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秦汉政治制度(3)

  武帝榷盐铁，已见第五章第十节。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皆对愿罢酒榷、均输官。御史大夫桑弘羊难，以为此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乃与丞相田千秋共奏罢酒酤。元帝时，尝罢盐铁官，三年而复之。罢在初元五年，复在永光元年，见《纪》。云以用度不足。东汉盐官、铁官，皆属郡县。本属司农，见《续书·百官志》。置令、长及丞，以主盐税、鼓铸。案《汉书·地理志》，郡有盐官者二十八，铁官四十。元和中，尚书张林上言盐官可自煮，尚书仆射朱晖奏不可施行，事遂寝。后陈事者重述林议。帝然之。有诏施行。大司农郑众固执不可，不听。和帝即位，乃以遗诏罢之。《三国志·王脩传注》引《魏略》：脩为司金中郎将，大祖与情书云：“察观先贤之论，多以盐铁之利，足赡军国之用。昔孤初立司金之官，念非屈君，余无可者”云云。《大平御览》引此事作河北始开冶，以脩为司金中郎将。据殿本《考证》。《卫觊传》云：觊留守关中，时四方大有还民，诸将多引为部曲。觊书与荀或，请置使者监卖盐，以其直共给归民。或以白大祖。大祖从之。始遣谒者仆射监盐官。蜀汉先主定益州，置盐府校尉，较盐铁之利，王连、岑述等为之，利入甚多，有裨国用，见《连》及《吕又》、《杨洪传》。又《张嶷传》：定莋、台登、卑水三县，定莋在今西康盐源县南，台登在今冕宁县东，卑水在今会理县北。旧出盐铁及漆。夷徼久自固食，嶷率所领夺取，署长吏焉。《吴志·朱桓传》：桓卒，孙权赐盐五千斛，以周丧事。则三国亦皆有盐利也。盐铁之利，多以共军。桓宽《盐铁论》宽，汝南人，见《汉书·田千秋传赞》。备载大夫与贤良文学相难之语，理致殊有可观。儒家一概斥之，非也。惟征榷所入，虽云有利于国，而办理不善，则亦诒害于民，观第五章第十节所引贤良文学之言可见。当时卜式来自郡国，亦言其不便，可知其非贤良文学訾讏之辞也。和帝诏言肃宗复收盐铁，由于匈奴未宾；而吏多不良，动失其便，可知东京利弊，正与西京同。董仲舒言秦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见《食货志》。秦时未榷盐铁，《太史公自序》，其高祖昌为秦主铁官，当系汉时郡国铁官之类。则郡国何尝不可厉民？马棱迁广陵大守，谷贵民饥，奏罢盐官以利百姓；《后汉书·马援传》。而徐偃矫制，使胶东、鲁国鼓铸盐铁，云从民望；《汉书·终军传》。则官卖盐铁，利弊亦不一矣。彭宠转渔阳盐铁以贸谷，刘虞亦通渔阳盐铁之饶，此固开州郡割据之渐。卫觊劝魏武收盐利以业还民，则又足以裁抑兵家。前汉阳朔、永始之间，颍川、山阳铁官徒皆起为乱。而《后书·循吏传》：卫飒守桂阳。耒阳县出铁石。佗郡民庶常依因聚会，私为冶铸，遂招来亡命，多致奸盗。飒乃上起铁官，罢斥私铸。岁所增入，五百余万。则欲安民者，官榷与放民私营，亦各有利弊矣。要之官榷盐铁之病民，首以办理不善，次则卖价大贵。宣帝地节四年，诏盐民之食，而贾咸贵，众庶重困，其减天下盐贾。除此二弊，则人民所出少而官家为利多，尚不失为良税也。

  山海池泽之税，属于少府，已见第三节。《食货志》言：“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不领于天子之经费。”盖自晚周以来，名山大泽，久为有土者所障管，秦、汉皆承其旧也。山泽之税，谓之假税。有时亦或免收。《汉书·宣帝纪》：地节三年，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平民。《元帝纪》：初元元年，江海、陂湖、园池属少府者，假与平民。《后汉书·安帝纪》：永初元年，以广成苑及被灾郡国公田假与贫民。皆不言有税。然《和帝纪》永元五年诏，则云自京师离宫、果园，上林广成囿，悉以假贫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税。又诏令郡劝民蓄疏食，以助五谷。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税二岁。其后九年、十一年、十五年之诏，亦咸有勿收假税之文。则凡但言假之者，皆收其税，李寻说王根省池泽之税，盖即指此。《汉书·文帝纪》：后六年，大旱蝗，弛山泽。《武帝纪》：元鼎二年诏言“京师山林池泽之饶，与民共之”，亦不过许其采取，不设禁御而已，未尝不收其税也。案《食货志》言：五凤中，耿寿昌白增海租三倍。萧望之奏言：“故御史属徐宫，家在东莱，言往年加海租，鱼不出。长老皆言：武帝时，县官尝自渔，海鱼不出，后复予民，鱼乃出。”海渔之税，亦名为租，则先汉视海与田同。海可禁民渔而自渔，其非私有可知。然则土田虽云私有，而循田租之名，犹可知其义非私有，(44)特格于事而无可如何。山泽之税，名之曰假，义亦同此。此皆古土地公有之遗迹也。《续汉书·百官志》：凡郡县有水池及鱼利多者，置水官、平水，收渔税。《三国·魏志·王昶传注》引《任嘏别传》云：遇荒乱，家贫卖鱼。会官税鱼，鱼贵数倍，嘏取直如常。《吴志·孙皓传》建衡三年《注》引《吴录》云：孟仁除为盐池司马。自能结网，手以捕鱼，作鲊寄母。母因以还之，曰：“汝为鱼官，而以鲊寄我，非避嫌也。”则三国时仍有鱼税矣。

  《续志》又言郡县有工多者，置工官，主工税物，其税当不甚多。若商税则由来甚久。武帝之算缗钱、舟车，公卿言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各有差，请算如故，可见非是时新创矣。缗钱、舟车之算，已见第五章第十节。今不更赘。主父偃言临菑十万户，市租千金。《汉书·高五王传》。冯唐言魏尚为云中守，军市租尽以给士卒。赵敬肃王使使即县为贾人榷会，入多于国租税。何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后汉明帝永元六年，诏流民所过郡国，皆实禀之。其有贩卖者，勿出租税。光武帝赐刘盆子荥阳均输官地，以为列肆，使食其税终身。皆汉代征商之事。《后书·朱晖传》：尚书张林上言：“宜因交阯、益州上计吏往来市珍宝，收采其利，武帝所谓均输者也。”此即宋代藉香药、宝货以富国之策，然未能行。《三国·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载延康元年二月庚戌令曰“关津所以通商旅，池苑所以御灾荒，设禁重税，非所以便民也，其除池籞之禁，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则汉世商税之率，本为什一，而汉季尝行重税也。《吴志·孙皓传注》：天玺元年，会稽大守车浚、湘东大守张咏不出算缗，就所在斩之，徇首诸郡，则孙皓时又尝有算缗之法。

  酒酤起于武帝天汉三年，罢于昭帝始元六年，已见第五章第十节。《昭帝纪》“罢榷酤，令民以律占租”，如淳曰：“《律》：诸当占租者，家长身各以其物自占。占不以实，家长不身自书，皆罚金二斤，没入所不自占物及贾钱县官也。”师古曰：“盖武帝时赋敛繁多，律外而取，今始复旧。”案下文又云：“卖酒升四钱。”刘敛谓此数语“共是一事。以律占租者，谓令民卖酒，以所得利占而输其租，租即卖酒之税也。升四钱，所以限民不得厚利尔。《王子侯表》：旁况侯殷坐贷子钱不占租免侯，义与此占租同。如颜说，官既罢榷酤矣，何处卖酒乎”？案其说是也。然则官不榷酤，亦仍有酒税也。榷如今之官卖。《武帝纪注》引韦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谓禁民酤酿，独官开置，如道路设木为榷，独取利也。”其说盖有所受之矣。《三国·吴志·顾雍传》言：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则吴时亦有榷酤，且诒害颇烈。

  秦、汉赋税，用之之途，颇为分明。《食货志》言：“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充实府库赐与之用。税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天子奉养，百官禄食，庶事之费。”案《汉仪注》言“田租刍藁，以给经用；山泽、鱼盐、市税，少府以给私用”；《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则《汉志》所谓给郊社、宗庙、百神之祀，百官禄食、庶事之费者，指田租言；所谓天子奉养者，指山泽之税言，而市税亦属焉。此又《汉志》所谓“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养”者也。毋将隆言：“大司农钱，自乘舆不以给共养。共养劳赐，壹出少府。”武帝欲榷盐铁，孔仅、东郭咸阳言：“山海天地之藏，宜属少府，陛下弗私，以属大农。”《路温舒传》：迁广阳私府长。师古曰：“藏钱之府，天子曰少府，诸侯曰私府。”此盖自古相传之法，非秦、汉所创也。然其时郡国财计，已颇受中央指挥。《续汉书·百官志》云：“大司农，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郡国岁尽遣吏上计，《注》引卢植《礼注》曰：“计断九月，因秦以十月为正故。”县秋冬上计于所属郡国。”则统属之规模已具。《后汉书·伏湛传》：湛上疏谏征彭宠云：“渔阳以东，本备边塞。地接外虏，贡税微薄。安平之时，尚资内郡，况今荒耗，岂足先图？”《刘虞传》言幽部应接荒外，资费甚广，岁常割青、冀赋调二亿有余以给足之。此即《续志》所谓损多益寡，取相给足者，犹后世之协镶也。则中央又能令各地相调剂矣。《汉书·宣帝纪》：黄龙元年，诏责上计簿为具文。《景武昭宣元功臣表》：众利侯郝贤，元狩二年，坐为上谷大守，入戈卒财物计谩免。则汉时财政，亦未可谓之清明。然此乃政事之失，与规制无涉也。桓谭《新论》云：“汉百姓赋敛，一岁四十余万万。吏奉用其半。余二十万万，藏于都内，为禁财。《汉书·外戚恩泽侯表》：阳城侯田延年，坐为大司农，盗都内钱三千万自杀。如淳曰：“天子钱藏中都内，又曰大内。”《百官公卿表》：大司农属官有都内令丞，即此。《续书·百官志》曰：“凡山泽陂池之税，名曰禁钱，属少府，世祖改属司农”，与此相似，实不同也。少府所领园池作务之入，十三万万，以供常赐。”其岁出入大略如此。

  第六节 兵制
  秦、汉之世，为中国兵制之一大变。古代兵农合一之说虽诬，然至战国，业已成为举国皆兵之局，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五节。一统之后，疆理既恢，征戍之途弥远。夫地大人众，则不必举国皆兵，而后足以御侮；征戍远则民劳，不得不加以体恤；于是罪人、奴隶与异族之降者杂用。盖自秦已启其端，至汉武之世而大盛。更经新室之乱，光武崛起，急欲与民休息，而民兵之制遂废。(45)国之强弱，诚不尽系乎兵；兵之强弱，亦不尽系乎制度；然使民兵之制犹存，终必略加以训练，不致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略之而不能抗矣。然则典午以降，异族之凭陵，武夫之跋扈，其原虽不一端，要不得谓与民兵之废无关系也。

  《汉书·刑法志》述汉兵制云：“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于郡国。京师有南北军之屯。至武帝平百粤，内增七校，外有楼船。皆岁时讲肄修武备云。”案《汉书·高帝纪》：十一年，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万人，为皇大子卫，军霸上。《注》引应劭曰：“材官，有材力者。”张晏曰：“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常以八月，大守、都尉、令、长、丞会都试，课殿最。水处则习船。边郡将万骑行障塞。”《惠帝纪》：七年，发车骑材官诣荥阳。师古曰：“车，常拟军兴者，若近代之戍车也。骑，常所养马，并其人使行充骑，若今武马及所养者主也。”《晃错传》：“材官驺发。”臣瓒曰：“材官，骑射之官也。”《高帝纪》：二年，萧何发关中老弱未傅者悉诣军。《注》引孟康曰：“古者二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储，故二十三而后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各从其父畴学之。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罢癃。《汉仪注》云：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一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46)据此诸说，材官、车骑是一。习射御为车，习骑驰为骑。有车骑之地，并征发其车骑称车骑；无车骑之地，徒征发其人，则称材官耳。有车骑与否，盖视乎其地。大体北多而南少。故桓将军说吴王，言吴多步兵，汉多车骑也。秦、汉之世，车战虽未尽废，要不若用骑之多，故诸书多言骑士。《汉书·冯唐传》：“唐拜为车骑都尉，主中尉及郡国车士。”则车与骑又有别。水战之士，亦称辑濯士，见《刘屈氂传》。亦曰棹卒，见《后汉书·岑彭传》。南军属卫尉，北军属中尉，已见第三节。黄霸为京兆尹，坐发骑士诣北军，马不适士，劾乏军兴；而《汉仪注》言民一岁为卫士；则南北军皆调自民间。《续书·礼仪志》有飨遣故卫士仪，其人盖以时更代，故论者以拟唐府兵之番上，而以七校拟唐之长从也。《国语·齐语》述管子作内政寄军令曰：“五家为轨，故五人为伍，轨长帅之。十轨为里，故五十人为小戎，里有司帅之。四里为连，故二百人为卒，连长帅之。十连为乡，故二千人为旅，乡良人帅之。五乡一帅，故万人为一军，五乡之帅帅之。”“内教既成令勿使迁徙。伍之人祭祀同福，死丧相恤，祸灾共之。人与人相畴，家与家相畴”云云。则所谓畴官者，即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军帅；各从父畴，犹言仍隶其父之伍耳。罢漋当免役，故王莽訾汉常有更赋，疲癃咸出也。《食货志》载莽王田令。

  《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帝加元服，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吴王濞传》：“卒践更。辄与平贾。”《注》引服虔曰：“以当为更卒，出钱三百，谓之过更。自行为卒，谓之践更。吴王欲得民心，为卒者顾其庸，随时月与平贾也。”晋灼曰：“谓借人自代为卒者，官为出钱，顾其时庸平贾也。”案如说与服说异，晋说同。如淳据律，似不当有误，故师古以晋说为是也。卒更盖调民为卫，律所谓繇戍者则守边。此惟极小之国，(47)人数不多，不能借代，而边地距所居不远者，乃能行之，稍大，则无不行践更、过更者矣。故吴王于卒践更辄与平贾，而不闻其有惠于卒更；晃错言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盖宽饶之子自戍北边，则当时以为异闻矣。《汉书·酷吏传》：人有变告王温舒受员骑钱；《游侠传》：郭解阴请尉史，脱人于践更时；则征调不能无弊。鲍宣言民有七亡，县官重责更赋租税其一；《后书》安帝永初四年，顺帝永建五年，皆有免过更之诏；则过更亦由官责其钱矣。秦爵二十级，四曰不更。师古曰：“言不与更卒之事。”盖民之苦兵役久矣。(48)《后汉书·陈宠传注》引谢承书，言施延取卒月直，赁作半路亭父，以养其母，则亭卒初亦行卒更法，而后变如践更。

  《汉书·武五子传》：“将军都郎羽林。”师古曰：“都，大也。谓大会试之。《汉光禄挈令》：诸当试者不会都所，免之。”《霍光传》：“光出都肄郎羽林。”孟康曰：“都，试也。肄，习也。”盖都本大义，因大试称都试，后遂称试为都耳。观都之名及《光禄挚令》，则知其初所试极为普遍，而脱漏之法亦严。然《韩延寿传》，述延寿在东郡试骑士，盛为威仪，以奢僭见劾；《后汉书·耿弇传》，言弇常见郡试骑士，由是好将帅之事；即可见其徒饰耳目之观。《刑法志》言：“春秋之后，灭弱吞小，并为战国，稍增讲武之礼，以为戏乐，用相夸视；而秦更名角抵；先王之礼，没于淫乐中矣。至元帝时，以贡禹议，始罢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武帝纪》：元封三年春，作角抵戏，三百里内皆来观。《注》引应劭曰：“角者，角技也。抵者，相抵触也。”文颖曰：“名此乐为角抵者，两两相当，角技艺射御，故名角抵。盖杂技乐也。巴、俞戏鱼龙蔓延之属也。汉后改名平乐观。”元封六年夏，京师民观角抵于上林平乐馆。师古曰：“抵者，当也，非谓抵触。文说是也。”案师古说非也。角抵之技，盖起于两人角力，后乃益以射御等事耳。此本与治兵振旅无关，宜其徒为戏乐也。角抵如此，都试如彼，则讲武久已徒有其名。《汉书·邹阳传》：公孙攫言吴、楚之王，练诸侯之兵，驱白徒之众，而与天子争衡。师古曰：“白徒，言素非军旅之人，若今言白丁矣。”可见民之未经训练者已多。然告朔饩羊犹在。故燕刺王欲反，数阅其车骑、材官、卒；光武与李通，初亦欲因都试起事也。光武建武六年，罢郡国都尉官，及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及军假吏，还复民伍。《续书·百官志》云“自是无复都试之役”，而讲武之意荡然矣。《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二十一年《注》引《魏书》：有司奏：“四时讲武于农隙。汉承秦制，三时不讲，惟十月都试车马，幸长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陈进退，名曰乘之。今金革未偃，士民素习。自今以后，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治兵。上合礼名，下承秦制。”奏可。乘之之制，见于《续汉书·礼仪志》，此亦徒饰耳目，三国相承，未能变也。是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二十三年七月，治兵，遂西征刘备。文帝延康元年六月，治兵于南郊，西征。则征伐皆先治兵，不限于立秋之日也。

  于役者最苦其远，已见第五节。兵亦役之一，读《盐铁论·备胡》、《执务》、《繇役》诸篇可知。为免人民之困，于是乎有谪发。谪发缘起，已见第二章第二节。《汉书·武帝纪》：天汉四年，发天下七科谪以击匈奴。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即晃错所言秦法也。较晃错所言，多一亡命，盖错言之不具，贰师再伐大宛，亦发天下七科谪，《史记·大宛列传》、《汉书·李广利传》同。七科中除第一二科外，皆不可谓之有罪，盖特以免扰累。错又言秦有闾左之戍，《伍被传》亦有其文，案陈胜即其事。胜之令其徒属曰：“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可见其用之之酷，天下所由怨叛也。楚、汉之世，用兵仍征自民间。《高帝纪》：五年五月，兵皆罢归家。十年，陈豨反。高祖自言“吾以羽檄征天下兵”。十一年，黥布反，赦天下死罪以下，皆令从军，然仍征兵于诸侯。其赦死罪，盖亦如楚令适卒分守成皋，见《郦生传》。聊以佐正卒之不足耳。是年，发上郡、北地、陇西车骑，巴蜀材官为皇大子卫，已见前。高后五年，发河东、上党骑屯北地。文、景之世，匈奴入寇，亦恒发郡国兵。武帝建元三年，救东瓯，尚遣严助持节发会稽兵。及元朔六年，大将军再出塞，诏言“诸禁锢及有过者，咸蒙厚赏，得免减罪”，盖用谪发始多。其后元鼎五年平南越，元封二年定朝鲜，六年击昆明，大初元年征大宛，四年伐匈奴，天汉元年屯五原，无不以谪发者。昭帝元凤元年，击武都氏，四年屯辽东，宣帝神爵元年征羌亦然。王莽亦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猪突冢勇。见《汉书·食货志》及本传。皆因用兵多且数，不欲烦扰农民故也。汉自武、宣以后，不甚劳民之事，转有发卒为之者。如甘露三年单于入朝，发所过七郡二千骑为陈道上，后又发边郡士马以千数，送之出鸡鹿塞是也。真用以攻战者，往往致败。如王莽发巴、蜀、犍为吏士击益州，巴、蜀骚动；大发天水、陇西骑士，巴、蜀、犍为吏以击之，骚扰弥甚；即其一证。《汉书·萧望之传》：张敞以羌叛，欲令陇西、安定等八部赎，令罪人出财以诛之，贤于烦扰良民，横兴赋敛，此谪发代征调而兴之理也。就一时言之，自亦未尝无益，然久之则民不习于兵矣。用奴隶者：章邯以人奴产子距楚，已见第三章第一节。汉诬淮阴侯欲诈赦诸官徒奴。贡禹欲免诸官奴婢，令代关东戍卒乘北边亭塞候望。王莽募人奴为猪突豕勇。后汉时有所谓家兵者，见《后汉书·朱俊传》、《袁绍传》、《三国志·曹洪传》、《吕虔传》。《后书注》曰“家兵，僮仆之属”也。用异族者：赵破奴用属国骑击姑师。李广利击大宛，亦发属国六千骑。皆见《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传》、《李广利传》同。范明友击益州用羌。见《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诏。宣帝时击羌用婼羌、月氏。见《赵充国传》。元帝时平羌用呼速累嗕种。见《冯奉世传》。而乌桓处五郡塞外，为汉侦察匈奴，后汉南匈奴既降，列置诸王，为郡县侦罗耳目，其规模尤广。偏隅用兵，后汉亦多用异族者：如建武十九年，刘尚发广汉、犍为、蜀郡民及朱提夷人击益州；建初元年，肃宗募发越巂永昌夷、汉讨哀牢皆见《后汉书·西南夷传》是也。戍边亦多用系囚，赦其罪，令与妻子俱往占着。明帝永平八年、十六年、十七年，章帝建初七年、元和元年、章和元年，和帝永元元年，安帝延光三年，顺帝永建元年、五年，冲帝建康元年，桓帝建和元年、和平元年、永兴元年，皆有是诏。其调发郡国兵者：建武二十三年，刘尚发南郡、长沙、武陵兵讨南蛮，马援发长沙、桂阳、零陵、苍梧兵讨交阯；永元十三年，巫蛮许圣反，明年，遣使者督荆州诸郡兵讨之：皆见《后汉书·南蛮传》。元初五年，代郡鲜卑入塞，发缘边甲卒、黎阳营兵屯上谷，《鲜卑传》。乃罕有之事矣。

  郡国都尉之罢，一时似无甚关系，然未久而其弊即见。应劭言：“自郡国罢材官骑士之后，官无警备，实启寇心。黔首嚣然，不及讲其射御，用其戒誓，驱以即敌，每战常负。尔乃远征三边。殊俗之兵，非我族类。忿鸷纵横，多僵良善。财货粪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郑泰策关东义兵曰“中国自光武以来，无鸡鸣狗吠之警，百姓忘战日久。仲尼有言：不教民战，是谓弃之。虽众不能为害”。《三国志·郑浑传注》引张璠《汉纪》。《后汉书·泰传》本之。王朗奏言“旧时：虎贲、羽林、五营兵及卫士，或商贾惰游，或农野朴钝；既不简练，又希更寇，名实不副，难以备急。有警而后募兵，军行而后运粮。或乃兵既久屯，而不务营佃，不修器械。一隅驰羽檄，则三面并荒扰。此亦汉氏近世之失，而不可式者也。当今诸夏已安，而巴、蜀在画外。宜因年之大丰，遂寄军政于农事。吏士小大，并勤稼穑。止则成井里于广野，动则成校队于六军。”《三国志》本传《注》引《魏名臣奏议》。司马朗亦言：“天下土崩之势，由秦灭五等之制，而郡国无搜狩习战之备。今虽五等不可复行，可令州郡置兵，外备四夷，内威不轨。”《三国志》本传。凡此所云，并足见民兵之废，其诒患为如何也。

  民兵之制既废，募兵之法旋起。《汉书·昭帝纪》：始元元年，益州二十四邑反，遣吕破胡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奔命击之。应劭曰：“旧时郡国皆有材官、骑士，以赴急难。今夷反，常兵不足以讨之，故权选取精勇。闻命奔走，故谓之奔命。”李斐曰：“平居发者二十以上至五十为甲卒，今者五十以上六十以下为奔命。奔命，言急也。”师古曰：“应说是也。”案《后汉书·任光传》：光武欲入城头子路、力子都兵，光劝云“可募发奔命，出攻旁县，若不降者，恣听略之，人贪财物，则兵可招而致”，此明是临时选取。光武自信都而北，所过发奔命兵；《本纪》。武陵蛮围刘尚，诏宋均发江夏奔命三千人救之，《均传》。盖亦此类。窃疑奔命本指发及羸老，后乃变为选取精勇也。《汉书·王莽传》：莽发郡国勇士、武库精兵，各有所屯守。议满三十万众，十道并出，穷追匈奴，内之丁令。勇士，盖即李陵所将勇敢五千人之类，此亦当出召募。《淮南衡山王列传》，言时有欲从军辄诣京师；而卫青、霍去病之出塞，私负从马至十四万匹，则其时之人颇乐从军。(49)此召募之所以易集。马援击五溪蛮夷，以十二郡募士，则募兵之用渐广矣。丧乱之世，民无所归，或自托于营伍，故欲募兵更易。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言欲合兵能多得。《本纪注》引《魏武故事》。详见第十二章第一节。孙策入曲阿，令告诸县：刘繇、笮融等故乡部曲“来降首者，一无所问。乐从军者，一身行，复除门户。不乐者勿强也”。旬日之间，四面云集。得见兵二万余人，马千余匹。《三国志》本传《注》引《江表传》。吕又迁巴西大守。诸葛亮连年出军，调发诸郡，多不相救。又募取兵五千人诣亮。慰喻检制，无逃窜者。皆募兵易得之证。然《魏志·杜畿传》言：卫固欲大发兵，畿说其徐以赀募，遂延至数十日乃定，则调发之成规尚存。田况之守翼平也，发民年十八以上四万余人，授以库兵，赤眉闻之，不敢入界。《汉书·王莽传》。羊续之守廉江也，发县中男子二十以上，皆持兵勒陈。其小弱者，使负水灌火。会集数万人，并势力战，大破黄巾。则未经训练之众，苟临时有以部勒之，亦未尝遂不可用。孙策绝袁术书，论当时山东义兵曰：“以中土希战之兵，当边地劲悍之虏。”然又曰：“今四方之人，皆玩敌而便战斗矣。”本传《注》引《吴录》。可见风气转变非难。韩信之背水为陈，自言驱市人而用之。戾大子之叛，驱四市人以为用，见《汉书·刘屈氂传》。此信言之明验。故先汉之七科谪，贾人居其四焉。此承战国之余俗，人人习兵使然。然先主之起，实赖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等多与之财；而孙坚从朱俊讨黄巾，亦募诸商旅以为用；可见右武之遗风，东京末犹未尽泯。苟能善用之，固未始不可以戡乱御侮也。然是时之取兵，则有如袁谭，名为召募，实则放兵捕索者。又有如孙休，使勅交阯大守锁送其民，发以为兵者。吕兴之乱，由此激成，见《魏志·陈留王纪》咸熙元年诏。案吴发调之弊亦极甚。陆逊陈便宜极言之，见《孙权传》黄武五年。曷怪民之视充兵为畏途，而民兵之制，日益废坠哉？
  外强中弱，自前汉时已肇其机。光武之定河北也，实以上谷、渔阳突骑。《后汉书·景丹传》：从击王郎将儿宏等于南? 。汉县，今河北巨鹿县北。郎兵迎战，汉军退却。丹等纵突骑击，大破之。世祖谓曰：“吾闻突骑天下精兵，今乃见其战，乐可言邪？”可见是时突骑之强。然《吴汉传》：广乐之战，广乐，城名，在今河南虞城县西。汉以乌桓突骑三千余人齐鼓而进，则突骑中实颇杂异族。窦融欲据河西，而曰：“张掖属国，精兵万骑。”则西北情形，亦与东北相类。后汉大举外攘，每多兼用蕃兵。如永平十六年、永元元年之伐北匈奴，南单于而外，又有羌、胡、乌桓、鲜卑。延平元年西域之叛，梁懂以河西羌、胡赴之。永建元年辽东鲜卑寇边，耿晔以乌桓率众王击之。任延守武威，选集武略之士千人，令将杂种胡骑休屠、黄石，屯据要害皆是。甚有以戡内乱者，如陈球被围，度尚以幽、冀、黎阳乌桓骑救之是也。腹里空虚，边垂强悍，遂成偏重之势。虞诩言：凉州“习兵壮勇，实过余州。”傅燮言：“边兵多勇，其锋难当。”郑泰言：“关西诸郡，数与胡战，妇女犹载戟操矛，挟弓负矢，况其悍夫？以此当山东忘战之民，譬驱群羊向虎狼。”又言：“天下强勇，今见在者，不过并、凉、匈奴、屠谷、湟中、义从、西羌八种，皆百姓素所畏服。”蔡文姬之诗曰：“卓众来东下，兵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来兵皆胡羌。猎野围城邑，所向悉破亡。斩戮无孑遗，尸骸相掌拒。马边县男头，马后载妇女。长驱西入关，回路险且阻。所略有万计，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言不敢语。失意几微间，辄此毙降虏。要当以亭刃，我曹不活汝。岂复惜性命？不堪其詈骂。或便加捶杖，毒痛参并下。旦则号泣吟，夜则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彼苍者何辜，乃遭此危祸？”读此，乃知当时董卓、李催、郭汜等残暴无人理之由。边章、韩遂为寇，邹靖欲开募鲜卑，应劭驳之曰：“鲜卑天性贪暴不拘信义。数犯障塞，且无宁岁。惟至互市，乃来靡服。苟欲中国珍货，非为畏威怀德，计获事足，旋踵为害。是以朝家，外而不内，盖为此也。往者匈奴反叛，度辽将军马续、乌桓校尉王元发鲜卑五千余骑。又武威大守赵冲，亦率鲜卑征讨叛羌。斩获丑虏，既不足言，而鲜卑越溢，多为不法。裁以军令，则忿戾作乱。制御小缓，则陆掠残害。劫居人，钞商旅。啖人牛羊，略人兵马。得赏既多，不肯去，复欲以物买铁。边将不听，便取缣帛，聚欲烧之。边将恐怖，畏其反叛。辞谢抚顺，无敢拒违。今狡寇未殄，而羌为巨害。如或致悔，其可追乎？”同为中国之民，犹必主军强于客军，乃能藉以为用，况其为异族乎？此五胡之乱之一大原因也。

  晃错比较汉与匈奴兵力曰：“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二者相较，匈奴之众，并不视中国为强。然梁商移书马续，言“良骑野合，交锋接矢，决胜当时，戎狄之所长，而中国之所短也。强弩乘城，坚营固守，以待其衰，中国之所长，戎狄之所短也”。《后汉书·南匈奴传》。则中国徒能自守，而野战不如异族矣。此忘战之祸也。赵充国策屯田曰：“窃见北边，自敦煌至辽东，万一千五百余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数千人，虏数大众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万人屯田。地势平易，多高山远望之便。部曲相保，为

  、垒、木樵，师古曰：“樵与谯同，谓为高楼以望敌也。”校联不绝。便兵弩，饬斗具。烽火幸通，势及并力。以逸待劳，兵之利者也。”侯应议罢边备塞吏卒曰：“臣闻北边塞至辽东。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来出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师征伐，斥夺此地，攘之于幕北，建塞徼，起亭隧，筑外城，设屯戍以守之，然后边竟得用少安。幕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来寇，少所蔽隐。从塞以南，径深山谷，往来差难。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又曰：“起塞以来，百有余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僵落，溪谷水门，稍稍平之。卒徒筑治，功费久远，不可胜计。”。《汉书·匈奴传》。盖其守御之精严如此。《匈奴传》述昭帝时事云“汉边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为边寇者少利，希复犯塞”，盖有由也。有障塞而不乘，候望侦伺，责之异族，而地利转为他人用矣。

  汉世兵器，犹多出于官。主制造者为考工，成则藏诸武库。《续汉书·百官志》：考工令一人。本《注》曰：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执金吾入武库。案《前书·百官公卿表》：中尉属官，有武库令及三丞。后汉改中尉为执金吾。有武库令一人，兵器丞一人。又汉世郡国，多有武库。《成帝纪》：建始元年，立故上郡库令良为王。如淳曰：“汉官，北边郡库，官之兵器所藏，故置令。”又田千秋为洛阳武库令，见《魏相传》。少府属官若卢，亦主弩射。见《百官公卿表》。服虔曰：“若卢，诏狱也。”邓展曰：“旧雒阳两狱：一名若卢，主受亲戚妇女。”如淳曰：“若卢，官名也。《藏兵器品令》曰：若卢郎中二十人，主弩射。《汉仪注》有若卢狱令，主治库兵、将、相、大臣。”《王吉传》：补若卢右丞。师古曰：“少府之属官有若卢令 丞，《汉旧仪》以为主治库兵者。”汉世作乱者多盗库兵。(50)事见《成帝纪》阳朔三年、鸿嘉三年、永始三年，《平帝纪》元始三年。《后汉书·梁统传》：统言“陇西、北地、西河之贼，度州越郡，万里交结，攻取库兵，劫略吏人”。戾大子之叛，亦出武库兵。燕刺王言武帝时受诏领库兵。《后汉书·羌传》述永初叛羌情形曰：“归附既久，无复器甲。或持竹竿木枝以代矛，或负版案以为楯，或执铜镜以象兵。”说本《潜夫论》。则当时民间，兵器本少，贾生谓秦未起事者，“斩木为兵，揭竿为旗”，非尽形容之语，故秦皇欲销天下之兵；公孙弘欲禁民挟弓弩；见《汉书·吾丘寿王传》。王莽禁民挟弩铠；《莽传》始建国二年。徐邈为凉州刺史，亦以渐收敛民间私仗，藏之府库也。《日知录》言：“古者以铜为兵。战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以铁足之。渐染迁流，遂成风俗。铁工比肩，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其微。”案贾谊说汉文收铜勿令布，而云以作兵器，则汉世之兵，犹以铜为贵。淮南厉王袖金椎击辟阳侯，其椎未必铁制也。贾山言秦为驰道，隐以金椎，役夫未必有铜椎，盖以习用之语言之，可见椎初亦以铜为之也。张良为铁锥以击秦皇，或转为特异之事。铜为在官之物。铁则用作农器，民间本多。(51)以之作兵，兵遂散布于民间矣。故吕母散家财买兵弩，见《汉书·王莽传》。《后汉书·刘盆子传》云“买刀剑”。光武起兵时，亦得市兵弩也。《律》：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汉书·及黯传注》引应劭说。然汉亡卒已教西域铸铁器及他兵器；．见《汉书·西域传》。鲜卑得赏赐，辄欲买铁；见上引应劭说。蔡邕议伐鲜卑，谓“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则禁令亦成具文。文明之传布，固未易遏阻也。

  公孙弘之议禁民挟弓弩也，曰：“十贼矿弩，百吏不敢前。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执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则当时战斗，以弓弩为利器。是故引强、蹶张，视为长技；《史记·绛侯世家》言勃为材官引强。《汉书·申屠嘉传》，以材官蹶张从高帝击项籍，迁为队帅。如淳曰：“材官之多力，能脚踏强弩张之，故曰蹶张。《律》有蹶张士。”师古曰：“今之弩，以手张者曰擘张，以足蹋者曰蹶张。”《袁盎传》：盎说嘉曰：“君乃为材官蹶张，迁为队帅。”良弩有远射至千余步者；见《后汉书·陈球传》。而三国时诸葛亮及马钧，皆欲损益连弩之法焉。见第十六章第二节。短兵接则杀伤多，《汉书·刘屈氂传》：武帝赐丞相玺书曰：“毋接短兵，多杀伤士众。”故能用短兵者，众则誉为勇敢。《汉书·地理志》言吴、粤之君皆好勇，故其民至今好用剑，轻死易发；李陵夸其众为奇材剑客；王允以剑客遇吕布，而魏武以许褚所将剑客为虎士也。(52)《三国志·褚传》：褚以众归大祖，即日拜都尉，引入宿卫。诸从褚侠客，皆以为虎士。又云：“初，褚所将为虎士者从征伐，大祖以为皆壮士也，同日拜为将。其后以功为将军、封侯者数十人，都尉、校尉百余人，皆剑客也。”案谓之客者，盖谓不自食而寄食于人。《史记·游侠列传》曰：“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易可少哉？”当时之为游侠者，固多不能自食之徒也。《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众利侯伊即轩，以从票骑将军击左王手剑合侯。

  攻击仍多用石，《三国志·袁绍传》：绍为高橹 ，起土山射营中，营中皆蒙楯。众大惧。大祖乃为发石车，击绍楼皆破。绍众号曰霹雳车。《注》引《魏氏春秋》曰“以古有矢石，又《传》言动而鼓，说曰：发石也，于是造发石车”，似即魏武之所造者。然此事非仓卒可成，亦必有所受之也。晃错言募民徙塞下曰：“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苔。”服虔曰：“蔺石，可投人石也。”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李陵传》：陵军入陋谷，单于遮其后，乘隅下垒石，即如淳所谓雷石也。苏林曰：“渠荅，铁蒺藜也。”如淳曰：“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长三尺，冠长十尺，臂长六尺，二步一苔。苔广九尺，袤十二尺。”师古曰“蔺石如说是，渠苔苏说是也”。皆当时攻守之具也。

  《陈涉世家》言：涉起蕲，行收兵，至陈，车六七百乘，骑千余，卒数万人。又云：周文西击秦，行收兵，至关，车千乘，卒数十万。似秦、汉间车尚与骑并重者。然时灌婴、傅宽、靳歙等皆以骑将立功，未闻有以车将著者也。卫青令武刚车自环为营。韩延寿都试骑士，会骑士兵车四面营陈。李陵军至浚稽山，与单于相值，骑可三万，围陵军，军居两山间，以大车为营，且战且引南行。数日，抵山谷中，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者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始军出时，关东群盗妻子徙边者，随军为卒妻妇，大匿车中。陵搜得，皆剑斩之。及管敢亡降匈奴，教单于遮道急攻陵。陵乃弃车去，士徒斩车辐而持之。史言骠骑将军车重与大将军等。《汉书·赵充国传》言义渠安国以骑都尉将骑三千，屯备浩亹，为虏所击，失亡车重兵器甚众。充国引兵至先零在所，虏久屯聚，解弛，望见大军，弃车重，欲渡湟水。道厄狭。充国徐行驱之，卤马牛羊十余万头，车四千余两。段颎策羌曰：“以骑五千，步万人，车三千两，三冬二夏，足以破定。”则当时用兵，无论中国外夷皆有车，特皆以为营陈，供运载，而不以事驰突耳。车与骑之用有别，故车将与骑将皆异其人。灌婴、傅宽、靳歙等传言车司马、候骑将、骑千人将、骑长、楼烦将；《张敞传》：以正违忤大将军，使主兵车皆是。其车骑连言，如灌婴、靳歙之称车骑将军者，实则所主皆骑耳。《后汉书·南匈奴传》言光武造战车，可驾数牛，作楼橹，置于塞上，以拒匈奴，亦用以拒驰突，而非以之逐利也。

  第七节 刑法
  吾国法律，完具而可考者，始于李悝之《法经》，而商君用以相秦，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六节。《汉书·刑法志》曰：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蠲削烦苛，兆民大说。其后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于是萧何捃摭秦法，取其宜于时者，作律九章。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征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轨不胜，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史记·酷吏传》：赵禹“与张汤论定诸律令，作见知，吏传得相监司，用法益刻，盖自此始”。《汉书》作“作见知，吏得传相监司以法，尽自此始”。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武帝又作《沈命法》，见第五章第十节。其后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浸密。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驳，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与死比。议者咸冤伤之。宣帝即位，置廷平。见下。涿郡大守郑昌上疏，言若开后嗣，不若删定律令。帝未及修正。至元帝初立，乃下诏曰：“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成帝河平中，复下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有司徒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诏而已。案《汉志》所述先汉刑法始末，不甚完具。当以《晋书·刑法志》补之。《晋志》曰：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于盗贼。故其律始于《盗》、《贼》。《盗贼》须劾捕，故著《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其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汉书·宣帝纪》地节四年《注》引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者为律，今《律经》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后，故有令甲、令乙、令丙。”师古曰：“如说是也。甲乙者，若今之第一第二篇耳。”案《萧望之传》：望之与李彊议令民入谷赎罪事，引《金布令甲》，则诸令皆以甲乙丙次之。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后汉书·陈宠传》：辟司徒鲍昱府。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时司徒辞讼久者数十年，事类溷错，易为轻重，不良吏得生因缘。宠为昱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昱奏上之。其后公府奉以为法。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贼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逋之事。若此之属，错糅无常。后人生意，各为章句。叔孙宣、郭令卿、马融、郑玄诸儒章句十有余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余言。汉高约法三章，已见第三章第三节。据此，则“与父老约，法三章耳”，当于约字句绝，法字又一读，谓于六篇之中，仅取杀人、伤人及盗三章，余悉除去也。法律之原，一为民间之习俗，一为治者之所求，说亦已具《先秦史》。社会之演进愈深，则风俗之岐异愈甚，而上之所求于下者亦愈多，法令遂日益滋章，而亦益为人民所不习。其未备者，奸吏既得以意轻重；虽有其文，而编排不合部次，用者又得上下其手；而人民益苦，风俗亦愈益薄恶矣。秦、汉之世，盖正其时也。职是故，当时之所急者，乃在删除繁冗，依条理纂次。然终汉世，迄未能举其事。其所行者：元帝初元五年，轻殊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尽四年，轻殊死者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皆减死罪一等。据《晋书·刑法志》。《后汉书·梁统传》载统疏曰“元、哀二帝，轻殊死之刑，以一百二十三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辞不别白。《注》引《东观记》与《晋志》同。惟元帝初元五年轻殊刑作轻殊死刑，又哀帝建平元年下无尽四年三字。光武建武二年，诏议省刑法。本纪。十四年，群臣上言宜增科禁。杜林奏宜如旧制，从之。《后汉书·林传》。梁统以为法令轻，下奸不胜，宜遵旧典。《后汉书·统传》。请举初元、建平之所穿凿，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不从。《晋书·刑法志》。桓谭疏言：法、令、决事，轻重不齐。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亦不省。《后汉书》本传。章帝纳尚书陈宠言，诏有司禁绝钻诸酷痛旧制，解袄恶之禁，除文致请谳五十余事，定著于令。永元六年，宠又代郭躬为廷尉。复校律令条法溢于《甫刑》者除之。曰：今律令犯罪应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于《甫刑》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宜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应经合义可施行者。大辟二百，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合为三千，与礼相应。其余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详除。未及施行，会宠抵罪，遂寝。宠子忠，后复为尚书。略依宠意，奏上三十二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减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以上据《晋书·刑法志》。《后汉书·陈宠传》略同。惟陈忠奏上三十二条作二十三条，未知孰是。虽时有蠲革，而旧律繁庑，未经纂集。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又删定律令，以为汉仪，表奏之。曰：“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亲至陋巷，问其得失。于是作《春秋折狱》《后书·应奉传》作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臣窃不自揆，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版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折狱，《后书》此处作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复重，为之节文。又集议驳《后书》作驳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瑰玮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云云。于是旧事存焉。以上亦采《晋志》。《后书·应奉传》略同。魏明帝下诏：但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余家。其后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旁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其序略曰：“旧律所以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云云。其所定：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分律令为劫略律、诈律、毁亡律、告劾律、系讯断狱律、请赇律、兴擅律、之留律、邮驿令、变事令、惊事律、偿减律、免坐律。凡所定增十三篇，故就五篇，合十八篇。改汉旧律不行于魏者皆除之。文帝为晋王，患前代律令，本注烦杂；陈群、刘劭，虽经改革，而科网本密；又叔孙、郭、马、杜诸儒章句，但取郑氏，又为偏党，未可承用。于是令贾充定法律。令与大傅郑冲、司徒荀觊、中书监荀勖、中军将军羊祜、中护军王业、廷尉杜友、守河南尹杜预、散骑侍郎裴楷、颍川大守周权、齐相郭颀、都尉成公绥、尚书郎柳轨及吏部令史荣劭等十四人典其事。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辨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二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其余未宜除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权设其法，大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泰始三年，事毕表上。四年五月，大赦天下，乃班新律。以上皆据《晋志》。是为《晋律》。自《晋律》定后，历代大体相沿，无大改变矣。盖自战国以前，为法律逐渐滋长之时，至秦、汉，则为急待整齐之世，然皆徒托空言，直至曹魏而后行，至典午而后成也，亦可谓难矣。汉世小小改正，尚有见于史者，如汉惠帝四年，省法令妨吏民者，除挟书律。高后元年，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文帝二年诏曰：“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后更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光武建武十八年，蠲边郡盗谷五十斛死之法，同之内郡，皆是。

  秦、汉法吏，亦有专门之学。(53)李斯言欲学法令，以吏为师；樊准请复召郡国书佐，使读律令，魏明帝时，卫觊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此官学也。郭躬父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此私学也。史言郭氏自弘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侯者三人，刺史、二千石、侍中、郎将者二十余人，侍御史、正、监、平者甚众；而吴雄以明法律，断狱平，起自孤宦，致位司徒；亦见《郭躬传》。则国家之于法吏，用之亦不为薄。然以大体言之，则儒家之学，渐夺法家之席。(54)吕步舒治淮南狱，以《春秋》谊专断于外，不请；见《汉书·五行志》。何敞迁汝南大守，分遣儒术大吏，案行属县，举冤狱，以《春秋》义断之；皆断狱引用经义，不拘法律者。张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于定国少学法于父，后更迎师学《春秋》；丙吉起狱法小吏，后学《诗》、《礼》；皆法吏之折而入儒者也。史称公孙弘习文法吏事，而又缘饰以儒术，此乃曲意诋毁之辞，实乃以儒正法耳。张汤为廷尉，有疑奏，再见却。及儿宽为奏，即时得可。异日，汤见，上问曰：“奏非俗吏所及，谁为之？”路温舒初为狱小吏，后学法律丞相府，又受《春秋》通大义。读其尚德缓刑一书，可见其宗旨所在。人心趋乡如此，儒家之学，安得不日盛？法家之学，安得不日微？断狱者既习用经义，则经义已入于比之中。应劭撰《春秋决狱》，又益之以说。知魏、晋定律，以儒家之义，正法吏之传者，必不少矣。《白虎通义》：父杀其子者当诛，见《诛伐篇》。《晋律》亦父母杀子同凡论，见章炳麟《太炎文录·五朝法律索隐》。经义折狱，世人每以为怪，其实事之餍于众心者，即成习惯，经义折狱，亦犹之据习俗，援法理耳，绝无足异也。

  汉世法律，并不十分画一。《后汉书·马援传》言：援条奏越律与汉律驳者十余事。与越人申明旧制，以约束之。自后骆越奉行《马将军故事》。是越人本承用旧律，即援亦未能尽一之也。《三国志·何夔传》：夔迁长广大守。是时大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夔以郡初立，近以师旅之后，不可卒绳以法。乃上言：“此郡宜依远域新邦之典。(55)其民间小事，使长吏临时随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顺百姓之心。比及三年，然后齐之以法。”大祖从其言。则虽在邦域之中，亦不急求一律矣。新科盖权造以适时。《蜀志·伊籍传》言籍与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共造《蜀科》，亦其类也。君子行礼，不求变俗，此其所以能泛应曲当，与民相安。律之一，俗之一实为之，非可强求也。然长吏擅立科条亦有弊。宣帝五凤二年，诏言郡国二千石，或擅为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贺召；质帝本初元年，谓顷者州郡，轻慢宪防，竞逞残暴，造设科条，陷入无罪，皆其事。

  刑法至孝文时为一大变。《汉书·刑法志》言韩任申子，秦用商鞅，连相坐之法，造参夷之诛，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56)即黥。《后汉书·朱晖传注》：“黥首，谓凿额涅墨也。”抽胁、镬烹之刑。汉兴之初，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当三族者，皆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汉书·英布传》，谓彭越之死，盛其醢以遍赐诸侯。师古曰：“即《刑法志》所云菹其骨肉。”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诛。文帝十三年，齐大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防狱逮系长安。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乃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欤？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岂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于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臣瓒曰：“完当作髡。”《惠帝纪注》：孟康曰：“不加肉刑髡剔也。”案此亦曰耐。《高帝纪》：七年春，令郎中有罪耐，以上请之。应劾曰：“轻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鬓，故曰耏。(57)古耏字从彡，发肤之意也。杜林以为法度之字皆改寸，后改如是。耐音若能。”如淳曰：“耐犹任也。”师古曰：“依应氏之说，耏当音而，如氏之解，则音乃代反。其义亦两通。《功臣侯表》：宣曲侯通耏为鬼薪，则应氏之说，斯为长矣。”案《说文》：“而，颊毛也，象毛之形。耏，罪不至髡也。从乡而，而亦声。耐，或从寸。诸法度字从寸。”说与杜林合。耏，而之累增字，耐因刑名新造，其声皆同，而与乃代反，亦一音也。此完字乃动字。完其耏鬓，正谓去其耏鬓。《说文段注》曰：“髡者剃发也。不剃其发，仅去须鬓，是曰耐，亦曰完。谓之完者，言完其发。”其说是也。耐者虽不剃发，其须力作则同，如淳误谓刑名之意，系指其力作而言，故释之以任，误也。《文帝纪》元年《注》引苏林曰“耐，能任其罪也”，误与如淳同。完为城旦舂。《惠帝纪注》：应劭曰：“城旦者，旦起行治城。舂者，妇人不与外徭，但舂作米，皆四岁刑也。”当黥者髡钳《汉书·高帝纪》九年《注》：“钳，以铁束颈也。”案钳者又加钦。(58)《后汉书·朱晖传注》：“系趾谓之钦也。”不加钳钦者曰弛刑，见《宣帝纪》神爵元年注。此谓寻常犯罪之人。其奴婢仍黥面。《三国志·毛玠传》：钟繇诘玠曰“《汉律》罪人妻子，没为奴婢，黥面。今真奴婢祖先有罪，虽历百世，犹黥面供官”是也。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 。《惠帝纪注》：应劭曰：“取薪给宗庙为鬼薪，坐择米使正白为白粲，皆三岁刑也。”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王先谦曰：“此自鬼薪白粲递减，故隶臣妾一岁即免为庶人，与下本罪为隶臣妾者不同。”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如淳曰：“罪降为司寇，故一岁，正司寇故二岁也。”沈钦韩曰：“《汉旧仪》：凡有罪：男髡钳为城旦，女为舂，皆作五岁，完四岁，男鬼薪，女白粲，皆作三岁。司寇，男备守，女为作如司寇，皆作二岁。男为戍罚作，女为复作，皆一岁：此五岁刑至一岁刑之次也。后周世改为五等徒，自一年至五年。唐因隋制，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案《宣帝纪》使女徒复作淮阳赵征卿、渭城胡组更乳养。李奇曰：“复作者，女徒也。谓轻罪，男子守边一岁，女子软弱不任守，复令作于官，亦一岁，故谓之复作徒也。”孟康曰：“复音服，谓弛刑徒也。有赦令诏书，去其钳、钦、赭衣，更犯事，不从徒加，与民为例，故当复为官作，满其本罪年月。《律》名为复作也。”又女徒后得顾山。(59)《平帝纪》：元始元年，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顾山钱月三百。如淳曰：“．已论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顾山遗归。说以为当于山伐木，听使入钱顾功直，故谓之顾山。”应劭曰：“旧刑鬼薪取薪于山，以给宗庙，今使女徒出钱顾薪，故曰顾山也。”师古曰：“如说近之。谓女徒论罪已定，并放归家，不亲役之，但令一月出钱三百以顾人也。”《后汉书·光武纪》：建武三年，女徒顾山归家。《桓谭传》：谭上疏陈时政之宜曰：“今宜申明旧令，若已伏官诛而私相伤杀者，虽一身逃亡，皆徙家属于边。其相伤者加常二等。不得顾山赎罪。”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制曰：可。案景帝元年诏，谓文帝“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晃错对策，亦美文帝“除去阴刑”。《三国志·钟繇传》：繇欲复肉刑，上疏言：“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可见孝文实并宫刑去之。(60)《史记·孝文本纪索隐》引崔浩《汉律序》云“文帝除肉刑而宫不易”，误矣。文帝诏书，断支体指斩止，刻肌肤指黥、劓，终身不息指宫，此所谓肉刑三。张苍等议，亦以终身不息与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由至对举。孟康以“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释之，亦非也。宫刑之复用，盖所以宥死罪。其可考者，始于景帝中四年。《纪》云死罪欲腐者许之。盖后遂沿为故事。《后汉书·明帝纪》永平八年，《章帝纪》元和元年、章和元年，《和帝纪》永元八年，皆募系囚减死诣边戍，其犯大逆无道殊死者，则募下蚕室，盖亦以其罪重，故不能徒宥之也。古无亏体之刑，其后乃因军事而及刑法，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六节。汉世儒者，追怀古化，称不亏体者为象刑。亏体者为肉刑。(61)汉文诏书所称，亦见伏生《书大传》，实儒家经说也。肉刑实为残酷之事，乃以缇萦一书而废，缇萦固孝子，文帝亦仁君，而儒学之有裨于治者亦大矣。

  然自肉刑废后，欲复之者颇多。《晋书·刑法志》曰：“崔宴、郑玄、陈纪之徒，咸以为宜复肉刑。汉朝既不议其事，故无所用。及魏武帝匡辅汉室，尚书令荀或，博访百官，复欲申之。而朝廷善少府孔融议，卒不改焉。及魏国建，陈纪子群，时为御史中丞。魏武帝下令，又欲复之。使群申其父论。群深陈其便。时钟繇为相国，亦赞成之。而奉常王脩，不同其议，魏武帝亦难以藩国改汉朝之制，遂寝不行。魏文帝受禅，又议肉刑。详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明帝时，大傅钟繇又上疏求复肉刑。诏下其奏。司徒王朗议又不同。时议百余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寝。”案诸家之论，略见《后汉书·仲长统》、《崔》 、《孔融》，《三国志·王脩》、寔《钟繇》、《王朗》、《陈群传》中。主复肉刑者，实非嫌刑之过轻，而转有恶于其重。《汉志》述其事云：“是后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止者当死。斩左止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景帝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犹尚不全。至中六年，又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箠令。’ 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箠长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则先时笞背也。”案贾谊言伏中行说而笞其背，可见先时笞背。毋得更人。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三国·魏志·明帝纪》：青龙二年诏曰：“鞭作官刑，所以纠慢怠也，而顷多以无辜死，其减鞭杖之制，著于令。”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其论曰：“禹承尧、舜之后，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于唐、虞故也。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流，俗已薄于三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而御突，违救时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于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减；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民伤制，不可胜条。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嫚。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籑二百章，以应大辟。其余罪次，于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伤人与盗；吏受赇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微细之法悉蠲除。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仲长统之言曰：“肉刑之废，轻重无品。下死则得髡钳，下髡钳则得鞭笞。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于死哉？今患刑轻之不足以惩恶，则假减货以成罪，托疾病以讳杀。”崔寔谓，“文帝除肉刑，虽有轻刑之名，其实杀也。当此之时，民皆思复肉刑”。陈纪谓“汉除肉刑而增加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者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陈群以为“汉律所杀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余逮死者，可以刑杀。如此，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支体，而轻人躯命也”。大祖下令，使平议死刑可宫割者。大和中，钟繇上疏曰：“陛下远追二祖遗意，惜斩趾可以禁恶，恨人死之无辜，乃明习律令，与群臣共议，出本当右趾而入大辟者，复行此刑。若如孝景之令，其当弃市欲斩右趾者许之，其黥、劓、左趾、宫刑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下计所全，岁三千人。”其恶肉刑废而刑重之意，过于其恶刑轻，昭然可见矣。然孔融谓“绳末世以古刑，非所谓与时消息。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常有千八百封。且被刑之人，虑不全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不能止人遂为非，适足绝人还为善”。其言亦殊有理致。陈群谓“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窬之盗矣”，其说似是，而于理实不可通。善夫王朗之议曰：“科律自有减死一等之法，不待远假斧凿于彼肉刑，然后有罪次也。今可按繇所欲轻之死罪，使减死之髡刖嫌其轻者，可倍其居作之岁数。”(62)其言允矣，宜乎议者百余人，多与之同也。

  正刑而外，秦、汉时酷刑亦颇多。其用之最多者，曰要斩。曰烹。即所谓镬烹也。项羽以沐猴而冠之言烹韩生。《史记》但作说者。又烹周苛。田广烹郦食其。汉高祖欲烹蒯彻。《汉书·诸侯王表》：广川王去，本始四年，坐烹姬不道，废徙上庸，与邑百户。曰焚。《汉书·武五子传》：焚苏文于横桥上。《王莽传》：莽作焚如之刑，烧杀陈良等。曰车裂。后汉车裂马元义，见《皇甫嵩传》。吕壹罪发，或以为宜加焚裂，以阚泽言而止，见《三国·吴志·泽传》。既杀之后，又枭其首。枭，谓县首于木上，见《汉书·高帝纪》四年《注》。或磔之。《汉书·景帝纪》：中二年，改磔曰弃市，勿复磔。师古曰：“磔谓张其尸也。”案其后复有行之者。翟义亲属二十四人，皆磔暴于长安都市四通之衢，见《汉书·翟方进传》。王球僵磔王甫尸于夏城门，见《后汉书·酷吏传》。又或残贼其尸。李通与光武举事，南阳杀其兄弟门宗六十四人，皆焚尸宛市，见《后汉书·通传》。皇甫嵩平张角，剖棺断头，传送京师，见《灵帝纪》及《嵩传》。王凌、令狐愚之死，朝议傅会齐崔杼、郑归生，发其冢，剖棺，暴尸于所近市三日，燎其朝服，亲土埋之，见《三国志·凌传》。孙霸之死，其党杨竺流尸于江，见《霸传》。其后杀诸葛恪，亦投其尸于石子冈，已见第十七章第五节。孙皓杀陈声，投其身于四望之下，见第十二章第九节。又时楼玄、王蕃、李勖并焚烁流漂，弃之水滨，见《陆逊传》。又有随意杀人，如和熹邓后欲扑杀杜根于殿上者。族诛及收孥相坐之律，汉初皆尝除之，后亦多复用。《汉书·刑法志》曰：“高后元年，除三族罪沃言令，孝文二年，除收律相坐法。其后新垣平为逆复行三族之诛。”案据本纪，“尽除收帑相坐律令”，事在孝文元年。二年，诏除诽谤沃言罪，(63)师古曰：“高后元年，诏除沃言之令，今此又有沃言之罪，是则中间曾重复设此条也。”案《王子侯表》温子侯安固，本始三年，坐上书为言，会赦免。《景武昭宣元功臣表》：平通侯杨恽，坐为光禄勋诽谤政治免。《外戚恩泽侯表》：安平敬侯阳谭，五凤四年，坐为典属国，季父恽有罪，谭言诽谤免，而颜异且以腹诽诛，哀帝即位后，复除诽谤诋欺法。坐祝诅诛者，尤书不胜书，疑诸律令除者皆可以旋复，正不待复设科条也。王莽用法亦极酷，尝作焚如之刑，又为投之四裔之法焉。以加非井田、私铸、挟五铢钱、非沮宝货者，见《食货志》及本传。

  《汉书·惠帝纪》：元年，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而贡禹言文帝时亡赎罪之法，则此盖权制也。《食货志》：晃错说文帝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文帝仅许入粟拜爵，此禹言之征。景帝时，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乃许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孝武时，有司请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臧罪。桑弘羊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及罪以赎。皆见《食货志》。此尚为轻罪。淮南之狱，有司议“其非吏，它赎死金二斤八两”，盖因牵涉多而宥之，非普遍。武帝天汉四年，大始二年，并令民赎死罪，入钱五十万，减死一等，则鬻及死刑矣。后汉中元二年、十五年、十八年、建初七年、章和元年，并有令民入赎之诏。死罪缣二十匹，或三十匹，或四十匹。左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完城旦舂至司寇五匹，或三匹。未发觉自告者半入赎。永初元年、熹平四年、六年、光和三年、五年、中平四年但云赎各有差。魏明帝大和四年，令罪非殊死，听赎各有差。案《汉书·萧望之传》：宣帝时西羌反，张敞欲令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入谷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八郡赎罪。望之与少府李强言：天汉四年，使死罪入钱减死，豪强吏民请夺假，至为盗贼以赎罪。《后汉书·虞诩传》言：顺帝时，长吏二千石听百姓谪罚者输赎，号为义钱，托为贫人储，而守令因以聚敛。则流弊孔多矣。

  陈群等定《魏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至于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污潴，或枭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亦据《晋志》。

  令长之始，本即一国之君，杀生得以专决。故蒯通说范阳令，谓“足下为令十余年，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黥人之首甚众”也。然《汉书·酷吏传》：严延年迁河南大守，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王温舒迁河内大守，令郡具私马五十匹为驿，捕郡中豪猾，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十日得可，则郡县皆不能专决矣。高帝七年，制诏御史：“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傅所当比律令以闻。”孝景中五年，复下诏曰：“诸狱疑，若虽文致于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后元年，又下诏曰“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汉书·刑法志》，景帝诏亦见《本纪》。是时廷尉“职典决疑，当谳平天下狱”。《汉书·朱博传》语。而三公所属辞曹及尚书，亦主断决。《汉书·薛宣传》：谷永上疏，称宣为左冯翊，辞讼者历年不至相府。又云：宣为相府辞讼例，不满万钱，不为移书，后皆遵用薛侯故事。《后汉书·陈宠传》：曾祖父咸，成、哀间以律令为尚书。王莽诛何武、鲍宣等，咸乞骸骨。收敛其家律令文书等，皆壁藏之。(64)宠明习家业，少为州郡吏。辟司徒鲍昱府。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其所平决，无不厌服众心。撰《辞讼比》七卷，已见前。《孔融传》：张俭与融兄襃有旧，亡抵于襃。不遇，融舍之。·后事泄，国相以下密就掩捕。俭得脱走。并收襃、融送狱。融曰：“保纳舍藏者融也，当坐之。”襃曰：“彼来求我，非弟之过，请甘其罪。”吏问其母。母曰：“家事任长，妾当其辜。”一门争死，郡县疑不能决，乃上谳之，诏书竟坐襃焉。此汉世请谳之事也。汉宣帝地节三年，置廷尉平。又置治书侍御史。《续书》本注曰：凡天下诸谳疑事，掌以法律当其是非。又有专遣使平决者，如成帝鸿嘉元年，临遣谏大夫理等举三辅、三河、弘农冤狱是也。此等意皆主于矜慎，然仍时有非法之事。如薄昭与淮南厉王书，咎其幸臣有罪，大者立断，师古曰：“断谓斩也。”小者肉刑；《三国志·李通传》，言是时杀生之柄，决于牧守是。盖积习相沿，难于骤革，而在丧乱时，亦或不能以常理论也。人主亦时有轶法之举。《汉书·张释之传》：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于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共同恭。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错其手足？惟陛下察之。”明知法之不可倾，而仍不能举人主而范诸法之内，则积习之难改也。杜周曰：“三尺安出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君主专制之世，固不能别有立法之司，然惟所是而即行之，亦终不慊于义也。《三国志·夏侯尚传注》引《魏氏春秋》，谓夜送李丰尸付廷尉，廷尉钟毓不受，曰：非法官所治也。以其状告，且勅之，乃受。其所持与张释之同。《高柔传》：柔为廷尉，文帝欲杀鲍勋，柔固执不从，帝怒甚，遂召柔诣台，而使杀勋。见第十二章第四节。

  寻常审理，皆属地方官。《续汉书·百官志》谓县令长掌理讼，郡国秋冬遣无害吏案讯诸囚，平其罪法是也。间有郡县不能决者，如宗室有犯法当髡以上，郡国先上诸宗正，正以闻乃报决是。汉世啬夫职听讼，其权尚远大于后世。(65)《潜夫论·爱日篇》言：冤民仰希申诉，而令长以神自居，乡亭部吏，亦有任决断者，意欲令民不必赴县，以省日力。然又言：“理直则恃正而不桡，事曲则谄意以行赇 。不桡故无恩于吏，行赇故见私于法。若事有反复，吏应坐之。吏以应坐之故，不得不枉之于廷，以羸民之少党，而与豪吏对讼，其势得无屈乎？县承吏言，故与之同。若事有反复，县亦应坐之。县以应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轻，而与一县对讼，其理岂得申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郡以共坐之故，排之于州。以一民之轻，与一郡为讼，其事岂获胜乎？既不肯理，乃远诣公府。公府复不能察，而当延以岁月。贫弱者无以旷旬，强富者可盈千日。理讼若此，何枉之能理乎？此小民之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穷也。”则乡官听讼之弊，亦已渐著矣。

  别设侦缉之司，诒祸往往甚烈。如孙吴之有校事是也。其事已见第十二章第八节。《魏志·高柔传》言：魏国建，柔为法曹掾。时置校事卢洪、赵达等，使察群下。柔谏宜检治之。大祖曰：“卿知达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举而办众事；使贤人君子为之，则不能也。昔叔孙通用群盗，良有以也。”达等后奸利发，大祖杀之，以谢于柔。文帝践阼，以柔为治书侍御史。转加治书执法。校事刘慈等，自黄初数年之间，举吏民奸罪以万数。柔皆请惩虚实。其余小小挂法者，不过罚金。《程昱传》：昱孙晓，嘉平中为黄门侍郎。时校事放横。晓上疏曰：“昔武皇帝大业草创，众官未备。而军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检御有方，不至纵恣 也。其后渐蒙见任，复为疾病。转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属，下摄众司。官无局业，职无分限。随意任情，惟心所适。法造于笔端，不依科诏。狱成于门下，不顾覆讯。其选官属，以谨慎为粗疏，以謥詷为贤能。其治事，以刻暴为公严，以循理为怯弱。外则托天威以为声势，内则聚群奸以为腹心。大臣耻与分势，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锋芒，郁结而无告。至使尹摸公于目下，肆其奸慝。罪恶之著，行路皆知。纤恶之过，积年不闻”云云。于是遂罢校事官。则其诒患于魏，亦不下于其在吴也。

  《汉书·张汤传注》引苏林曰：“《汉仪注》：狱二十六所。”《续书·百官志》云：“孝武帝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世祖中兴皆省。惟廷尉及雒阳有诏狱。”息夫躬系洛阳诏狱，见《前书》本传。前汉时，魏郡亦有诏狱，见《江充传》。汉狱名之可考者，如若卢，属少府，主受亲戚妇女，治将相大臣，见《百官公卿表》。《后汉书·和帝纪》：永元九年，复置若卢狱官。共工，亦属少府，见《汉书·刘辅传》。左右司空，亦属少府，见《百官公卿表》。保宫，亦属少府。本名居室，武帝大初元年更名保宫，见《百官公卿表》。《窦田灌韩传》：劾灌夫骂坐不敬，系居室。《李陵传》：自痛负汉，加以老母系保宫。都司空，属宗正，见《百官表》。?官，《汉书·张汤传》：谒居病死，事连其弟，弟系?官。苏林曰：“《汉仪注狱》二十六所，?官无狱也。”师古曰：“时或以诸狱皆满，故权寄在此署系之。”掖庭诏狱，《汉书·刘辅传注》引《汉旧仪》云：“令丞宦者，主理妇人女官。”《续书·百官志》：掖庭令有暴室丞，本《注》曰：宦者，主中妇人疾病者，就此室治，其皇后、贵人有罪，亦就此室。《前书·宣帝纪》：为取暴室啬夫许广汉女。应劭曰：“暴室，宫人狱也。今曰薄室。许广汉坐法腐为宦者，作啬夫也。”师古曰：“暴室者，掖庭主织染练之署，故谓之暴，字取暴晒为名耳。或曰薄室者，薄亦暴也。盖暴室职务既多，因为置狱，主治其罪人。然本非狱名，应说失之矣。啬夫者，暴室属官，亦犹乡之啬夫也。”大鸿胪郡邸狱，《汉书·宣帝纪》：曾孙坐收系郡邸狱。师古曰：“据《汉旧仪》，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属大鸿胪。此盖巫蛊狱繁，收系者众，故曾孙寄在郡邸狱。”北军尉，《汉书·楚元王传》：更生上封事曰：“章交公车，人满北军。”如淳曰：“《汉仪注》：中垒校尉，主北军垒门内，尉一人，主上书者狱。上章于公车，有不如法者，以付北军尉，北军尉以法治之。杨恽上书，遂幽北阙，北阙公车所在。”，军司空，《汉书·杜周传》：少子延年补军司空。苏林曰：“主狱官也。”，如淳曰：“《律》：营军司空、军中司空各二人。”都船狱，《汉书·薛宣传》：少为廷尉书佐，都船狱史。《王嘉传》：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缓，缚嘉载致都船诏狱。案《百官公卿表》：中尉属官有都船令丞。如淳曰：“《汉仪注》有都船狱令。”黄门北寺狱等皆是。谷永言掖庭诏狱之弊曰：“榜箠惨于炮烙，绝灭人命。主为赵、李报德复怨。反除白罪，建治正吏。多系无辜，掠立迫恐。至为人起责，分利受谢。生入死出者，不可胜数。”范滂系黄门北寺狱，桓帝使中常侍王甫以次辨诘。其流弊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