东方朔等之见附会，皆善谈说如援者之为之也。(43)然时人颇好讲史法。张衡欲作元后本纪，及以更始之号，建于光武之初，即其一端。韦曜撰《吴书》，执以孙和不登帝位，不肯顺皓意作纪，亦其事也。裴松之讥孙盛制书，多用《左氏》以易旧文，见《魏武帝纪》建安五年及《陈泰传注》。则重文辞而轻史实者，亦自汉、魏间始矣。

  第六节 文学美术
  凡文字，必能与口语相合，而其用乃弘。此非古寡辞协音之文所能也。秦、汉继春秋、战国之后，为散文极盛之时。然其时之人，所视为文之美者，乃为多用奇字，造句整齐，音调和缓，敷陈侈靡，于是辞赋之学盛，而散文亦稍趋于骈偶矣。

  西京初叶，所谓文学者，尚不专指文辞。《汉书·严助传》：“郡举贤良，对策百余人，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夫。后得朱买臣、吾丘寿王、司马相如、主父偃、徐乐、严安、东方朔、枚皋、胶仓、《艺文志》作聊苍。从横家有《待诏金马聊苍》三篇。终军、严葱奇等，《艺文志》作庄忽奇，盖避明帝讳改。官常侍郎。有赋十一篇。并在左右。是时征伐四夷，开置边郡，军旅数发，内改制度，朝廷多事，娄举贤良文学之士。公孙弘起徒步，数年至丞相。开东阁延贤人与谋议，朝觐奏事，因言国家便宜。上令助等与大臣辩论，中外相应以义理之文，大臣数诎。其尤亲幸者，东方朔、枚皋、严助、吾丘寿王、司马相如。相如常称疾避事，朔、皋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惟助与寿王见任用。”诸人中除朔、皋外，固皆有实学者也。然因如朔、皋者亦厕其中，遂为世所轻视矣。《王褒传》：宣帝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猎。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讽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其后大子体不安，忽忽善忘，不乐。诏使褒等皆之大子宫虞侍大子。朝夕诵读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乃复归。辞赋之用如此，此人之所以轻之也。《扬雄传》：“雄以赋者将以风之，必推类而言，极丽靡之辞，闳侈巨衍，竞于使人不能加也，既乃归之于正，然览者已过矣。往时武帝好神仙，相如上《大人赋》欲以风，帝反缥缥有陵云之志。繇此言之，赋劝而不止明矣。又颇似俳优，淳于髡、优孟之徒，非法度所存，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也。于是辍而不为。”夫说而不绎，听者之过，劝而不止，诵者之失，以此为风，安能与古诗同义？雄又称东方朔为滑稽之雄。“非夷、齐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上容。首阳为拙，柱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易农。”盖小人志在衣食之流，尚不足语于患得患失之鄙夫，视淳于髡、优孟之流远矣。《盐铁论·褒贤篇》：大夫曰：“东方朔自称辨略，消坚释石，当世无双，然省其私行，狂夫不忍为。”(44)夫文学贵乎以情相感。有悲天闵人之心而未能喻诸人者多矣，徒为饱食暖衣之计，而欲使人感动兴起，不亦难乎？此等人在汉世，其进用亦仅恃人主之好尚。司马相如以訾为郎，为武骑常侍，事孝景帝。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之徒。相如见而悦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梁孝王薨，相如归而家贫，无以自业。后武帝读《子虚赋》而善之，乃得召。乡使相如不遇梁王、武帝，则亦终老牖下耳。当时君贵人，好文学者殊不多，仅汉武、宣、梁孝王、淮南王安、东汉灵帝、魏文帝等数人。魏明帝青龙四年，置崇文观，征善属文者以充之，此亦犹汉灵帝之鸿都门学，然其规模不如前人之弘远矣。陈思王等非必不好士，然其力又不足以养士也。故士之以此自业者尚少也。富饶之地，士亦有乐于事此者，然亦浮薄者多，如第十三章第五节引《汉书·地理志》言吴、蜀之俗是已。

  汉世文字，去口语尚不甚远，观《史记》可知。《汉书》辞句，率较《史记》为简。后人以为班氏有意为之，非也。古人辑录旧文，例不改其辞句。《汉书·陈涉传》于《史记》至今血食之文，尚未刊落，何暇校计虚字？盖《史记》在唐以前，通行不如《汉书》之广，其经传钞之次数，即不如《汉书》之多。(45)昔人读书，不斤斤于字句，传钞时无谓之虚字，率加删节，钞胥尤甚，故《汉书》之虚字，较《史记》减少也。然今《史记》虽较《汉书》为繁，而视《史通·点烦篇》所引则已省，可见今之《史记》，亦为累经删削之余。此恐非独《史》、《汉》为然，一切古书，莫不如是。此可见东周、秦、汉之散文，与语言殊近，其通晓必甚易。王平手不能书，所识不过十字，而口授作书，皆有意理以此。蔡邕当时之为辞赋者曰：“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可见辞赋之家亦未尝不随俗。汉武、宣之流，岂真能通乎文学？而亦若好尚存焉者，正以是时之文学，尚易通晓故耳。班昭、蔡琰，固天挺异才，马伦、皇甫规妻等，人訾亦能出言有章，则亦以其时之文字尚不甚艰深也。四人并见《后汉书·列女传》。顺烈梁皇后、安帝所生母左姬视此，见第一节。

  崇尚文辞之风气，盖始于汉、魏之间。(46)隋李谔谓魏之三祖，更尚文词，竞逞文华，遂成风俗是也。《三国·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曰：“帝初在东宫，疫疠大起，时人凋伤。帝深感叹。与素所敬者大理王郎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疠数起，士人凋落。余独何人，能全其寿？故论撰所著《典论》、诗、赋，盖百余篇。”然则其好文辞，乃欲徼幸于后世不可知之名，与夫悲天闵人，不能自已而有言者，异其趣矣。宜其崇尚文辞之风日盛，而文学反以陵夷也。《王粲传》云：“始文帝为五官将，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学。粲与北海徐干、广陵陈琳、陈留阮瑀、汝南应场、东平刘桢，并见友善。自颍川邯郸淳、繁钦、陈留路粹、沛国丁仪、丁廙、弘农杨脩、河内荀纬等，亦有文采，而不在此七人之列。”案七人谓粲等加一孔融，文帝《典论》以之并举，后人称为建安七子者也。《传》又云：场弟璩，璩子贞，咸以文章显。瑀子籍：才藻艳逸。时又有谯郡嵇康，文辞壮丽。吴质济阴人，以文才为文帝所善。皆崇尚文辞之风气中一时之佼佼者也。陈寿《上诸葛氏集表》曰“论者或怪亮文采不艳，而过于丁宁周至”，当时重文轻实之风，亦可见矣。

  诗歌之体，恒随音乐而变，故欲知一时代之诗歌者，必先知其时之音乐。秦、汉诗、乐，盖亦一新旧交替之会也。《汉书·乐志》云：汉兴，乐家有制氏，以雅乐声律，世世在大乐官，但能纪其铿鼓舞，而不能言其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眼虔曰：高帝姬也。楚声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曰安世乐。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舞者，高祖四年作。文始舞者，曰本舜韶舞也。五行舞者，本周舞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以尊太宗庙。至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以尊世宗庙。诸帝庙皆常奏文始四时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乐、礼容乐。昭容主出武德舞，礼容主出文始五行舞。初，高祖既定天下，过沛，与故人父老相乐。醉酒欢哀，作风起之诗。令沛中僮儿百二十人习而歌之。至孝惠时，以沛宫为原庙，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为员。文、景之间，礼官肄业而已。至武帝定郊祀之礼，乃立乐府，采诗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是时河间献王有雅材，献所集雅乐，天子下大乐官常存肄之，岁时以备数，然不常御。常御及郊庙，皆非雅声。至成帝时谒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闲乐，能说其义。其弟子宋晔等上书言之。下大夫博士平当等考试。当以为宜领属雅乐，以继绝表微。事下公卿，以为久远难分明，当议复寝。是时郑声尤甚。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属，富显于世。贵戚五侯、王氏。定陵、淳于长。富平，张放。外戚之家，淫侈过度，至与人主争女乐。案贡禹言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则当时富贵之家，皆有家乐。参看第十五章第二节。哀帝自为定陶王时，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诏曰：其罢乐府官。郊祭乐及古兵法武乐在经非郑、卫之乐者，条奏，别属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罢，可领属大乐，其四百四十一人，不应经法，或郑、卫之声，皆可罢。奏可。然百姓渐渍日久，又不制雅乐，有以相变，豪富吏民，湛沔自若云。《王褒传》云：神爵、五凤之间，天下殷富，数有嘉应，上颇作歌诗，欲兴协律之事。丞相魏相奏言知音善鼓雅琴者渤海赵定、梁国龚德，皆召见待诏。于是益州刺史王襄欲宣风化于众庶，闻王褒有俊材，请与相见，使作《中和乐职宣布诗》，选好事者，令依鹿鸣之声，习而歌之。《何武传》：益州刺史王襄使辩士王褒颂汉德，作《中和乐职宣布诗》三篇。武年十四五，与成都杨覆众等共习歌之。《艺文志》有《雅琴赵氏》七篇，《雅琴龙氏》九十九篇，又有雅琴师氏》八篇。《注》云：名中，东海人，传言师旷后。《志》《云：武帝时，河间献王献八佾之舞，与制氏不相远。《后汉书·儒林传》：刘昆能弹雅琴，知清角之操。《三国志·杜夔传》云：以知音为雅乐郎。中平五年，疾去官，州郡司徒礼辟，以世乱奔荆州。荆州牧刘表令与孟曜为汉主合雅乐。后表子琮降大祖，大祖以夔为军谋祭酒，参大乐事。因令创制雅乐。夔善钟律，聪思过人，丝竹八音，靡所不能，惟歌舞非所长。时散郎邓静、尹齐善咏雅乐，歌师尹胡能歌宗庙郊祀之曲，舞师冯肃、服养晓知先代诸舞，夔总统研精，远考诸经，近采故事，教习讲肄，备作乐器。绍复先代古乐，自夔始也。统观秦、汉之事，则古雅乐传授非无其人，特人心之好尚已移，故终不如郑声之盛耳。诗歌之体，五言盖即三百篇之变，乐府则依新声而作者也。五言未尝不朴茂有致，然不如乐府之有生气矣。

  与众乐乐，莫如角抵。其原起，已见第十八章第六节。《史记·大宛传》言：安息王发使随汉使来，观汉广大，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是时上方数巡狩海上。乃悉从外国客，大都多人则过之，散财帛以赏赐，厚具以饶给之，以览视汉富厚焉。于是大觳抵，出奇戏诸怪物，多聚观者，行赏赐，酒池肉林，令外国客遍观各仓库府藏之积，见汉之广大，倾骇之，及加其眩者之工。而觳抵奇戏，岁增变甚盛益兴，自此始。则武帝时角抵之戏，已杂以西域眩人之技矣。《汉书·西域传赞》曰：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晋灼曰：“都卢国名也。”李奇曰：“都卢，体轻善缘者也。盖都卢国人善为此技。砀极，乐名也。”师古曰：巴人，巴州人也。俞水名，今渝州也。巴、俞之人，所谓人也。劲锐善舞。本从高祖定三秦有功，高祖喜观其舞，因令乐人习之，故有巴、俞之乐。漫衍者，即张衡《西京赋》所云巨兽百寻，是为漫延者也。鱼龙者，为舍利之兽，先戏于庭极，毕，乃入殿前，激水化成比目鱼，跳跃漱水，作雾障日。毕，化成黄龙八丈，出水敖戏于庭，炫耀日光。《西京赋》云：“海麟变而成龙，即为此色也。”可以见其概矣。宣帝时，乌孙使来迎少主，天子自临平乐观，会匈奴使者、外国君长，大角抵设乐而遣之。元帝初元五年，以贡禹言罢角抵。案王吉亦言去角抵，减乐府，见本传。然后汉飨遣卫士，仍观以角抵。见《续汉书·礼仪志》。顺帝汉安二年，立兜楼储单于，诏大常、大鸿胪与诸国侍子于广阳城门外祖会，飨赐作乐，角抵百戏。见《后汉书·南匈奴传》。而贺正宴飨，亦行鱼龙曼延于德阳殿中。德阳殿周旋容万人，陛高二丈，皆文石作坛，激沼水于殿下。《续书·礼仪志注》引蔡质《汉仪》。其侈如此，宜乎迁、固等之深讥之也。《后汉书·安帝纪》：延平元年十二月乙酉，罢鱼龙曼延百戏。

  书法成为美术，已见第一节。图画则专于人物，多画古今名人象。有意存法戒者，臧洪答陈琳书曰：“昔晏婴不降志于白刃，南史不曲笔以求存，故身传图象，名垂后世。”成帝幄坐，张画屏风，画纣醉踞妲己，作长夜之乐《汉书·叙传》。是也。有侈其奇迹者，广川殿门画成庆短衣大袴长剑是也。《汉书·景十三王传》。有徒以为美观者，宋弘燕见，御坐新屏风图画列女，光武数顾视之是也。其画当代人物，有以其功德者，如宣帝画功臣于麒麟阁，后汉画列将于云台。桓帝征姜肱不至，下彭城使画工图其形是也。有以示劝惩者，应劭《汉官》谓河南郡府听事壁诸尹画赞，自建武讫于阳嘉，注其清浊进退，不隐过，不虚誉，甚得述事之实，后人是瞻，足以劝惧是也。《续汉书·郡国志》河南尹《注》引。有以备掌故者，应奉为司隶，并下诸官府、郡国各上前人象赞是也。人有声名，为时所慕，图其形者，尤不可胜计。亦有画神仙鬼怪之属者，梁冀大起第舍，图以云气仙灵是已。又能刻木为人象。《三国志·王朗传注》引《朗家传》，言会稽旧祀秦始皇，刻木为象，与大禹同庙是也。汉画之存于今者，有武梁祠石刻等，可以见其大概。

  第七节 自然科学
  秦、汉之世，自然科学，以天文历法为最盛。据《汉书·律历志》：古代所传，有黄帝、颛顼、夏、殷、周、及鲁历。秦以十月为正。汉袭秦正朔。以张苍言用颛顼历，《张苍传赞》：张苍好律历，为汉名相，而专遵用秦颛顼历，何哉？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然朔晦月见弦望满亏多非是。至武帝元封七年，大中大夫公孙卿、壶遂，大史令司马迁等言：历纪坏废，宜改正朔。是时御史大夫儿宽明经术。上乃诏宽与博士共议：今宜何以为正朔？服色何上？宽与博士赐等议，皆曰：推传序文，则今夏时也。于是以七年为元年。遂诏迁与侍郎尊大、典星射姓等议造汉历。姓等奏不能为算，愿募治历者，更造密度，各自增减，以造汉大初历。乃选治历邓平及长乐司马可、酒泉候宜君、侍郎尊，及与民间治历者凡二十余人。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与焉。都分天部，而闳运算转历，与邓平所治同。乃诏迁：用邓平所造八十一分律历。罢废尤疏远者十七家。复使校历律昏明宦者淳于陵渠覆大初历。晦朔弦望皆最密。陵渠奏状。遂用邓平历。以平为大史丞。元凤三年，大史令张寿王上书，言传黄帝调律历，汉元年以来用之。今阴阳不调，宜更历之过也。诏下主历使者鲜于妄人诘问。寿王不服。妄人请与治历大司农中丞麻光等二十余人杂候日月晦朔弦望、四节、二十四气，钧校诸历用状。奏可。诏与丞相、御史、大将军、右将军史各一人杂候上林、清台，课诸历疏密，凡十一家。以元凤三年十一月朔旦冬至尽五年十二月，各有第。寿王课疏远。案汉元年不用黄帝调历。寿王非汉历，逆天道，非所宜言，大不敬。有诏勿劾。复候。尽六年。大初历第一。即墨徐万且、长安徐禹治大初历，亦第一。寿王及待诏李信治黄帝调历，课皆疏阔。寿王历，乃大史官殷历也。寿王候课比三年下，终不服，再劾死，更赦，勿劾，遂不更言，诽谤益甚，竟以下吏。自汉历初起，尽元凤六年三十六岁而是非坚定。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得三统历及諩，即《汉志》所本也。后汉光武建武八年，中大仆朱浮、大中大夫许淑等数上书，言历不正，宜当改更。上以天下初定，未皇考正。至章帝元和二年，乃下诏改行四分历焉。

  言天体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日浑天。宣夜之学，绝无师法。周髀数术具存，考验天状，多所违失，故史官不用。惟浑天近得其真。《续汉书·天文志注》引蔡邕表。《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汉名臣奏》同。后汉时张衡善术学。安帝征拜郎中。再迁为大史令。作浑天仪，著《灵宪》、《算罔论》。《灵宪》见《续书·天文志注》中。《后书注》云：“衡集无《算罔论》，盖网落天地而算之，因名焉。”顺帝初，再转，复为大史令。阳嘉元年，复造候风地动仪。以精铜铸成。员径八丈。合盖隆起，形似酒尊。饰以篆文山龟鸟兽之形。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关发机。外有八龙，首衔铜丸，下有蟾蜍张口承之。其牙机巧制，皆隐在尊中。覆盖周密无际。如有地动，尊则振龙，机发吐丸，而蟾蜍衔之，振声激扬。伺者因此觉知。虽一龙发机，而七首不动，寻其方面，乃知震之所在。验之以事，合契若神。尝一龙机发，而地不觉动。京师学者，咸怪其无征。后数日，驿至，果地震陇西，于是皆服其妙。自此以后，乃令史官记地动所从方起焉。

  正朔之议，魏世又一纷更。《三国志·文帝纪》：黄初元年《注》引《魏书》曰：以夏数为得天，故即用夏正。《辛毗传》云：时议改正朔。毗以为魏氏遵舜、禹之统，应天顺民。至于汤、武，以战伐定天下，乃改正朔。孔子曰：行夏之时。《左氏传》曰：夏数为得天正，何必期于相反？帝善而从之。则魏初之不改正朔，乃辛毗之议也。《明帝纪》：景初元年正月，山茌县今山东长清县东北。言黄龙见。于是有司奏以为魏得地统，宜以建丑之月为正。三月，定历，改年为孟夏四月，改大和历曰景初历。其春、夏、秋、冬，孟、仲、季月，虽与正岁不同，至于郊祀、迎气、礿、祠、蒸、尝、巡守、蒐田、分至、启闭、班宣时令，中气早晚，敬授民事，皆以正岁斗建为历数之序。《注》引《魏书》曰：“初，文皇帝即位，以受禅于汉，因循汉正朔弗改。帝在东宫，著论，以为五帝、三王，虽同气共祖礼不相袭，正朔自宜改变，以明受命之运。及即位，优游者久之。史官复著言宜改。乃诏三公、特进、九卿、中郎将、大夫、博士、议郎、千石、六百石博议。议者或不同。帝据古典诏曰：今推三统之次，魏得地统，当以建丑之月为正月。”则此举实出帝独断也。《齐王纪》：景初三年十二月，诏曰：“烈祖明皇帝，以正月背弃天下。永惟忌日之哀，其复用夏正。虽违先帝通三统之义，斯亦礼制所由变改也。又夏正于数得天。其以建寅之月为正始元年正月，以建丑月马后十二月。”案岁之始终，宜与农时相合，孔子所以主行夏之时者以此。通三统别是一义。敬授民时，既不能无从夏正，多此纷扰，亦奚以为？秦、汉之世，犹有此等空论，后世迷信既澹，遂无复议此者矣。

  地理图籍，颇为详备。《汉书·地理志》：琅邪郡长广县，奚养泽在西，秦地图曰剧清池。于钦《齐乘》：高密县有都泺者，《水经注》谓之夷安潭，秦地图谓之剧清池。代郡班氏县，秦地图书班氏。此语当有讹误。则秦代地图，汉世犹有存者。萧何入关所收，当即此类。《后汉书·邓禹传》：从至广阿，光武舍城楼上，披舆地图指示禹曰：“天下郡国如是，今始乃得其一，子前言以吾虑天下不足定，何也？”《岑彭传注》引《续汉书》：辛臣为田戎作地图，图彭宠、张步、董宪、公孙述等所得郡国，云：“洛阳所得如掌耳。”《马援传》：援为书与隗嚣将杨广曰：“前披舆地图，见天下郡国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区区二邦，以当诸夏百有四乎？”此皆天下之总图。《史记·三王世家》：请令史官御史奉地图。《汉书·王莽传》：莽定诸国邑采之处，使侍中讲理大夫孔秉等与州部众郡晓知地理图籍者共校治。《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五年，群臣议封皇子曰：“臣请大司空上舆地图。”《汉书·沟洫志》：齐人延年上书，言“河出昆仑，经中国注勃海，是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案图书，观地形，令水工准高下，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东注之海”。淮南王安日夜与左吴等按舆地图，部署兵所从入。所据者盖即此等图。安谏伐闽越曰：“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盖其比例小，故不能详备也。其临时所画以备行军之用者：李陵伐匈奴，至浚稽山，止营，举图所过山川地形，使麾下骑陈步乐还以闻。桑弘羊请田轮台以东，置校尉三人分护，各举图地形。《汉书·西域传》。赵充国言臣愿驰至金城，图上方略。师古曰：图其地形。李徇持节使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张松等画地图山川处所，先主由是尽知益州虚实。《三国·蜀志·先主传》建安十六年《注》引《吴书》。此盖专供行军之用。《汉书·武帝纪》元鼎六年《注》引臣瓒曰“浮沮，井名，在匈奴中，去九原二千里，见汉舆地图”，亦以井泉为朔漠行军所急，故备著之也。《匡衡传》：衡封僮之乐安乡，僮县，今安徽泗县东北。乡本田提封三千一百顷，南以闽佰为界。初元元年郡图，误以闽佰为平陵佰，积十余岁。衡封临淮郡，遂封真平陵佰以为界，多四百顷。至建始元年，郡乃定国界，上计簿更定图，言丞相府。衡以主簿陆赐署集曹掾。后赐与属明举计。郡即复以四百顷付乐安国。衡遣从史之僮收取所还田租谷千余石入衡家。(47)衡坐此免。《三国志·孙礼传》：迁冀州牧。大傅司马宣王谓礼曰：“今清河、平原争界，八年更二刺史，靡能决之。虞、芮待文王而了，宜善分明。”礼曰：“讼者据墟墓为验，听者以先老为正，而老者不可加以榎楚，又墟墓或迁就高敞，或徙避仇雠。如今所闻，虽皋陶犹将为难。若欲使必也无讼，当以烈祖初封平原时图决之。何必推古问故，以益辞讼？今图藏在天府，便可于坐上断也。岂待到州乎？”宣王曰：“是也。当别下图。”礼到，案图宜属平原。而曹爽信清河言，下书云：“图不可用，当参异同。”礼上疏曰：“臣受牧伯之任，奉圣朝明图，验地著之界。界实以王翁河为限。而鄃以马丹侯为验，诈以鸣犊河为界。假虚讼诉，疑误台阁。今二郡争界八年，一朝决之者，缘有解书图画，可得寻案校也。平原在两河向东上，其间有爵堤，爵堤在高唐西南，所争地在高唐西北，相去二十余里，可为长叹息流涕者也。”观此二事，可知当时郡各有图，且附之以解，而登诸天府。总图所据，当即此等分图也。《后汉书·明德马后纪》云：永平十五年，帝按地图，将封皇子，悉半诸国。后见而言曰：“诸子食数县，不已俭乎？”帝曰：“我子岂宜与先帝子等乎？岁给二千万足矣。”《孝明八王传》：肃宗案舆地图，令诸国户口皆等，租入岁各八千万。则户口之数，附著于图。萧何收秦图书，而高祖具知户口多少以此。《三国·蜀志·秦宓传》：宓与王商书曰“《地里志》文翁唱其教，相如为之师”，此盖今《汉志》所本。又《魏志·四裔传注》引《魏略·西戎传》云“《西域旧图》云：罽宾、条支诸国出琦石，即次玉石也”，则又附记物产。此可推见古代图经之体，亦即后世方志之本也。地理之学，是时尚无足观，然分野之说，虽云原本天文，亦颇能包举山川大势。见《汉书·地理志》。《续汉书·郡国志注》引《帝王世纪》，亦著其说。《汉志》推论九州风俗，本诸地理，颇有今人生地理学之意。《天文志》曰：“自河山以南者中国。中国于四海之内，则在东南为阳。其西北则胡、貉、月氏，旃裘引弓之民为阴。故中国山川东北流，其维首在陇、蜀，尾没于勃海、碣石。”亦颇能包举山川形势也。

  秦时焚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卜筮之书不足道。种树之术，已略见第十六章第一节。医家著于正史者，为先汉之仓公，后汉之华佗。仓公者，齐大仓长。姓淳于氏，名意。即第十八章第七节所云犯罪当刑，其女缇萦上书，而文帝为之除肉刑者也。仓公尝见事数师，悉受其要事，尽其方书，而其最后受学者，为临菑元里公乘阳庆。庆谓意曰：“尽去而方书，非是也。庆有古先道遗传黄帝、扁鹊之《脉书》、《五色诊病》；知人生死，决嫌疑，定可治，及药论书甚精。我家给富，心爱公，欲尽以我禁方书悉教公。”意对诏问曰：“病名多相类不可知，故古圣人为之脉法，以起度量，立规矩，县权衡，案绳墨，调阴阳，别人之脉各名之。与天地相应，参合于人，故乃别百病以治之。”又曰：“意治病人，必先切其脉乃治之。”其自述治验，无一不“切其脉”者。盖治病之最难者为诊察，诊察之术，古以望、闻、问、切并称，而四诊之中，又以切为最难，故医家之能致力于是者，其技必较精也。意对诏问所称“大阳”、“少阳”、“阳明”、“厥阴”等名，与《伤寒论》同；又谓胃气黄，黄者土色，说亦与《素问》等书合；知古医学虽或有派别，而本原则同也。意治病虽亦兼用针灸，然用汤液时似多，亦或用药酒。至华佗则尤以手术名。《三国志》本传云：佗精方药。其疗疾，合汤不过数种。心解分剂，不复称量，煮熟便饮，语其节度，舍去辄愈。若当灸，不过一两处，每处七八壮，病亦应除。若当针，亦不过一两处。下针言当引某许，若至语人。病者言已到，应便拔针，病亦行差。若病结节在内，针药所不能及，当须刳割者，便饮其麻沸散。须臾，便如醉死无所知，因破取病。若在肠中，便断肠湔洗，缝腹膏摩，四五日差，不痛，人亦不自寤。一月之间，即平复矣。案今人动言中医不知解剖之学，故不知人体生理，此说实误。“人死则可解剖而视之”，语见《灵枢经·水篇》。《汉书·王莽传》：莽得翟义党王孙庆，使大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臧；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莽虽事事皆好求精，然此事必前有所承，不然，不能创为也。关羽尝中流矢，破臂作创，刮骨去毒，则刳 割之事，亦非凡医所不能为，特其技有精有不精耳。《三国·魏志·贾逵传注》引《魏略》云：逵前在弘农，与典农校尉争公事，不得，乃发愤，生瘿。后所病稍大，自启欲令医割之。大祖惜逵忠，恐其不治，教谢主簿：“吾闻十人割瘿九人死。”逵犹行其意，而瘿愈大。逵之不愈，或不容归咎于医，然谚语亦必有由，不容尽诬也。佗之妙，或在其麻沸散，麻醉药为医家一大发明。病有非刳割不治者，无此，人或惮痛苦而不敢治；或虽不惮，而痛苦非人所能堪；于法遂不可治也。《三国·吴志·吕蒙传》：蒙疾病，孙权时在公安，迎置内殿，每有针加，为之惨戚，即以无麻醉药，不能使病者免于痛苦也。然后世铃医犹有其方，见《串雅》。则亦非佗所独也。是时医家颇自秘其技。《史记·扁鹊列传》：长桑君呼扁鹊私坐，间与语曰：“我有禁方，年老，欲传与公，公毋泄。”此即阳庆所谓禁方。庆亦谓淳于意曰：“慎毋令我子孙知若学我方也。”意又学于公孙光。既受方化阴阳及传语法，未详。欲尽受他精方。光曰：“吾方尽矣，不为爱公所。吾身已衰，无所复事之。是吾年少所受妙方也。悉与公。毋以教人。”意曰：“意死不敢妄传人。”光又告意曰：“吾有所善者，皆疏同产，处临菑。善为方，吾不若。其方甚奇，非世之所闻也。吾年中时，尝欲受其方。杨中倩不肯，曰：若非其人也。胥与公往见之。”医家之自秘如此，此其技之所以多不传与？淳于意言阳庆家富，不肯为人治病。自言家贫欲为人治病，而史亦言其或不为人治病，病家多怨之。盖通其术者少，则富给者敖很自尊，贫窭者靳其长以要重赏矣。《三国志·华佗传》云：“本作士人，以医见业，意常自悔。后大祖亲理得病，笃重，使佗专视。佗曰：此近难济，恒事攻治，可延岁月。佗久远家，思归，因曰：当得家书，方欲暂还耳。到家，辞以妻病，数乞期不反。大祖累书呼，又敕郡县发遣，佗恃能厌食事，犹不上道。大祖大怒。使人往检。若妻信病，赐小豆四十斛，宽假限日。若其虚诈，便收送之。”佗卒以是死。《志》又言佗晓养性之术，时人以为年且百岁，而貌有壮容，则亦李少君之流，恃方以自食者，安得云本作士人？其屡呼不应，全是富给之后，恃能骄蹇耳，宜乎魏祖之深恶之也。中国医家，为后世所宗者，莫如张仲景。仲景名机。《隋志》有其方十五卷。《新》、《旧唐志》同。又有其《疗妇人方》十二卷，皆不传。其传于后者曰《伤寒杂病论》，凡十六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伤寒卒病论》十卷。盖传者或析其论伤寒者十卷，论杂病者六卷各为一书，《唐志》以十卷者冒全书之名，而又误杂为卒也。今《伤寒论》尚存，而序次有疑义，为医家聚讼之端。《杂病论》只有节本，改名曰《金匮玉函要略》，乃赵宋之世馆阁所藏也。仲景正史无传，行事不可知。其《自序》云为长沙大守。然《自序》似系伪物，不足信也。

  本草之学，汉世亦自成一家。平帝元始四年所征异能之士，有通本草者，已见第一节。《郊祀志》言成帝罢遣方士，方士使者副佐本草待诏七十余人皆归家。《游侠传》：楼护父世医，护少随父为医长安，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皆是。又宣帝许后之死，由于乳医淳于衍，见《汉书·霍光传》。而黄宪父为牛医，淳于意、华佗皆针药兼擅，《后汉书·方术传》之郭玉，则特长于针科，益亦各有所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