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秦汉学术(2)

  赵氏翼《陔余丛考》，谓汉时受学者皆赴京师。(6)盖遭秦灭学，天下既无书籍，又少师儒；郡国虽已立学，然经义之专门名家，惟大学为盛；故士无不游大学者。及东汉中叶以后，学成而归者，各教授门徒，每一宿儒，门下著录者至千百人；由是学遍天下矣。此言颇为失考。《汉书·儒林传》言：“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繁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途然也。”元始者，平帝年号也。疏广家居教授，学者自远方至；翟宣教授，诸生满堂；吴章弟子千余人；见《云敞传》。皆前汉事。《后书》所载，诸儒门下，受业著录者之多，诚若远过前汉者，然此或记载有详略，又或有传不传，未必私家教授，后汉远盛于前汉也。(7)《后书》所载，诸儒门下，受业著录，动至数千，甚或盈万，其不及千人者，几不足数矣。如杨厚，门生上名录者三千余人。樊鯈，门徒前后三千余人。曹褒，诸生千余人。郑玄，弟子自远方至者数千。丁鸿，远方至者数千人。周磐，门徒常千人。姜肱，士之远来就学者三千余人。张奂，养徒千人。李膺，免官还居纶氏，教授常千人。郭泰，闭门教授，子弟以千数。张兴，著录万人。曹曾，门徒三千人。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著录前后万人。子纾，门生千人。宋登，教授数千人。杨伦，弟子千余人。魏应，弟子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人。杜抚，弟子千余人。丁恭，诸生自远方至者，著录数千。楼望，诸生著录九千余人。张玄，著录千余人。颖容，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谢该，门徒数百千人。蔡玄，门徒常千人，其著录者万六千人。杜恭，门徒常千余人。索卢放，以《尚书》教授千余人。徐房、李子云，养徒各千人。以上皆见《后汉书》各本传及《儒林》、《文苑》、《逸民传》。又《三国志·杜畿传注》引《魏略》：乐详为博士，年老罢归，门徒亦数千人。《儒林传赞》言：“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专事经学，自是其风世笃焉。其服儒服，称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盖布之于邦域矣。若乃经生所处，不远万里之路，精庐暂建，赢粮动有千百。其耆名高义，开门受徒者，编牒不下万人。”盖其风至季世犹未衰也。案汉世儒生讲学者，多不亲授。《史记·儒林传》言：董仲舒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后汉书·马融传》言：融弟子以次相传，鲜有入其室者。《郑玄传》言：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融素骄贵，玄在门下，三年不得见。乃使高业弟子传受于玄，间或大会诸生，不过讲正大义。《汉书·孔光传》言：光自为尚书，止不教授。后为卿时，会门下大生，讲问疑难，举大义；《翟方进传》言：方进候伺胡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是也。甚有不过存一名籍者。《后书·党锢传》云：景毅子顾，为李膺门徒，而未有录牒，故不及于谴。毅乃慨然曰：“本谓膺贤，遣子师之，岂可以漏夺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归。此即《儒林传赞》所谓编牒。此等人自不必常居门下，故《儒林程曾传》言会稽顾奉等数百人，常居门下也。间有不然者，如《三国·吴志·程秉传注》引《吴录》，言征崇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此等人盖为数甚少。徒务其名之风气，最易于踵事增华。后汉容或更甚于前汉，然必谓私家教授至后汉而始盛，则理有难信也。不特此也，陈平家贫，兄伯常耕田，纵平使游学；叔孙通崎岖戎马之际，弟子从之者犹百余人，则东周之世，孔子养徒三千，孟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之风，盖自秦及汉初，未之有改矣。抑谓汉儒乡学，皆为利禄，亦近厚诬。夏侯胜每讲授，常谓诸生曰：“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桓荣拜大子大傅，赐辎车乘马。荣大会诸生，陈其车马印缓，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此二事最为尚论者所鄙夷。《后书》云：自荣至典，父子兄弟，代作帝师；受其业者，皆至卿相，实非为己之学。然究出耽慕荣宠之情，抑系勉人乡学之意，尚难论定。《荣传》又言：荣初遭仓卒，与族人桓元卿同饥厄。而荣讲诵不息。元卿嗤荣曰：“但自苦气力，何时复施用乎？”荣笑不应。及为大常，元卿叹曰：“我农家子，岂意学之为利，乃至是哉？”此说盖亦出荣家，当时自有此等鄙论。翟方进给事大守府为小吏，数为掾史所詈辱，乃西至京师受经。郭丹买符入关，慨然叹曰：“丹不乘使者车，终不出关。”王霸少为狱吏，常慷慨不乐吏职，其父奇之，乃遣西学长安。冯良少作县吏，年三十，为尉从佐，奉檄迎督邮，耻在厮役，遁至犍为从杜抚学。见《后汉书·周燮传》。郭泰家世贫贱，而早孤，母欲使给事县廷。泰曰：“大丈夫焉能处斗筲之役乎？”遂辞就成皋屈伯彦学。范冉为县小吏，遁到南阳，受业樊英。又游三辅，就马融通经，历年乃还。《后汉书·独行传》。此等非为富贵利禄之谋，则厌食贫居贱之苦，诚亦不得谓之为己。然如孙期，牧豕大泽中，远人从其学者，皆执经垄畔以追之。杨伦讲授大泽中，弟子至千余人。此皆穷居独处之儒，从之有何利禄？《后汉书·吴祐传》：年二十，丧父，居无儋石，而不受赡遗，常牧豕于长垣泽中。行吟经书。遇父故人，谓曰：“卿二千石子，而自业贱事。纵子无耻，奈先君何？”祐辞谢而已。可见牧豕在汉世为贱业也。而其人虽桃李盈门，亦仍躬自作苦，又岂志于利禄者？承宫遭天下大乱，将诸生避地汉中。刘般转侧兵革中，甫归洛阳，即修经学。颍容，初平中避乱荆州，聚徒千余人。《后书·儒林传》。国渊在辽东，常讲学于山岩。《三国志》本传《注》引《魏书》。管宁客辽东，亦讲诗书，陈俎豆。《三国志》本传《注》引《傅子》。当丧乱颠沛之余，而其学之不废如此，此岂有所利而为之？周党家产千金，散与宗族，免遣奴婢，而至长安游学，是为欲富乎？然则汉世社会，好学之风实极盛，虽有若干志在利禄之人，要不敌不为利禄者之众也。当时朝廷之兴学，实受民间风气之鼓动而不自知耳。参看第五章第二节。据《史》、《汉》、《儒林传》，五经之学，固皆起自民间，安得谓遭秦灭学，民间遂无专门名家之大师哉？

  汉儒居官者，多不废教授。施雠与孟喜、梁丘贺，并为田王孙门人。谦让，常称学废，不教授。(8)及贺为少府，事多，乃遣子临分将门人张禹等从雠问。则贺当未为少府时，教授不废，即为少府，教授亦未尽废也。翟方进以射策甲科为郎。二三岁，举明经，迁议郎。是时宿儒有清河胡常，与方进同经。常为先进，名誉出方进下。心害其能，论议不右方进。方进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时，遣门下诸生至常所问大义疑难，因记其说。如是者久之。常知方进之宗让己，内不自得。其后居士大夫间，未尝不称述方进。遂相亲友。是方进为郎，教授亦未尝废也。鲁恭弟丕拜赵相，门生就学者常百余人；欧阳歙迁汝南大守，在郡教授数百人；牟长自为博士，及在河内，诸生讲学者，常有千余人；伏恭迁常山大守，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皆见《后书·儒林传》。则传业弥盛矣。又有弃官教授者：如孔光左迁虹县长，自免归教授。吴祐为梁冀长史，自免归家，以经术教授。延笃为京兆尹，忤梁冀，以病免归，教授家巷。刘焉以宗室拜郎中，去官，居阳城山，精学教授是也。张奂为使匈奴中郎将，休屠谷及朔方乌桓反叛，烟火相望。兵众大恐，各欲亡去。奂安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则虽在兵间，犹不废教授矣。夫居官而犹教授，去官而必教授，似不免借此为名高，抑或以结合徒党；而就学者必走集于达官贵人之门，亦似欲借资援引者。《孔光传》云：其弟子多成就为博士大夫者，见师居大位，几得其助力，光终无所荐举，至或怨之。然楚王聘龚舍为常侍，随王归国，固辞愿卒学，复至长安；朱晖，光武召拜为郎，寻以病去，卒业大学；则固有弃轩冕而就横舍者。宋均以父任为郎，时年十五，好经书，每休沐日辄受业博士，是又宦而兼学者也。夫居官而犹学，所谓不挟贵也。朱穆年五十，奉书赵康称弟子，及康殁，丧之如师，所谓不挟长也。然则汉世学者，虽或有所为而为之，要不能掩其好学之诚矣。

  《后汉书·儒林传赞》称述儒学之效曰：“所谈者仁义，所传者圣法也。故人识君臣父子之纲，家知违邪归正之路。自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知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者？人诵先王言也，下畏逆顺势也。至如张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声驰四海之表，俯仰顾盼，则天业可移，犹鞠躬昏主之下，狼狈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绳约而无悔心。暨乎剥桡自极，人神数尽，然后群英乘其运，世德终其柞。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历年所者，岂非学之效乎？”乍观此言，一似阿私所好。然试思：何进所召，苟非董卓而为张温、皇甫嵩，汉室之祸，何遽至此？夫张温、皇甫嵩，固非有为之人，蔚宗谓其俯仰顾盼，则天业可移，庸或大过。然魏武蹇蹇，终执臣节．；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谓非当时之风气有以使之然乎？魏朗、徐庶、何颙，皆尝杀人报仇。见第十八章第七节。颙为宦官所陷，亡匿汝南间，所至皆亲其豪桀。袁绍慕之，私与往来，结为奔走之友。是时党事起，天下多罹其难。颗常私入洛阳，从绍计议。其穷困闭厄者为求援救，以济其患。有被掩捕者，则广设权计，使得逃隐。此等皆豪侠者流，使无名教以范围之，当九州洞之时，固未知其何以自处也。然则蔚宗之言，殆不为阿好矣。不特此也，汉人不能均平贫富，而好讲教化，空言无施，虽切何补，其弊前已言之。然此亦充类至义之尽之言，若论一时之效，固亦不能谓其无有。司马均隐居教授，不应辟命，信诚行乎州里。乡人有所计争，辄令祝少宾。均字。不直者终无敢言。《后汉书·贾逵传》。蔡衍少明经讲授，以礼让化乡里。《党锢传》。更观管宁、邴原、王烈等之所为，固不能谓无化民成俗之效也。要之，当时之所谓道德伦理者，得汉世之兴学而益普遍益深入乎人心，则必不可诬矣。(9)此劝学之效也。兴学术改变风俗，效亦不自后汉始。光武尝之长安受《尚书》，伯升亦尝与顺阳怀侯俱学长安习《尚书》、《春秋》，一时佐命之巨，如李通、邓禹、朱祜等，亦少尝学问。故光武虽戎马倥悤，而能兴文教，诸将亦颇有不嗜杀人者，非偶然也。

  游谈之风，虽不足以概两汉之学者，然终为其时风气之累。鲁丕居大学，杜绝交游，不答候问之礼，士友以此短之。王涣署侯览为主簿，已而谢遣之，曰：“今日大学，曳长裾，飞名誉，皆主簿后耳。以一月奉为资，勉卒景行。”览入大学。时诸生同郡符融有高名，与览比宇，宾客盈室。览常自守，不与融言。融观其容止，心独奇之。乃谓曰：“与先生同郡壤，邻房牖。今京师英雄四集，志士交结之秋，虽务经学，守之何固？”览乃正色曰：“天子修设大学，岂但使人游谈其中？”高揖而去，不复与言。《后汉书·循吏传》。观此二事，当时大学中之风气，可以概见。然亦非特大学中如此。邴原十一丧父家贫。邻有书舍，原过其旁而泣。师问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伤，贫者易感。夫书者必皆具有父兄，一则羡其不孤，二则羡其得学，心中恻然，而为涕零也。”师哀其言，为之泣，曰：“欲书可耳。”答曰：“无钱资。”师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资也。”于是就书。一冬之间，诵《孝经》、《论语》。及长，欲远游学。诣安丘孙崧。 崧辞焉，曰：“君乡里郑君，君知之乎？”曰：“然。” 崧曰：“郑君学览古今，博闻强识，钩深致远，诚学者之师模也。君乃舍之，蹑屣千里，所谓以郑为东家丘者也。”原曰：“人各有志，所规不同，故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岂可谓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谓仆以郑为东家丘，君以仆为西家愚夫邪？”崧辞谢焉。又曰：“充、豫之士，吾多所识，未有若君者，当以书相分。”原重其意，难辞之，持书而别。藏书于家而行。至陈留，师韩子助，颖川宗陈仲弓，汝南交范孟博，涿郡亲卢子干，归以书还孙崧 。《三国志·原传注》引《原别传》。夫经师易得，人师难求，原之学苟诚为己，邻舍生足以为师矣，何待他求？必更远游者，非是不足以立名。郑君虽在乡里，不肯相师者，收合徒党者，必骛声华，未必肯诱掖乡里寒峻，(10)孙崧之辞原，亦未必不以此也。郭泰识拔茅容、孟敏、庾乘，皆劝之学，盖亦以资推挽。然遂有如窦瓌，“妄搆讲舍，外招儒徒，实会奸党”者。行劾瓌之语，见《后书·酷吏传》。窦武得两宫赏周赐，悉散与大学诸生，及载肴粮于路，匄施贫民。其视诸生亦与贫民之受匄施者等耳，岂不哀哉？
  第二节 文字
  秦、汉之世，为我国文字变迁最烈之时。综其事：则字形变迁之多，一也。字数一面增加，一面洮汰，二也。文字之学，成于是时，三也。行文渐以古为准，浸成文言分离之局，四也。书法渐成艺事，五也。盖文字之用，远较先秦时为宏，故其变迁之烈如此。自经此大变后，其势遂渐趋于安定矣。

  历来言文字变迁者，多据许氏《说文解字序》。据许《序》，则自皇古至汉末，文字凡经四大变：古文，一也。籀文，即大篆，二也。小篆，三也。隶书，四也。汉、魏间之章程书，即今所谓正书，当又为隶书后之一大变，而行草为其旁支。此皆积渐而致，在当时之人，或不自觉。昧者乃谓有一人焉，创制新体，与旧体格不相入，后一时之人，见前一时之字，几于不复能识，则大误矣。

  《汉书·艺文志》曰：“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大史试学僮，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六体者，古文、奇字、篆书、隶书、缪篆、虫书，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书幡信也。”《说文解字序》则曰：“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又以八体试之。郡移大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及亡新居摄，使大司空甄丰校文书之部。自以为应制作，颇改定古文。时有六书：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三曰篆书，即小篆，秦始皇帝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左书，即秦隶书。五曰缪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鸟虫书，所以书幡信也。”卫恒《四体书势》与许说略同。此中最可异者，《汉志》试学僮六体，盖上承周之六书，故云亦著其法，许《序》则作八体，下承秦制；而《汉志》所谓六体者，却与亡新六书相同。果如许《序》，《汉志》安得舛漏至此？若据《汉志》，则许《序》秦书八体及所述亡新之制，悉成億造矣，又安有是理邪？案《汉志》所云六书，非可以教学僮，已见《先秦史》第十五章第一节。《汉志》著录之书有《八体六技》。八体，《注》引韦昭说，即以许《序》所谓秦书八体者说之，于六技则无说。隶之初兴，与篆本非异体，小篆实多用大篆，说亦已见《先秦史》。若合大小篆与隶书为一，则八体实止六体。(11)窃疑此即《周官》所谓六书，自战国以来，相沿未改，至亡新始立新制。是时小学渐兴，务于辨别书体，以为篆隶既殊，大小篆亦非同物，乃析六体为八；然史书之家，则仍守其师师相传之旧，作大小篆与隶书，非有异法，故体虽八而技则六。蔡邕《篆书势》曰“体有六，篆为真”，亦守六体之说。许氏不知所谓八体者，乃后人分别之辞，误以为秦制如是，叙之周、汉之间，而改《汉律》之六体为八体以就之，遂至殽乱史实矣。自周至秦、汉之六体，疑《汉志》曾述其名，而后人妄以谓象形云云十八字易之也。六书本艺事之异，犹今雕刻、榜署，法各不同。至论字体，则自皇古以来，皆有变迁而无改制，故许《序》述时人之语，称隶书为仓颉时书也。新莽改制，始以古今字体之异，与史书家作书之技，并为一谈，非复周、秦、汉相沿之旧法矣，此亦其时小学渐兴为之也。

  东京之季，又有所谓科斗书者，盖即擅虫书之技者所为，后人以为古之遗文，则又误矣。《后汉书·卢植传》：植上书曰：“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厌抑流俗降在小学。”(12)《尚书伪孔传序疏》引郑玄曰：“《书》初出屋壁，皆周时象形文字，今所谓科斗书。”此为言科斗文字较早者。其后王肃《孔子家语后序》、《尚书伪孔传序》，皆称古文《尚书》为科斗字；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疏》引王隐《晋书·束晳传》，及今《晋书·束晳传》，又称汲冢所得《竹书》之字为科斗字；人遂以科斗为古文真形。其实郑玄固明言其称名之出于当时，而王隐亦明云：“其字头粗尾细，似科斗之虫，故俗名之”也。《经典释文》云：“科斗，虫名，虾蟆子，书形似之。”《书序疏》云：“头粗尾细，状腹团圆，似水虫之科斗，故曰科斗。”案今《晋书》及王隐《晋书》并云竹书漆字，而杜氏《后序》无是语。汲冢得书事，两《晋书》之所言，似不如杜说之确。窃疑汉世作书，多用简牍，罕用缣帛。见下。秦书八体，惟虫书施诸缣帛，漆性胶黏，缣帛亦不滑易，故画之上半截浓厚，下半截枯淡，遂成头粗尾细之形。《后汉书·蔡邕传》，谓灵帝时待诏鸿都门下者，多工为鸟篆之人，而阳球劾之，亦曰“或鸟篆盈简”。见《后书·酷吏传》。卫恒《四体书势》曰：“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恒祖敬侯，觊。写淳尚书，后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经，转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大康元年，汲县人盗发魏襄王冢，得策书十余万言。案敬侯所书，犹有仿佛。”而《三国志·王粲传注》引《魏略》，言淳善《仓》、《雅》、虫篆。《卫觊传》言觊好古文、鸟篆。明科斗书即工鸟虫书者所为。鸟篆之形，诸家无说，窃疑其当上丰下锐，如鸟之喙。虫书画圆，鸟书画方，其由漆性胶黏，缣帛亦不滑易以致画之上半截与下半截粗细不能一律则一也。《后汉书·杜林传》言：林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可见时人之于经典，颇有以漆书之者矣。

  《汉志》云：隶书“起于官狱多事，苟趋简易，施之于徒隶也”。《四体书势》曰：“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盖隶书即篆书之书写草率者，本非异体，而初出时笔势亦相近，故秦权、汉量上字，人多误以为篆也。其后沿用日久，复求美观，乃又有所谓八分书者。顾蔼吉《隶八分考》曰：“隶与八分，有波势与无波势微异，非两体也。汉世统名曰隶，八分之名，亦后人名之耳。”又曰：“王僧虔能书人名云：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盖八分也。《世说新语注》云：钟会善效人书，于剑阁要邓艾章程白事，皆易其言，又毁文王报书，手作以疑之。章程白事者，以章程书白事也。章程书者，正书也。当时以八分用之铭石，其章奏、笺表、传写、记录日用之字，皆用正书。唐所谓隶书，即今之正书。所谓八分，即汉之隶书。魏、晋以降，凡工正书者，史皆称其善隶。《王羲之传》云：善隶为古今之冠是也。”愚案此盖隶书之求美观者变古，八分。而供日用者不变，故仍袭旧名耳。八分亦称楷书，又谓之楷法。庄缓甲《释书名》曰：“王愔《文字志》古书三十六种，有楷书而无八分；《初学记》萧子良《古今篆隶文体》，亦有楷书而无八分；《玉海》引《墨薮》五十六种书，有程邈隶书王次仲八分而无楷法；明八分与楷，异名同实。”案庄氏说是也。然楷书之名，后亦移于正书。盖楷字之意，但谓谨守法式，故凡能守法式者，皆可称之耳。凡书体之变，皆积渐所致，凿指一人为作者，如云程邈立隶，见《四体书势》。王次仲作八分等见张怀瓘《书断》。皆非。

  《说文》云：“汉兴有草书。”《书势》及《魏书》江式表同。《书势》曰：“汉兴而有草书，不知作者姓名。”式表曰：“又有草书，莫知谁始。”赵壹《非草书》曰：“夫草之兴也，其于近古乎？盖秦之末，刑峻罔密，官书繁冘，战攻并作，军事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张怀瓘《书断》引梁武帝《草书状》曰：“蔡邕云：昔秦之时，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怀瓘曰：“王愔云：藁书者，似草非草，草行之际者非也。藁亦草也。因草呼藁，正如真正书写，而又涂改，亦谓之草。楚怀王使屈原造宪令，草藁未上，上官氏见而欲夺之；董仲舒欲言灾异，草藁未上，主父偃窃而奏之并是也。”案藁、草之名，盖正原于起草，其事当自古有之，而诸家或以为秦，或以为汉者，盖至是公家始许其行用耳，非谓人之能作草书，始于是时也。《三国志·刘廙传》：文帝命廙通草书。廙答书曰：“初以尊卑不逾，礼之常分也，是以贪守区区之节，不敢修草。必如严命，诚知劳谦之素，不贵殊异若彼之高，而敦白屋如斯之好，亏匹夫之节，成巍巍之美，虽愚不敏，何敢以辞？”此草书不能施于所尊之证。然当官狱多务之秋，羽檄交驰之际，许其作草径上，固亦事所可有矣。张芝下笔则为楷则，号匆匆不暇草书，盖时人习以藁草相遗，故托言不暇为此。魏武帝欲使十吏就蔡琰写所诵忆。琰曰：“妾闻男女之别，礼不亲授，乞给纸笔，真草惟命”，此草书行用渐广之证。崔瑗《草书势》曰：“爰暨末叶，典籍弥繁。时之多僻，政之多权。官事荒芜，剿其墨翰。惟作佐隶，旧事是删。草书之法，盖又简略。应时谕指，用于卒迫。兼功并用，爱日省力。”其言，固亦与赵、蔡二家无异也。

  当多务之际，书体辄因应急而更，及乎承平之时，则又因艺事而变，篆、隶、八分之递嬗然，草书之变，亦无不然也。《书断》云：“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卫恒、李诞并云：汉初而有草法，不知其谁。萧子良云：章草者，汉齐相杜操始变藁法，非也。王愔云：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又云：“自杜度妙于章草，崔瑗、崔实，父子继能。伯英张芝字。得崔、杜之法，温故知新，因而变之，以成今草。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其隔行。惟王子敬深明其旨。故行首之字，往往继前行之末。世称一笔书起自张伯英，即此也。”又曰：“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上下牵连。或借上字之下，而为下字之上。呼史游草为章草，因伯英草而谓也。”杜操即杜度，大徐《说文注》作杜探，他书亦有作杜伯度者。庄缓甲云：“作操是，探文相似而误，伯度蓋其字。”惟史游乃撰《急就章》之人，王愔之意，若以解散隶体，即游之所为，则误耳。草书变为张草，业成艺事，难供实用，(13)于是行书又兴。

  张怀瓘《书议》曰：“行书非草非真，在乎季、孟之间。兼真者谓之真行，带草者谓之行草。”案真行乃正书之草率者，行草则草书之凝重者耳。《书势》曰：“魏初有钟、胡二家，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钟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书断》曰：“行书者，汉颍川刘德升所造也。即正书之小讹。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王僧虔《古来能书人名》曰：“钟繇书有三体：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河东卫觊子瓘，采张芝法，以觊法参之，更为草藁，草藁是相闻书也。”曰正书之小讹，即真行；曰采张芝法，即行草也。行书至此，与草分途，然原其朔，则草之初兴，正当略如后来之行书耳。《四体书势》行书即在隶书中，可证其去隶不远。

  秦时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亦已见《先秦史》。三书后之字书，《汉志》备载其名：曰《凡将》一篇，司马相如作。曰《急就》一篇，元帝时黄门令史游作。曰《元尚》一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曰《训纂》一篇，扬雄作。曰《别字》十三篇。《汉志》云：“闾里书师，合《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断六十字以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其都数当得三千三百字。又云：“《训纂》顺续《仓颉》，又易《仓颉》中重复之字，凡八十九章。”是雄所作者三十四章，得二千四十字。二书合计，五千三百四十字。许《序》云：“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盖《仓颉》、《爰历》、《博学》、《凡将》、《急就》、《元尚》、《训纂》七书，时人各分为上下篇，去其复字而计之，其数如此也。班氏云：“臣复续扬雄作十三章，凡一百三章，无复字。”十三章当得七百三十二字，都计字数，凡六千有七十二。许书字数，九千三百十三，又增三千二百四十一，在字书中最为完备矣。此等陆续增加之字，果何自来邪？观许书中音义相同字之多，则知李斯所罢不与秦合之字，(14)为诸家所搜采者不少。然亦有新造者。《三国·吴志·孙休传》永安五年《注》引《吴录》，载休为四子作名字，各造新字。其诏云：“夫书八体，损益因事而生。”又《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言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可见是时造新字者尚多。然以大体言之，新字实无庸增造，旧字且须洮汰。何也？文字之用，若主形而实主声。声同即可通用。除虑淆混者外。故假借之用渐广。时人所造之字，彼此各不相谋，又或与旧有者重复；又复音之字渐多，单字更可减省；故随造作随洮汰。李斯所罢六国文字，亦必此等与秦文重复者。近人考证《石鼓文》为秦物，则秦文颇类籀书。《仓颉》、《博学》、《爰历》三篇，《汉志》许《序》，皆云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与《籀篇》当无大异。今之许书，恐非复此三篇之旧也。汉世籀文罕用，则六国之字仍行，而秦文转归废弃。盖由字体繁简，文化程度高低使然。然音义皆同之字，不必并存，即音同义异，借用而不虞混淆者，亦必汰多而存一，则事理之自然，莫能外也。

  中国文字之学，早有萌芽，说亦已见《先秦史》。其成为一种学问，则似在两汉之间。(15)试观许书所引，字说之较早者，如王下引董仲舒说等是。纬书说字，亦多此类。皆借字体以言义理，而晚出者则多合于许氏所谓“字例之条”可知。许《序》云：“孝宣皇帝时，召通《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凉州刺史杜业，沛人爰礼，讲学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皇帝时，征礼等百余人，令说文字未央廷中。以礼为小学元士。黄门侍郎扬雄采以作《训纂》篇。”《汉志》云：“《仓颉》多古字，俗师失其读。宣帝时，征齐人能正读者，张敞从受之。传至外孙之子杜林，为作训故。”《郊祀志》言宣帝时美阳得鼎献之，下有司议，多以为宜荐见宗庙，如元鼎时故事。张敞好古文字，按鼎铭勒而上议曰：“此鼎殆周之所以褒赐大臣，子孙刻铭其先功，臧之于宫庙，不宜荐见于宗庙。”《杜邺传》言邺从敞子吉学问，得其家书。吉子竦又从邺学问，尤长小学。子林，正文字过于邺、竦。故世言小学者由杜公。《扬雄传》言刘棻尝从雄学作奇字。《后汉书·马援传注》引《东观记》曰：援上书：“臣所假伏波将军印，书伏字犬外乡。成皋令印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即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荐晓古文字者，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奏可。《三国·魏志·刘劭传注》引《魏略》云：苏林博学，多通古今字指，凡书传文间危疑，林皆释之。《蜀志·来敏传》云：尤精于《仓》、《雅》训诂，好是正文字。《吴志·严峻传》云：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虞翻传注》引《翻别传》载翻奏郑玄解《尚书》违失曰：“《顾命》康王执瑁，古文冃似同，从误作同，既不觉定，复训为杯，谓之酒杯。成王疾困，冯几洮颒为濯以为汗衣成事此处文有夺误。洮字虚更作濯，以从其非。又古大篆卯字读当为柳，古柳卯同字，而以为昧。分北三苗，北古别字，又训北，言北犹别也。若此之类，诚可怪也。”此皆汉世之小学家，能是正文字者也。六书之说，实当出于是时，已见《先秦史》，今不赘。

  公孙弘请置博士弟子曰：“诏书律令下者，明天人之际，通古今之义，文章尔雅，训辞深厚，恩施甚美。小吏浅闻，不能究宣，无以明布谕下。”颜师古曰：“尔雅，近正也。”案《史记·乐书》曰：“今上即位，作十九章。通一经之士，不能独知其辞，皆集会五经家，相与共诵、讲习之，乃能通知其意。多尔雅之文。”《汉书·王莽传》言莽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其文尔雅依托，皆为作说”。则尔雅之辞，实多近古，故吏弗能通。雅、夏一字。音读之殊，实惟楚、夏。古盖以夏言为正，故《论语》言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述而》。而孟子讥许行为南蛮舌之人。《滕文公上》。更由此引伸为正。汉人好古，辞以近古者为正，而尔雅之义，遂由近古变为近正矣。(16)此与秦人之同文字适相反。其好搜籀、篆以外之古字，亦此意耳。此为文字语言分离之渐。洪兴祖《楚辞补注》曰：汉宣帝时，九江被公能为楚辞。隋有僧道骞者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至唐，传楚辞者，皆祖骞公之音。则楚音仍有存者，然希矣。

  文字始于象形，本与图画同原，自可寓有美术之意，六书早称为技者以此。然亦至汉世始盛。两《汉书》中称人善史书者，前汉实多指文字，后汉则多指书法矣。(17)《贡禹传》：禹訾当时郡国，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王尊传》：少孤，归诸．父，使牧羊泽中，尊窃学问，能史书。年十三，求为狱小吏。数岁，给事大守府。问诏书、行事，尊无不对。《酷吏·严延年传》：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于手中，主簿亲近，不得闻知。所谓史书，皆今所谓公文也。《张安世传》：少以父任为郎，用善书给事尚书。上行幸河东，尝亡书三篋，诏问莫能知，惟安世识之，具作其事。后购求得书，以相校，无所遗失。此正王尊之类。《外戚传》：孝成许皇后善史书，又载其疏辞颇美，此则严延年之类也。《西域传》：楚主侍者冯缭能史书，习事，尝持汉节，为公主使，行赏赐于城郭诸国。敬信之，号曰冯夫人。西域诸国，安知耽玩汉文字哉？《游侠传》：陈遵性善书，与人尺牍，主皆藏去以为荣，似指书法言之。然又云：遵为河南大守，至官，当遣从史西，召善书吏十人于前，治私书谢京师故人。遵冯几口占书吏，且省官事。书数百封，亲疏各有意。则藏去之者，亦仍贵其文辞也。《元帝纪赞》称帝善史书，窃疑亦非指书法。帝之所以笃信弘恭、石显者，正以其熟于文法耳。《后汉书·安帝纪》言帝年十岁，好学史书。《和熹邓皇后纪》云：六岁能史书。《顺烈梁皇后纪》云：少善女工，好史书。髫龀之年，焉知文法为何事？所谓史书，必指书法矣。《齐武王传》言其孙北海敬王睦善史书，当世以为楷则。及寝病，明帝驿马令作草书尺牍十首，其明征也。《安帝纪注》曰：“史书者，周宣王大史籀所作之书，凡十五篇，可以教童幼。”此言固失之拘，当时教学童恐未必用《史籀篇》。且据《汉志》，《史籀篇》建武时已亡其六矣。然和帝及邓梁二后、北海敬王等，必闲于小学家之书则无疑。何者？识字习书，同为小学所当务。观草书渐行，遂有解散隶体以书《急就章》者，可知识字之书，兼资楷则。乐成靖王党，史亦称其善史书，而又言其喜正文字，安帝生母左姬，史亦言其好史书，而又云其喜辞赋；见《章帝八王传》。正由习书法者皆据识字之书而然。鸿都诸生，兼擅辞赋楷则，亦正由此也。汉、魏之间，艺事弥盛。《书势》所称：古文有邯郸淳、卫觊。《三国志·觊传》云：好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篆有曹喜、邯郸淳、韦诞、蔡邕。隶有王次仲、师宜官、梁鹄、毛弘、左子邑。草有杜度、崔瑗、崔寔、张伯英、伯英弟文舒、名昶，见《后汉书·张奂传》。姜孟颖、梁孔达、田彦和、韦仲将、即诞。罗叔景、赵元嗣、元嗣名袭，岐从兄，叔景名晖，见《后书·赵岐传注》引《决录注》。张超。见《后汉书·文苑传》。此外见于史者，又有魏武帝、《本纪》建安二十五年《注》引《博物志》曰：汉世安平崔瑗，瑗子实，弘农张芝，芝弟昶，并善草书，而大祖亚之。胡昭、《三国志·管宁传》：胡昭善史书，与钟繇、邯郸淳、卫觊、韦诞并有名。尺牍之迹，动见模楷焉。索靖、卫瓘、《卫觊传注》引《世语》曰：瓘与扶风内史敦煌索靖，并善草书。张纮、《吴志》本传《注》引《吴书》曰：纮既好文学，又善楷、篆书。与孔融书自书。融遗纮书曰：前劳手笔多篆书。每举篇见字，欣然独笑，如复睹其人也。张昭、《吴志》本传：少好学，善隶书。皇甫规妻等。《后汉书·列女传》：善属文，能草书，时为规答书记，众人怪其工。士大夫之好书法，已成为风气矣。

  文具之用，仍以竹木为多。《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元年《注》引《汉制度》曰：“帝之下书有四：一曰策书，二曰制书，三曰诏书，四曰诫敕。策书者，编简也。(18)其制长二尺，短者半之。篆书。起年月日，称皇帝。以命诸侯王。三公以罪免亦赐策，而以隶书，用尺一寸，两行，惟此为异也。”《论衡·量知篇》云：“截竹为简，破以为牒，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断木为椠，析之为版，力加刮削，乃成奏牍。”秦始皇帝以衡石呈书。褚先生言：东方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公车令两人共持举其书，仅然能胜之。《史记·滑稽列传》。此言自属附会，然当时奏事用牍，则由此可见。《汉书·高帝纪》：十年，上曰：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注》曰：“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又引《魏武奏事》曰：“今边有警，辄露檄插羽。”《史记·匈奴列传》：汉遗单于书，牍以尺一寸，中行说令单子遗汉书以尺二寸牍。《后汉书·循吏传》言：光武以手迹赐方国，皆一札十行，细书成文。《汉书·路温舒传》：父为里监门，使温舒牧羊，温舒取泽中蒲截以为牒，编用写书。曹褒撰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吴恢为南海大守，欲杀青简写经书。《后汉书·吴祐传》。周磐令二子：命终之日，编二尺四寸简，写《尧典》一篇，并刀笔各一，以置棺前，示不忘圣道。朱博召见功曹，与笔札，使自记奸臧。对以实，乃投刀使削所记。原陟欲助所知之丧，削牍为疏，具记衣被、棺木，下至饭含之物。可见大之诏令、奏议，小至寻常疏记，及写经典者，无不惟简牍之资。《汉书·赵充国传》言：张安世本持橐簪笔，事孝武帝数十年。《后汉书·刘盆子传》言：腊日，樊崇等设乐大会。公卿皆列坐殿上。酒未行，其中一人出刀笔书谒欲贺，其余不知书者起往请之，各各屯聚，更相背乡。《袁绍传注》引《九州春秋》，言韩馥至厕，以书刀自杀。则时人刀笔，无不随身者。缣帛则为用颇希。《后书·和熹邓皇后纪》云：是时方国贡献，竞求珍丽之物，自后即位，悉令禁绝，岁时但供纸笔而已，是帝王之家也。《窦融传注》引《孔融集》，言融玄孙章与融书，两纸，纸八行，行七字，则贵戚之家也。《潜夫论·淫侈篇》，訾巫者刻画好缯，以书祝辞，佞神者于财物固匪所惜。《延笃传》言：笃从唐谿典受《左氏》，《注》引《先贤行状》，言笃欲写《左氏传》无纸，典以废笺记与之，笃以笺记纸不可写传，乃借本讽之。《三国·吴志·阚泽传》：居贫无资，常为人佣书，以供纸笔。皆可见纸之难得。张芝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书势》。《后书·张奂传注》引王愔《文字志》同。盖亦以此也。《后书·宦者蔡伦传》曰：“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元兴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从用焉。故天下咸称蔡侯纸。”《水经·耒水注》：肥川西北迳蔡洲，洲西即蔡伦故宅，傍有蔡子池。伦汉黄门。顺帝之世，捣故鱼网为纸，用代缣素。案蔡洲，当在今湖南耒阳县境。然《四体书势》言：师宜官甚矜其能，每书辄削之而焚其柎，梁鹄乃益为版而饮之酒，候其醉而窃其柎，则汉末工书之家，其技仍施诸简牍。《三国志·张既传注》引《魏略》，言既为郡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达，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与。观此及《后书·循吏传》所记光武事，知简牍亦未尝不贵。纸之初兴，价未必能甚贱，其通用，恐亦未必能甚广也。

  古欲传诸久远之文，辄镌诸金石。至汉世犹然。《后汉书·蔡邕传》：灵帝熹平四年，邕与五宫中郎将堂谿典，光禄大夫杨赐，谏议大夫马日?，议郎张驯、韩说，大史令单飏等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邕乃自书册于碑，使工镌刻，立于大学门外。于是后儒晚学，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观视及摹写者，车乘日千余两，填塞街陌。此以传世之经典刻石，与秦刻石徒欲自夸耀者不同。正始中复刻三体石经，《后书·儒林传》云“为古文、篆、隶三体，以相参检”，乃误以正始中事系之汉。又刻《典论》。见第十七章第三节。虽尚未知摹拓，然亦不能不推为印刷术之远源也。

  第三节 儒家之学
  汉代之显学莫如儒，然儒家自为帝王所表章后，其学顾浸流于破碎，徒存形质，精意日漓，魏、晋以后，有思想者遂折而入于佛、老，此学术之一大变也。今先叙述其原流派别，及其风尚之变迁，然后进论其得失。

  《史记·儒林传》云：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韩大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母生，于赵自董仲舒。此汉代经师可考之最早者也。其后派别渐繁。据《汉书·儒林传》：则《易》有施、孟、梁丘之学，施雠、孟喜、梁丘贺，皆田何三传弟子。施氏复有张、张禹，本梁丘贺弟子，贺为少府，事多，使子临将禹等从施雠问。彭，彭宣，施雠再传弟子。孟氏复有翟、翟牧。白，白光。《汉书》云“繇是有翟、孟、白之学”，盖文有倒误。梁丘复有士孙、士孙张。邓、邓彭祖。衡。衡咸，皆再传。《书》有欧阳、伏生传欧阳生。大、小夏侯，见下。欧阳复有平、平当。陈。小夏侯又有陈翁生，欧阳生六传。大夏侯又有孔、许，孔霸。许商。再传。郑、张、秦、假、秦恭。假仓。李。郑宽中。张无故。《鲁李寻。皆再传。(19)诗》有韦氏，又有张、唐、张长安。唐长宾。褚氏，韦玄成，再传。褚少孙。皆张家复有许氏。《齐诗》有翼、匡、三传。许晏，长安再传。翼奉。匡衡。师、伏。师丹。伏理，与师丹皆匡衡弟子。《韩诗》有王、食、王吉。食子公，皆长孙。六传。长孙顺，吉弟子。《礼》有大、小戴、庆氏。大戴有徐见下。小戴有桥氏、氏。杨氏。桥仁。杨荣。《春秋》分为严、颜，颜氏徐良。复分为泠、任、管、冥。皆见下。既各自名家，则其说必有同异，今多不可考。然就遗说之存者观之，其异同似尚无关大体也。至所谓古文经者出，而其分裂乃益甚。

  得古文经之事，见于《汉书·艺文志》、《楚元王传》、《景十三王传》。《艺文志》所载：有《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礼古经》五十六卷，《春秋古经》十二篇，《论语》古二十一篇，《孝经》古孔氏一篇。《志》云：“《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句。此即《礼古经》。下记字指《明堂阴阳》、《王史氏记》。《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往入其宅，闻鼓琴瑟钟磬之音，乃止不坏。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国献之。遭巫蛊事，未列于学官。”又曰：“《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学七十篇当作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又云：“《论语》出孔子壁中。”又云：“《孝经》诸家所传，经文皆同，惟孔氏壁中古文为异。”《楚元王传》载刘歆移大常博士日：“及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20)《逸礼》有三十九，疑当作三十有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景十三王传》曰：“共王初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宫。闻钟鼓琴瑟之声，遂不敢复坏。于其壁中得古文经传。”三说似相符会。然共王以孝景三年徙王鲁，二十六年卒，《史记·五宗世家》。时在武帝元光五年，早于麟止者尚八年。《史记》言王好治宫室，苑囿、狗马，下云季年好音，则其好治宫室，尚非季年事，距麟止更远。《孔子世家》云：“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于汉，二百余年不绝。高皇帝过鲁，以大牢祠焉。诸侯卿相至，尝先谒然后从政。”声灵赫濯如此，共王即好土木，安敢遽坏其宅？孔子宅果见坏，史公安得不及？而《汉书》除此三处外，亦更无一语及之乎？其可疑一也。《孔子世家》曰：安国为今皇帝博士，迁临淮大守，早卒。《汉书·儿宽传》：宽诣博士受业，受业孔安国，补廷尉史，廷尉张汤荐之。《百官公卿表》：汤迁廷尉，在元朔三年。是安国为博士在元朔三年以前。使其年甫二十，至巫蛊祸作，亦已过五十。安得云早卒？据崔适《史记探原》。崔氏又云：荀悦《汉纪》云：安国家献之，此家字亦知安国之年不及天汉而增。案汉世博士之选，必年过五十，已见第一节。此法虽不知其起于何时，然武帝时，博士之年亦必不能甚少也。其可疑二也。孔子冢大一顷，非宅大一顷也。一顷之地，而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余室，盖室不逮一亩矣。孔子故居即少大，亦必不能甚大。淹中是否孔壁，姑措弗论，而《汉志》言《书》凡百篇合《论语》、《孝经》，已百二十篇矣，简策繁重，安能容之？其可疑三也。《史记·六国表》言：《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则知焚书之令，行之实不甚严。即谓甚严，亦无天下之书无不焚烧之理。《汉书·艺文志》所载之书，凡五百九十六家，三千二百九十六卷。虽有汉人著述，究以先秦所遗为多。固非尽藏之屋壁，亦岂皆出于记诵？挟书律之除，在孝惠帝四年，然汉高帝五年灭项羽至鲁，已闻弦歌之音矣。见《儒林传》。可见邹、鲁之间，弦诵实未尝绝。即自孝惠四年上溯，距秦焚书，亦仅二十二岁。壁藏非一人一家所能为。更谓惟孔氏为之，而孔襄为惠帝博士，当孔氏藏书时，亦必已有知识，何至迁延不发，浸至失传，而待共王于无意中得之乎？其可疑四也。此尚仅就其大者言之，若深求之，可疑之端，实尚不止此，其不足信甚明。得古文经之事，《汉书》而外，又见于许慎之《说文解字序》，及《论衡》之《案书》、《正说》、《佚文》等篇。许《序》与班《书》略同。《论衡》多野言，无足深辩。或谓刘歆移大常博士，明言《书》、《礼》、《春秋》，臧于秘府，孝成皇帝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断非诬妄之辞？苟其诬罔，博士岂不能据事折之。殊不知汉人之于史事，多不审谛。试观王充号为通人，而其述及史事，十九皆为野言可知。然则不徒刘歆不知核实，即博士亦未必知折歆当指其事之不实也。故汉世得古文经之事，以寻常事理折之，即知其不足信，正不必高谈学术源流，求之深而反失之也。

  古学家所言传授源流，亦多诞谩不中情实。夫师师相授，固必有其渊源，(21)然断无久而不昧之理。前人记识，偶有疏舛，后人为之补正，亦为事所可有，然必不能甚多。《汉书·外戚传》：定陶丁姬，《易》祖师丁将军之玄孙。师古曰：《儒林传》，丁宽《易》之始师。盖汉时学者，所溯止此，自此以上，浸以淡忘矣。《史记》所述八家，正是此类。乃群经传授源流，见于《史记》及两《汉书·儒林传》、《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经典释文·叙录》者，大抵后详于前，而其说又多不中情实。如《史记》言《易》，仅祖田何，而《汉书》则补出商瞿以下五传，直接孔子。《史记》申公仅传《诗》，《汉书》则兼传《穀梁》，而瑕丘江公受焉。其述《古文尚书》，谓孔安国传都尉朝，朝传庸生，庸生传胡常，胡常传徐敖，徐敖传王璜。夫胡常乃传《穀梁》、《左氏》之人，徐敖则传《毛诗》，王璜则传费直《易》，何古文传授，辗转皆出此数人也？且《史记》仅言高祖过鲁，申公以弟子从师入见，不言其师为何人。下文又云：吕大后时，申公游学长安，与刘郢同师，绝不及楚元王。乃《汉书》谓申公与元王俱事浮丘伯，吕大后时，浮丘伯在长安，元王遣子郢与申公俱卒业，然则身受学不竟，而使其子继之邪？申公为汉名儒，《鲁诗》早立学官，而其任意附会如此，他可知矣。《汉志》云：又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自谓云者，人不信之之辞，即毛公亦不知其为何如人也。乃郑玄《诗谱》，谓毛公有大小二人。《后书·儒林传》云：毛苌传《诗》，苌大毛公邪？小毛公邪？《经典释文》引陆玑云：卜商传曾申，曾申传李克，李克传孟仲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荀卿，荀卿授鲁人毛亨、赵人毛苌，何其言之历历也？今更综合今古学，粗述其源流派别如下：

  《诗》三家已亡，其说略见于清陈乔枞所辑《三家诗遗说考》。其中除翼氏五际之说，附会灾异外，大义实无以异，惟《毛诗》为不同。《汉书·儒林传》言：毛公，赵人也。治《诗》，为河间献王博士。授同国贯长卿。长卿授贾延年。延年为阿武令，授徐敖。敖授九江陈侠，为王莽讲学大夫。由是言，《毛诗》者本之徐敖。然则自贾延年以上，其信否实不可知也。《后书·儒林传》言：谢曼卿善《毛诗》，乃为之训。卫宏从曼卿受学，因作《毛诗序》。中兴后郑众、贾逵传《毛诗》，马融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然则今之《毛诗诂训传》及《小序》，实成于卫曼卿、卫宏、马融等数人之手也。

  《书》之分裂较早。《汉书》两《夏侯传》言建师事胜及欧阳高，左右采获。又从《五经》诸儒问与《尚书》相出入者，牵引以次章句。具文饰说。胜非之曰：“建所谓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疏略，不足应敌。建卒自专门名经。建之学盖力求佐证之多，其大义，初未有以异于欧阳及大夏侯也。古文之学，托之孔安国，其不足信，已述于前。《汉书·儒林传》言申公弟子为博士十余人，孔安国官至临淮大守。又言欧阳生事伏生，授儿宽，宽又受业孔安国。盖宽受《尚书》又受《诗》，孔安国且非今文《书》家，更无论其为古文也。《汉书·儒林传》言安国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此即刘歆移大常博士所谓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者也。庸生之学，果出安国，刘歆无缘不知。不云其为再传弟子，而云学与之同，可乎？庸生授胡常，常授徐敖，敖授王璜、涂恽、桑钦。贾逵受《古文尚书》于涂恽。又《后书·杜林传》云：河南郑兴、东海卫宏等，皆长于古学。兴常师事刘歆。林既遇之，欣然言曰：“林得兴等，固谐矣，使宏得林，且有以益之。”及宏见林，暗然而服。济南徐巡，始师事宏，后皆更受林学。林前于西州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常宝爱之，虽遭艰困，握持不离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离兵乱，常恐斯经将绝。何意东海卫子、济南徐生，复能传之，是道竟不坠于地也？古文虽不合时务，然愿诸生无悔所学。”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贾逵一派之学，似即始于庸生，妄依附孔安国。杜林之学，则未必有何师承也。

  《礼》之传授，最为混茫。《史记·儒林传》曰：“诸学者多言礼，而鲁高堂生最。本《礼》，固自孔子时而其经不具。及至秦，焚书，散亡益多。于今独有《士礼》，高堂生能言之。而鲁徐生善为容。孝文帝时，徐生以容为礼官大夫。传子至孙徐延、徐襄。襄，其天姿善为容，不能通《礼经》。延颇能，未善也。襄以容为汉礼官大夫，至广陵内史。延及徐氏弟子公户满意、桓生、单次，皆尝为汉礼官大夫。而瑕丘萧奋，以《礼》为淮阳大守。”是汉世《礼》家，分为二派：徐生一派，仅能为容，而能通《礼经》之萧奋，实不知其所祖也。然徐氏一派，亦非全不知《礼》，故《史记》又言是后能言《礼》为容者由徐氏焉。《儒林传》所云桓生，当即刘歆所谓鲁国桓公其证。《汉书·儒林传》云：孟卿事萧奋，以授后仓。仓授闻人通汉、戴德、戴圣、庆普。其后二戴与后氏，并列于学官，见下。而曹褒父充，治庆氏礼，首创制礼之议，至褒卒成之。刘歆所立《逸礼》，无传于后。至《周官》则本非《礼》类。《汉纪》言刘歆以《周官经》六篇为《周礼》，王莽时奏以为《礼经》，置博士，然至后汉仍废。贾公彦《序疏》引马融《传》，言“歆末年乃知其为周公致大平之迹。弟子死丧，徒有里人河南缑氏杜子春尚在。永平之初，年且九十，家于南山，能通其读，颇识其说。郑众、贾逵，往受业焉。众、逵洪雅博闻，又以经、书、记、转当作传。相证明为解。”《后汉书·郑兴传》言其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贾逵传》云：父徽，从刘歆受《左氏春秋》，兼习《国语》、《周官》。逵亦作《周官解诂》。其后郑玄出，乃称《周官》为经礼，《仪礼》为曲礼焉。然经曲当如纲目之相附丽，而《周宫》之与《仪礼》，则固非同类之物也。

  《易》亦早有异说。《汉书·儒林传》言：田何于王同之外，复授洛阳周王孙、丁宽、齐服生。又云：宽至洛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则周王孙、丁宽之学，已不尽纯。然未闻其有大异。观下文刘向之言可知。至孟喜而异说兴。《儒林传》言：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称师田生死时，枕喜?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同门梁丘贺疏通证明之曰：田生绝于施雠手中，时喜归东梅，安得且此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后为《易》。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云受孟喜，喜为名之。后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以此不见信。又言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延寿尝从孟喜问《易》。会喜死。房以为延寿《易》即孟氏学，翟牧、白生不肯，皆曰：非也。至成帝时，刘向校书，考《易》说，以为诸家《易》说，皆祖田何、杨叔、丁将军，《史记·儒林传》：田何传王同，王同传杨何。《汉书·儒林传》：田何又传丁宽。大谊略同，惟京氏为异党。焦延寿独得隐士之说，托之孟氏，不相与同。案许慎《说文解字序》称孟氏为古文，则孟氏之学，必非纯于田何者也。费直长于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高相亦亡章句，专说阴阳灾异；盖皆无本之学。相自言出于丁将军，不足信也。

  今古文相争之烈，莫如《春秋》。《史记·儒林传》言：公孙弘颇受诸胡母生。董仲舒弟子遂者，有褚大、殷忠、徐广曰：殷一作段，又作瑕也。案《汉书》作段仲。吕步舒。《汉书》则又有嬴公，授孟卿、眭孟。严彭祖、颜安乐，俱事眭孟。颜安乐授泠丰、任公。由是颜家有泠、任之学。疏广事孟卿，授莞路。贡禹事赢公，成于眭孟，授棠溪惠。惠授冥都。都与路又事颜安乐。故颜氏复有莞、冥之学。此皆同出一原。《史记·儒林传》言瑕丘江生为《穀梁春秋》，自公孙弘得用，尝集比其义，卒用董仲舒，可见胡母生之学，与仲舒亦相近也。江生之学，《史记》不言其所自来。《汉书》则云：江公受《穀梁春秋》及《诗》于鲁申公，传子至孙为博士。武帝时，江公与董仲舒并。仲舒通《五经》，能持论，善属文。江公呐于口。上使与仲舒议，不如仲舒。而丞相公孙弘，本为《公羊》学，比辑其议，卒用董生。于是上因尊《公羊》家，诏大子受《公羊春秋》。由是《公羊》大兴。大子既通，复私问《穀梁》而善之。《武五子传》：少壮，受《公羊春秋》，又从瑕丘江生受《穀梁》。其后浸微。惟鲁荣广、皓星公二人受焉。广尽能传其《诗》、《春秋》。高才捷敏，与《公羊》大师眭孟等论，数困之。故好学者颇复受《穀梁》。沛蔡千秋，梁周庆、丁姓，皆从广受。千秋又事皓星公，为学最笃。宣帝即位，闻卫大子好《穀梁春秋》，以问丞相韦贤，长信少府夏侯胜，及侍中乐陵侯史高，皆鲁人也，言穀梁子本鲁学，公羊氏乃齐学也，宜兴《穀梁》。时千秋为郎，召见，与《公羊》家并说。上善《穀梁》说，擢千秋为谏大夫，给事中。后有过，左迁平陵令。复求能为《穀梁》者，莫及千秋。上愍其学且绝，乃以千秋为郎中户将，选郎十人，从受。汝南尹更始，本自事千秋，能说矣。会千秋病死。征江公孙为博士。刘向以故谏大夫通达待诏受《穀梁》，欲令助之，《楚元王传》：会初立《穀梁春秋》，征更生受《穀梁》。又曰：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大明习。江博士复死，乃征周庆、丁姓，待诏保宫，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讲，至甘露元年，积十余岁，皆明习。乃召《五经》名儒大子大傅萧望之等大议殿中，平《公羊》、《穀梁》同异，各以经处是非。时《公羊》博士严彭祖，侍郎申挽、伊推、宋显，《穀梁》议郎尹更始，待诏刘向、周庆、丁姓并论。《公羊》家多不见从。愿请内侍郎许广。使者亦并内《穀梁》中郎王亥，各五人。议三十余事。望之等十一人各以经义对，多从《穀梁》。由是《穀梁》之学大盛。又曰：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大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谊为《左氏传训故》，授赵人贯公，为河间献王博士。子长卿，授清河张禹。非成帝师张禹。禹与萧望之同时，为御史。数为望之言《左氏》。望之善之，上书数以称说。后望之为大子大傅，荐禹于宣帝。征禹待诏。未及问，会疾死。授尹更始。更始传子咸及翟方进、胡常。常授黎阳贾护。护授苍梧陈钦。钦以《左氏》授王莽。而刘歆从尹咸及翟方进受。《方进传》：方进虽受《穀梁》，然好《左氏传》、天文、星历。其《左氏》则国师公刘歆，星历则长安令田终术师也。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贾护、刘歆。此先汉时《春秋》三家之情形也。至后汉，《左氏》与《公羊》之争尤烈，详见《后汉书·范升》、《陈元》、钦子。《贾逵传》。案《汉书·楚元王传》言：“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诂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后汉书·郑兴传》言：“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遂积精深思，通达其旨。同学者皆师之。天凤中，将门人从刘歆讲正大义。歆美兴才，使撰条例、章句、训诂。”可见《左氏》之解经及其条例、章句，悉歆、兴等所为。今《左氏》解经处甚少，条例亦不备，盖撰而未成。故范升谓《左氏》不祖孔子，而出于丘明，师徒相传，又无其人也。《郑兴传注》引《东观记》云：兴从博士金子严为《左氏春秋》，其说殆不足信。后汉言《左氏》者多祖兴，而贾逵自传其父业，故有郑、贾之学。

  《汉书·儒林传赞》言：初《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复立《大》、《小夏侯尚书》，《大》、《小戴礼》，《施》、《孟》、《梁丘易》， 《穀梁春秋》。《宣帝纪》：甘露三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大子大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穀梁春秋》博士。刘歆移大常博士，亦仅言宣帝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后汉书·章帝纪》：建初四年诏言孝宣皇帝以为去圣久远，学不厌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书》，后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复置《严氏》、《颜氏春秋》，《大》、《小戴礼》博士，则《大》、《小戴》似非宣帝所立。(22)陈元言宣帝为石渠之论而《穀梁》兴。案石渠之论，亦见《汉书·刘向》及《韦玄成传》。至元帝世，复立《京氏易》。范升言：《京氏》虽立，辄复见废。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刘歆传》：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立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大常博士责让之。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案《平帝纪》：元始五年，征天下通知逸经、古记、天文、历算、钟律、小学、史篇、方术、本草，及以《五经》、《论语》、《孝经》、《尔雅》教授者，在所为驾一封轺传，遣诣京师，至者数千人。《王莽传》事在前一年，云：是岁，莽奏起明堂、灵台、辟雍，为学者筑舍万区。立《乐经》。益博士员，经各五人。征天下通一蓺，教授十一人以上，及有《逸礼》、《古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史篇文字，通知其意者，皆诣公车。网罗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皆令记说廷中，将令正乖缪，壹异说云。盖《莽传》系于其征之年，《平纪》记于其至之岁也。《儒林传》言：孔安国以《古文尚书》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庸生授胡常，常又传《左氏》，授徐敖，敖又传《毛诗》，授王璜、涂恽，恽授桑钦，王莽时诸学皆立。宋祁曰：新本改论作诸，则本作论学，改诸者实误。论学，即指记说廷中言之。《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古文尚书》之立，(23)当在此时也。光武中兴，《易》有施、孟、梁丘贺、京房，《书》有欧阳和伯、夏侯胜、建，《诗》有申公、辕固、韩婴，《春秋》有严彭祖、颜安乐，《礼》有戴德、戴圣，凡十四博士。《后汉书·徐防传仪》引《汉官仪》。时尚书令韩歆上疏，欲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诏下其议。建武四年正月，朝公卿大夫，博士见于云台。范升与歆及许淑等互相辨难。升退，复奏言之。陈元闻之，诣阙上疏。升复与元相辩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大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于是诸儒以《左氏》立，论议欢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会封病卒，《左氏》复废。肃宗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建初元年，诏贾逵入讲。帝善逵说。使出《左氏传》大义长于二传者。逵具条奏。帝嘉之。令逵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逵数为帝言：《古文尚书》与经传尔雅训诂相应。诏令撰《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同异。逵集为三卷。帝善之。复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异同，并作《周官解故》。八年，乃诏诸儒各选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由是四经遂行于世。皆拜逵所选弟子及门生为千乘王国郎，朝夕受业黄门署。学者皆欣欣羡慕焉。据《后汉书·逵传》，事亦见《章帝纪》。案逵奏言光武皇帝奋独见之明，兴立《左氏》、《梁》，会二家先师，不晓图谶，故令中道而废，则《穀梁》当光武时亦尝立榖学也。《安帝纪》：延光二年，诏选三署郎及吏民能通《古文尚书》、《毛诗》、《梁春秋》各一人。《灵帝纪》：光和三年，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梁春榖秋》各一人，悉除议郎。《尚书》上当夺古文二字。灵帝熹平四年，立大学石经。卢植又上书，言《毛诗》、《左氏》、《周礼》宜置博士，未见听。魏文帝黄初五年四月，立大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穀梁》博士。齐王正始六年，诏故司徒王朗所作《易传》令学者得以课试。此两汉三国诸经立学之大略也。

  浅者一闻今古文之名，每谓其经文必有大异，其实不然。(24)《汉书·艺文志》云：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榖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果如所言，文义岂复可解？郑注《仪礼》，备详今古文异字，不过位作立，义作谊之类，有关大义者安在？知《汉志》之云，乃曲学既兴后之谰言。《后汉书·刘陶传》：推三家《尚书》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余事，名曰《中文尚书》。其后遂有行赂定兰台漆书经字者。见《后汉书·蔡邕传》、《宦者·吕强传》、《儒林传序》及《张驯传》。斤斤于文字之末，乃东京一种风气，其原则自西京末叶开之，西京中叶以前无是也。今古学之异，实不在经文而在经说，《六经》本相传古籍，孔子取以立教，不过随顺时俗，因书见义，所重原不在其书。孔门之传经者，亦以经为孔子口说所寓而重之，非重其经也。故汉儒引用，经传每不立别。且徒读《尧典》，有何意义？一读《孟子·万章上篇》，则禅让之大义存焉。此篇与伏生之《书大传》，《史记》之《五帝本纪》、《夏本纪》，互相出入，盖同述孔门书说也。王鲁，新周，故宋，《春秋》之大义存焉，既不见于经，亦不见于《公羊传》，而《繁露》之《三代改制质文篇》着之，此口说可贵之验。晁错上书，言皇大子所读书多矣，而未深知术数者，不问其说也，多诵读而不知其说，所谓劳苦而不为功，汉武帝言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儿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宜矣。口说皆师师相传，非徒读书可得。刘歆訾今文之家，“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而不自知其蔽之正在于此。盖口说虽出末师，而渊源有自。传记虽出往古，而创通之者悉是今人，奋数人之私智，断不能如积古相传之义之精也。此今古学之优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