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秦汉政治制度(2)

  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初置。有副校尉，戊、己校尉，元帝初元元年置。已见第五章第十四节，第九章第三节。护羌校尉，见第五章第五节。后汉亦有之。置于光武建武九年，见《本纪》。又有使匈奴中郎将，主护南单于。护乌桓校尉，主乌桓。《续志注》引应劭《汉官》曰：“并领鲜卑。”又引《晋书》曰：“汉置东夷校尉，以抚鲜卑。”

  汉有大子大傅、少傅。又有詹事，掌皇后、大子家。将行，秦官。景帝中六年，更名大长秋。或用中人，或用士人。成帝鸿嘉三年，省皇后詹事，并属大长秋。中兴常用宦者。大子亦无詹事，少傅悉主官属。大后亦置詹事，随所居为名。景帝中六年，更长信詹事为长信少府。其后有大后等亦率置少府，崩则省。诸公主家令，属宗正。

  内史，秦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置左内史。师古曰：“《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内史。据《史记》知志误。”案《表》：景帝元年，中大夫晃错为左内史，二年，左内史错为御史大夫，则分置又在景帝二年之前。右内史，武帝大初元年，更名京兆尹。左内史更名左冯翊。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大初元年，更名右扶风，治内史右地。列侯更属大鸿胪。与左冯翊、京兆尹，是为三辅。服虔曰：皆治在长安中。元鼎四年，更置二辅都尉。左辅都尉治高陵，右辅都尉治郿，见《地志》。中兴，更以河南郡为尹。以三辅陵庙所在，不改其号，但减其秩。

  监御史，秦官。掌监郡。汉省。丞相遣史分刺州，不尝置。武帝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奉诏条察州。员十三人。成帝绥和元年，更名牧。哀帝建平二年，复为刺史，元寿二年，复为牧。光武建武十八年，复为刺史。十二人，各主一州。其一州属司隶校尉。十二州之名，据《续书·郡国志》，为豫、冀、兖、徐、青、荆、扬、益、凉、并、幽、交。司隶校尉之设，事在征和四年，后于元封五年者十七年，而其察三辅、三河、弘农，更在其后，则武帝时之十三州缺其一。《汉书·地理志》言“武帝南置交阯，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禹贡》九州外、益交趾、朔方、幽、并。改雍曰凉，改梁日益；凡十三部，置刺史”；《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十一年，省朔方牧，并并州；则武帝时实有朔方，《平当传》：坐法左迁朔方刺史可证。《注》云“武帝初置朔方郡，别令刺史监之，不在十三州之限”，非也。冯野王为上郡大守，朔方刺史萧育荐之。《续志注》引《古今注》曰：“建武十一年十月，西河、上郡属魏。”魏系误字。此即朔方属并州之事也。西河、上郡，羔本隶朔方，五原亦当属焉。《武帝纪》云“初置刺史部十三州”，而《百官公卿表》但云“置部刺史”，《武帝纪》亦但云“罢部刺史”，则当时实无州名，后乃借古名以为称。交阯、朔方非古州，又两字可以成辞，故其下不加州字。《御览》百五十七引应劭《汉官仪》，谓交、朔独不称州者以此。颜师古《平当传注》，盖由此致误。《通典·职官》十四云：“惠帝三年，又遣御史监三辅郡，察辞讼。所察之事凡九条。二岁更之。常以十月奏事，十二月还监。其后诸州复置监察御史。文帝十三年，以御史不奉法，下失其职，乃遣丞相史出刺，并督察御史。”卫宏《汉旧仪》亦云：“丞相初置吏员十五人，分为东西曹。东曹九人，出督州为刺。尝以秋分行部。日食，即日下赦书，命刺史出刺。并察监御史。元封元年，御史止不复监。”是汉初实沿秦御史监郡之制，《史》、《汉》皆失载也。刺史之设：监纠非法，不过六条；传车周流，匪有定镇；《续志》刘昭注语。六条：《注》引蔡质《汉仪》曰：“一条：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陵弱，以众暴寡。二条：二千石不奉诏书，遵承典制，倍公向私，旁诏守利，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条：二千石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任赏。烦扰苛暴，剥戮黎元，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条：二千石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条：二千石子弟，怙恃荣势，请托所监。六条：二千石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政令。”“非条所问即不省。”《汉书·薛宣传》：成帝初即位，宣为中丞，执法殿中，外总部刺史。上疏言：“吏多苛政，政教烦碎，大率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条职，举错各以其意，多与郡县事。至开私门，听谗佞，以求吏民过失。谴诃及细微，责义不量力。郡县相迫促，亦内相刻。流至众庶。是故乡党阙于嘉宾之欢，九族忘其亲亲之恩。饮食周急之厚弥衰，送往劳来之礼不行。”《朱博传》：迁冀州刺史。博本武吏，不更文法。及为刺史行部，吏民数百人，遮道自言，官寺尽满。从事白请“且留此县，录见诸自言者，事毕乃发”，欲以观试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驾。既白驾办。博出就车，见自言者。使从事明敕告吏民：“欲言县丞尉者，刺史不察黄绶，各自诣郡。欲言二千石墨绶长吏者，使者行部还诣治所。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博驻车决遣，四五百人皆罢去，如神。吏民大惊，不意博应事变乃至于此。后博徐问，果老从事教民聚会，博杀此吏。《何武传》：武为刺吏，二千石有罪，应时举奏。其余贤与不肖，敬之如一。是以郡国各重其守相，州中清平。《鲍宣传》：哀帝初，迁豫州牧。岁余，丞相司直郭钦奏宣“举错烦苛，代二千石署吏听讼。所察过诏条。行部乘传，去法驾，驾一马，舍宿乡亭，为众所非”。宣坐免。是汉之刺史，本以能举弘纲为美，苛细为失，虽改牧后犹然也。《三国·魏志·贾逵传》：逵曰：“州本以御史出监诸郡，以六条诏书察长吏二千石已下，故其状皆言严能鹰扬，有督察之才；不言安静宽仁，有岂弟之德也。”然严能鹰扬，非所施于百姓。即督守令，亦当循法。乃后汉质帝本初元年诏曰：“顷者州郡，轻慢宪防，竞逞残暴，造设科条，陷入无罪。或以喜怒，骊逐长吏。恩阿所私，罚枉仇隙。至令守阙诉讼，前后不绝。送故迎新，(17)人离其害。怨气伤和，以致灾眚。”桓帝建和元年，又“诏州郡不得迫胁驱逐长吏。长吏臧满三十万而不纠举者，刺史二千石以纵避为罪。若有擅相假印绶者，与杀人同弃市论。”当时刺史之专横下比，可以想见。秩卑赏厚，劝功乐进；《朱博传》：博言部刺史“故事居部九岁，举为守相。其有异材、功效著者，辄登擢。秩卑而赏厚，咸劝功乐进。前丞相方进奏罢刺史，更置州牧，秩真二千石，位次九卿，九卿缺以高第补。其中材则苟自守而已，恐功效陵夷，奸轨不禁”。以老成任事，而使新进者司监察，实行政之微权也。朱博、刘昭，咸称美之。而何武、翟方进，谓“《春秋》之义，用贵临贱，不以卑临尊，刺史位下大夫，秩六百石。而临二千石，轻重不相准，失位次之序”，亦见《朱博传》。因有绥和改牧之举，非也。建平之复，事由朱博。元寿改牧，亦缘泥古，与其改相职为三公同。其实天子使大夫为三监，(18)监于方伯之国，大夫秩本下于方伯，泥古者正乃不知古义耳。灵帝中平五年，因四方兵寇，复有改牧之举。其议发自刘焉。焉谓“刺史威轻，既不能禁；且用非其人，辄增暴乱”。乃议“改置牧伯，镇安方夏。清选重臣，以居其任”。则所重者亦在于人，不专在制度也。此时所改，实仅数州；《后汉书·焉传》云：“会益州刺史郗俭，在政烦扰，谣言远闻；而并州刺史张懿，凉州刺史耿鄙，并为寇贼所害；故焉议得用。出焉为监军使者，领益州牧，大仆黄琬为豫州牧，宗正刘虞为幽州牧，皆以本秩居职。州任之重，自此而始。”《三国·蜀志·二牧传注》引《续汉书》曰：“是时用刘虞为幽州，刘焉为益州，刘表为荆州，贾琮为冀州。”裴松之曰：“灵帝崩后，义军起，孙坚杀荆州刺史王睿，然后刘表为荆州，不与焉同时也。”其后亦仍刺史与牧二制并行；然刺史无不：兼兵者。因此不能专心民事，《三国·魏志·杜畿传》畿子恕，以为州郡典兵，则专心军功，不勤民事。宜别置将守，以尽治理之务。而转生陵犯之衅。至晋武平天下，乃去之。而“虽有其言，不卒其事。后嗣瓒继，牧镇愈重。据地分争，竟覆天下”。致“雒京有衔璧之痛，秦台有不守之酷”。“摩灭群黎，流祸百世。”亦刘昭语。岂不哀哉？《献帝纪》：兴平元年六月，分凉州河西四郡为廱州。《注》云：金城、张掖、酒泉、敦煌。建安十八年正月，复《禹贡》九州。《注》引《献帝春秋》曰：“时省幽、并州，以其郡国并于冀州。省司隶校尉及凉州，以其郡国并为雍州。省交州，并荆州、益州。于是有兖、豫、青、徐、荆、扬、冀、益、雍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献帝起居注》，所载较此为详。云司隶所部，分属豫、冀、雍三州，其说是也。《三国·魏志·荀或传》：建安九年，大祖拔邺，领冀州牧。或说大祖：“宜复古置九州，则冀州所制者广大，天下服矣。”大祖将从之。或言曰：“若是，则冀州当得河东、冯翊、扶风、西河、幽、并之地，所夺者众。前日公破袁尚，擒审配，海内震骇，必人人自恐，不得保其土地，守其兵众也。今使分属冀州，将皆动心。且人多说关右诸将以闭关之计。今闻此，以为必以次见夺，一旦生变，虽有善安者，转相胁为非，则袁尚得宽其死，而袁谭怀贰，刘表遂保江、汉之间，天下未易图也。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议古制，此社稷长久之利也。”大祖遂寝九州议。然则初欲更张，特为自大之计，复因有所顾忌中辍，至十八年天下形势略定，乃复卒行之耳。刺史分部，特因监察之便，本非有意于疆理，其欲按地理而定制者，实始新莽，已见第七章第三节，此不更述。以上论两汉州制，略据近人顾颉刚《两汉州制考》。

  衰敝之世，刺史不能举其职，则或更遣使臣，此亦犹明之既有巡按，又遣巡抚耳。武帝所遣绣衣直指是也。见第五章第六节。后汉和帝即位，尝分遣使者，微服单行，各至州县，观采风谣。见《后汉书·方术李郃传》。顺帝汉安元年，诏遣八使巡行风俗。皆选素有威名者。乃拜周举为侍中，与侍中杜乔，守光禄大夫周栩，前青州刺史冯羡，尚书栾巴，侍御史张纲，兖州刺史郭遵，大尉长史刘班，并守光禄大夫，分行天下。其刺史二千石有臧罪显明者，驿马上之。墨绶已下，便辄收举。其有清忠惠利，为百姓所安，宜表异者，皆以状上。于是八使同时俱拜，天下号曰八俊。《周举传》。《雷义传》在《独行传》中。谓义使持节督郡国行风俗，大守、令、长坐者，凡七十人焉。灵帝时，蔡邕上封事，言光和“五年制书，议遣八使，又令三公谣言奏事，是时奉公者欣然得志，邪枉者忧悸失色，未详斯议，所由寝息”，特使之风采可想。《吴志·孙休传》：永安四年，遣光禄大夫周奕、石伟巡行风俗，察将吏清浊，民所疾苦，为黜陟之诏，盖亦有志于汉安之举。然《陆凯传》载凯陈孙皓二十事，其十七云“今所在监司，已为烦猥，兼有内使，扰乱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时交阯反乱，实由于此”，案事在孙休永安六年。则其弊亦甚大。盖此本起衰振敝之事，可以偶用而不可以常行；尤不可使小人窃之，以作威福也。

  郡守，秦官。掌治其郡。景帝中二年，更名大守。有丞。边郡又有长史，掌兵马。《续志》云：“郡当边戍者，丞为长史。”《注》引《古今注》云：“建武十四年，罢边郡大守丞，长史领丞职。”盖亦取减省也。郡尉，秦官，掌佐守典武职甲卒。景帝中二年，更名都尉。关都尉，秦官。农都尉，属国都尉，皆武帝初置。建武六年，省诸郡都尉，并职大守，无都试之役。省关都尉，事在建武九年。见纪，十九年，复置函谷关都尉。惟边郡往往置都尉。案非边郡亦有置者，惟多事已即罢。如桓帝永寿元年，置泰山、琅邪都尉官，延熹五年罢琅邪，八年又罢泰山是也。灵帝中平元年，置八关都尉。亦因乱而置，与桓帝同。及属国都尉，稍有分县治民，比郡。《汉书·武帝纪》元狩二年《注》云：“凡言属国者，存其国号，而属汉县，故曰属国。”郡有盐官、铁官、工官、都水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次皆如县道。案郡之设，本为兵备，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一节。秦所以胥天下皆设郡者，即以六国初定，是处皆当设兵填压也。故汉世议论，尚有甚忌郡守者。如严安上书，谓“今外郡之地，或几千里，列城数十，形束壤制，带胁诸侯，非宗室之利也”。又谓“今郡守之权，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几千里，非特闾巷之资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万世之变，则不可胜讳也”是也。汉宣帝以为大守吏民之本，数变易则下不安，民知其将久，不可欺罔，乃服从其教化，故二千石有治理效，辄以玺书勉厉，增秩赐金，《汉书·循吏传》。详见第五章第十二节。此倚任之于平时者也。王嘉言诸侯“居其国，累世尊重，然后士民之众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守，重于古诸侯。孝文时，吏居官者或长子孙，其二千石、长吏，亦安官乐职，然后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后稍稍变易。公卿以下，传相促急。又数改更政事。司隶、部刺史，察过悉劾，发扬阴私。吏或居官数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错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怀危内顾，壹切营私者多。二千石益贱，吏民漫易之，或持其微过，增加成罪，言于刺史、司隶，或至上书章下。众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则有离畔之心。前山阳亡徒苏令等从横，吏士临难，莫肯伏节死义，以守相威权素夺故也。国家有急，取办于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难危，乃能使下”。此欲倚杖之于乱世者也。其用意虽与严安不同，而其视郡守为治乱之枢机则一。惟夏侯玄以为“司牧之主，欲一而专”。“秦世不师圣道，私以御职，奸以待下。惧宰官之不修，立监牧以董之；畏督监之容曲，设司察以纠之。宰牧相累，监察相司，人怀异心，上下殊务。汉承其绪，不能匡改。”“若郡所摄，惟在大较，则与州同，无为再重。宜省郡守，但任刺史。”“县皆径达，事不拥隔，官无留滞。简一之化，庶几可致。”盖设郡本资镇压，非以为治。郡之体制，优于鲁、卫，虽去世袭，不能无猜，乃又重设监司，以相纠察。(19)此自天下初定，不得不然。汉世天泽之分久严，久已有叛国而无叛郡，大守之制，实为疣赘。夏侯氏之论，可谓正本清源者也。

  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减万户为长。皆有丞、尉。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续志》：“有秩，郡所署。其乡小者置啬夫一人，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张敞传》以乡有秩补大守卒吏。师古曰：乡有秩者，啬夫之类也。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20)啬夫职听讼，收赋税。游徼掌徼循，禁贼盗。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县曰国。皇大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蛮夷曰道。《续志》云：又有乡佐，属乡，主民，收赋税。．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家，以相检察。民有善恶事，以告监官。边县有障塞尉。案秦、汉之县，即古之国，令长即古国君，与民实不相及。所恃以为治者，则古乡遂之官，即秦、汉乡、亭之吏也。汉世三老，体制甚尊，其人亦多才智。高帝二年，尝置县三老，与县令、丞、尉，以事相教，汉王为义帝发丧，则新城三老建其策。戾大子走死，则壶关三老讼其冤。相如传檄，让三老、孝弟以不教诲之过。延寿闭阁，而令、丞、三老、啬夫皆自系。王尊免官，湖三老上书为讼，守堤则白马三老奏其状。朱邑为桐乡啬夫。后为大司农。病且死，属其子曰：“必葬我桐乡。后世子孙奉尝我不如桐乡民。”民果共为起冢立祠，岁时祠祭不绝。《汉书·循吏传》。爰延为乡啬夫，仁化大行，人但闻啬夫，不知郡县。秦彭迁山阳大守，以礼训人，不任刑罚。有遵奉教化者，擢为乡三老，常以八月致酒肉劝勉之。此等事后世恒以为美谈。实由乡遂之职，自古相传，威权尚在，故民有严畏之心。民有严畏之心，则有擅作威福者，视为固然而不以为怨；有能稍施仁恩者，则相与称颂不置矣。去古渐远，民严上之心益亡；而乡亭之吏，本出于民间之自相推择者，亦益依附其上，以刻剥其下，则愁怨之声，嚣然起矣。左雄谓“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廉者取足，贪者充家。特选横调，纷纷不绝”。其暴虐之情形，可以想见，安得以一二贤者，遂谓其制可常行乎？魏、晋以降，乡遂之职，稍以废坠，而终至于澌灭，盖有由也。

  孝、弟、力田，在汉世与三老同有教化人民之责。惠帝四年，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高后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钱大昭曰：当是二千石各一人。文帝十二年，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悌者、力田、廉吏帛，以户口率置三老、孝、弟、力田常员。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谕三老、孝、弟以为民师。昭帝元凤元年，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五人帛人五十匹，遣归。诏曰：“朕闵劳以官职之事。其务修孝弟，以教乡里。亦见《两龚”传》。成帝阳朔四年，诏“先帝劾农，薄其租税，宠其强力，令与孝弟同科”。皆可见孝弟力田，与三老同有教化斯民之责，故司马相如谕巴、蜀，以二者并举也。

  《续志》百官受奉例：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中二千石奉月百八十斛。二千石奉月百二十斛。比二千石奉月百斛。千石奉月八十斛。六百石奉月七十斛。比六百石奉月五十斛。四百石奉月四十五斛。比四百石奉月四十斛。三百石奉月四十斛。比三百石奉月三十七斛。二百石奉月三十斛。比二百石奉月二十七斛。一百石奉月十六斛。斗食奉月十一斛。《汉书·薛宣传注》曰：“斗食者，禄少，一岁不满百石，计日以斗为数也。”佐史奉月八斛。凡诸受奉者，皆半钱半谷。此为建武二十六年之例。《古今注》。《汉书·宣帝纪》神爵四年，及《汲黯传》、《外戚传》述二千石、真二千石、中二千石俸；《王莽传》天凤三年莽所下吏禄制度，大致相同。斗食、佐史之入，不足农夫一家五口之入，则下吏之禄颇薄。仲长统《昌言》曰“薄吏禄以丰军用，缘于秦征诸侯，续以四夷，汉承其业，遂不改更”，则其所由来者旧矣。宣帝神爵三年，尝益百石以下奉十五，亦无济于事也。弊之著者，厥为妄取于下。汉人多以为言者，在新旧迎送之间。《汉书·游侠原陟传》言哀帝时天下殷富，大郡二千石死官，赋敛送葬，皆千万以上。《后汉书·张禹传》：父歆，终于汲令，汲吏人膊送前后数百万。《汉书·循吏·黄霸传》言许丞老，病聋，督邮白欲逐之，霸不听。或问其故。霸曰：“数易长吏，送故迎新之费；及奸吏缘绝簿书，盗财物，公私费耗甚多，皆当出于民。”是其事。《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清安侯更，元鼎元年，坐为九江大守受故官送免。然观前引左雄之言，则取民者又不独送迎之际矣。

  第四节 选举
  秦、汉选举之法，亦承古代而渐变。(21)古者平民登庸，仅止于士，大夫以上，即不在选举，已见《先秦史》第十四章第三节。至秦而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及汉，更开布衣卿相之局；实为旷古一大变，亦已见本篇第三章第四节。然其制仍有相因者。古者地治之责，实在于士，秦、汉之三老、啬夫其选。其仕于郡县者，盖犹古者之仕于诸侯、大夫。因计吏而进于朝，及以口率察举秀、孝，则诸侯之贡士于天子也。天子屡诏公卿、郡国，使举贤才；又或遣使咨访；或下诏征召；则古者聘名士、礼贤者之制也。士上书自衒鬻，则古之游说也。给事于官者古之宦。任子则古世禄之家，以父兄余荫进者也。事虽相承，然一统之世，规模远较列国为大，其利弊，遂亦难以一言尽矣。

  汉高帝十一年诏曰：“盖闻王者莫高于周文，伯者莫高于齐桓，皆待贤人而成名。今天下贤者智能，岂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进？今吾以天之灵，贤士大夫，定有天下，以为一家，欲其长久，世世奉宗庙亡绝也。贤人已与我共平之矣，而不与吾共安利之，可乎？贤士大夫，有肯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国，相国酂侯下诸侯王。御史中执法下郡守，其有意称明德者，必身劝为之驾，遣诣相国府署行义年。有而弗言，觉免。年老、癃病，勿遣。”此为汉有天下后首次求贤之诏。其后屡诏公卿、郡国等荐举。其科目，以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为最多。文帝二年、十五年，武帝建元元年、元光元年，宣帝本始四年、地节三年，元帝永光元年，成帝建始二年、三年、元延元年，哀帝元寿元年，后汉光武建武六年，章帝建初元年、五年，安帝永初元年、五年。顺帝汉安元年，冲帝即位后，桓帝建和元年、三年、永兴二年、延熹八年、永康元年。又宣帝神爵四年，多可亲民三字。此外曰明当世之务，习先圣之术。武帝元光五年。曰文学高第。宣帝本始元年。曰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宣帝地节三年。曰厥身修正，通文学，明于先圣之术，宣究其意。宣帝元康元年。曰明阴阳灾异。元帝初元三年。曰茂材异等。元帝永光元年。曰敦厚有行义，能直言。成帝鸿嘉元年。平帝元始元年，无有行义三字。曰勇猛知兵法。成帝元延元年。曰勇武有节明兵法。平帝元始二年。曰孝弟敦厚，能直言，通政事，延于侧陋，可亲民。哀帝建平元年。曰明兵法，有大虑。哀帝建平四年。明误作民。《息夫躬传》作明习兵法有大虑。曰至孝，与众卓异。安帝永初五年。曰列将子孙，明晓战陈，任将帅。同上。曰敦厚质直。安帝元初元年。曰有道之士。安帝建光元年，灵帝建宁元年。曰武猛堪将帅。安帝建光元年。曰刚毅武猛，有谋谟，任将帅。顺帝永和三年。曰武猛，试用有效验，任为将校。顺帝汉安元年。曰至孝笃行。桓帝建和元年。曰至孝。桓帝延熹九年，献帝建安五年。随所求而标举之，无定格。此后世制科之先河也。

  武帝元狩六年，遣博士大等六人分循行天下，举独行之君子，征诣行在所。昭帝始元元年，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节行郡国，举贤良。宣帝元康四年，遣大中大夫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举茂材异伦之士。成帝永始三年，临遣大中大夫嘉等循行天下，与部刺史举惇让有行义者。元帝建昭四年，临遣谏大夫博士赏等二十一人循行天下，举茂材特立之士。此为汉世遣使聘贤之事。其特诏征召者，则以后汉为多。《后书·逸民传》言：光武侧席幽人，求之若不及。肃宗亦礼郑均，征高凤。其后顺帝备玄纁玉帛，以聘樊英。天子降寝殿，设坛席，尚书奉引，问失得，李固称其犹待神明。然所征之士，竟无他异。李固、朱穆等以为处士纯盗虚声，无益于用。其中如黄琼者，固足以雪斯耻，然究不能多得。此则其时风气之敝也。此节采《后汉书·左周黄传》、《逸民传》、《方术传》。

  州郡举茂材、孝廉，《汉书》云自董仲舒发之。(22)仲舒对策曰：“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且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所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今则不然。累日以取贵，积久以致官。是以廉耻贸乱，贤不肖浑殽，未得其真。臣愚以为使诸列侯、郡守二千石各择其吏民之贤者，岁贡各二人，以给宿卫。且以观大臣之能。”其意盖欲以求非常之才也。《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事在仲舒对策前数月。盖创始虽与仲舒无涉，其后以为恒典，或由仲舒之言；又古书记事，岁月多不审谛；不可泥也。《续汉书·百官志注》引胡广说，谓州刺史状州中吏民茂材异等，岁举一人。《志》则谓郡举孝廉，口二十万一人。《后汉书·丁鸿传》云：时大郡口五六十万举孝廉二人，小郡口二十万并有蛮夷者亦举一人。帝以为不均，下公卿会议。鸿与司空刘方上言：“凡口率之科，宜有阶品。蛮夷错杂，不得为数。自今郡国率二十万口岁举孝廉一人，四十万二人，六十万三人，八十万四人，百万五人，百二十万六人，不满二十万二岁一人，不满十万三岁一人。”帝从之。此事当在和帝永元四年至六年之间。《传》记此事于窦宪自杀之后，宪自杀在永元四年六月，而鸿以六年卒。及十三年，诏曰：“幽、并、凉州，户口率少。边役众剧，束修良吏，进仕路狭。抚接夷狄，以人为本。其令缘边郡口十万以上岁举孝廉一人，不满十万二岁举一人，五万以下三岁举一人。”盖所以抚慰边垂也。《三国志》：魏文帝黄初二年，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盖承大乱之后，人户凋零，故口率之科，亦宽于平世矣。

  汉武帝元朔元年，以诏书令二千石举孝廉，而或至阖郡不荐一人，令有司议不举者罪，盖其初之难进如此。乃《后汉书·种暠传》言：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谌名知人。歆谓之曰：“今当举六孝廉，多得贵戚书命，不宜相违。欲自用一名士，以报国家。余助我求之。”则举之者与所举者，皆已视为利途矣。于是考试之法出焉。(23)《左雄传》：雄上言：“郡国孝廉，古之贡士。出则宰民，宣协风教。若其面墙，则无所施用。请自今孝廉年不满四十，不得察举。《后汉书·樊鯈传》：儵上言：郡国举孝康，率取年少能报恩者。耆宿大贤，多见废弃；《三国·蜀志·秦宓传》：宓奏记刘焉，亦言海内察举，率多英俊而遗旧齿；此限年之由也。皆先诣公府诸生试家法，文吏课笺奏。”帝从之。此事在顺帝阳嘉元年。见《纪》。史称自是“牧守畏栗，莫敢轻举，迄于永熹，察选清平，多得其人”焉。雄所建白，胡广与郭虔、史敞，皆不谓然，见《广传》。其说似无足采。其后黄琼以雄所上孝廉之选，专用儒学、文吏、于取士之义，犹有所遗，乃奏增孝弟及能从政者为四科。及魏文帝黄初三年，诏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华歆传》谓三府议举孝廉，本以德行，不复限以试经。歆以为丧乱以来，六籍堕废，当务存立，以崇王道。帝从其言。盖人物凋敝，故复稍宽其选矣。汉世用人，多本行实。昭帝元凤元年，赐郡国所选有行义者涿郡韩福等帛遣归，已见上节。宣帝地节三年，令郡国举孝弟有行义闻于乡里者各一人。《冯唐传》：唐以孝着为郎中署长。郅恽守长沙，以孝子为首举；张酺守东郡，以王青三世死节，擢用极右曹；黄香年十二，大守刘护召署门下孝子；皆见《后书》本传。又《韦彪传》：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浸疏。诏下公卿朝臣议。彪言“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人才行少能相兼。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皆汉世用人重行实之证也。或则试之以事。元朔元年，有司议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则当时孝廉分为两项。孝本行实，廉必历事，故和帝永元五年诏：谓郡国举吏，“先帝明敕所在，令试之以职”也。孝廉虽不限曾历职者，然欲观其材能，自以曾历职者为宜，故孝宣又有吏六百石不得举廉吏之诏也。后来此意微矣。所谓策问者，亦以其人为通于政理而咨询之，非以其人为意存冒滥而考校之。《文献通考》三十三云：“自孝文策晃错之后，贤良方正，皆承亲策。至孝昭年幼未即政，乃诏有司问以民所疾苦。”又言：“汉武帝之于董仲舒也，意有未尽，则再策之，三策之，晋武帝之于挚虞、阮种也亦然。”皆策问意在咨询之证。后世则名为策问，实与射策无异矣。然意存冒滥者渐多，加以考试之事，遂终不可免。章帝建初五年诏，称建武诏书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可见言语笔札，已渐见重。左雄建策，则纯乎考试矣。此后世科目之先河也。

  《续汉书·百官志注》引应劾《汉官仪》曰：“世祖诏方今选举，贤佞朱紫错用。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曰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曰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案章覆问，文中御史。四曰刚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弟廉公之行。自今以后，审四科辟召。”又引《汉官目录》曰：“建武十二年八月乙未诏书：三公举茂才各一人，廉吏各二人。光禄岁举茂才四行各一人，察廉吏三人。中二千石岁察廉吏各一人。廷尉、大司农各二人。将兵将军岁察廉吏各二人。监察御史、司隶、州牧岁举茂才各一人。”(24)四行者，元帝永光元年诏：丞相御史，举质朴、敦厚、逊让、有行者。光禄岁以此科第郎从官。其后遂为故事焉。何武以射策甲科为郎，光禄勋举四行，迁为鄠令。《后汉书·吴祐传》：祐以光禄四行迁胶东相。《注》引《汉官仪》曰：四行，敦厚、质朴、逊让、节俭也。《党锢·范滂传注》引同。《后汉书·黄琼传》云：旧制：光禄举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异者为茂材四行。三署者？《汉官仪》曰：“五官署，左、右署也。各置中郎将以司之。郡国举孝廉，以补三署郎。年五十以上属五官，其次分在左、右署。凡有中郎、议郎、侍郎、郎中四等，无员。”《后汉书·和帝纪》元兴元年《注》引。《后汉书·和帝纪》：永元十四年，初复郡国上计补郎官。《注》曰：“《前书音义》曰：旧制使郡丞奉岁计。武帝元朔中，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与计偕，拜为郎中，中废，今复之。”《杨秉传》云延熹五年，代刘矩为大尉。时郡国计吏，多留拜为郎。秉上言：“三署见郎，七百余人。帑藏空虚，浮食者众。而不良守相，欲因国为池，浇濯衅秽。宜绝横拜，以塞觊觎之端。自此终桓帝世，计吏无复留拜者。”《前书音义》似指孝廉言之。《后书》纪传之文，皆指计吏，似非一事，《注》恐误引也。汉世郎选，所系最重。杨恽迁中郎将，荐举其高第有行能者，至郡守九卿。馆陶公主光武女。为子求郎，明帝不许。谓群臣曰：“郎官上应列宿，出宰百里。苟非其人，则民受其殃。”见《明帝纪》末。案章帝建初元年，初举孝廉、郎中宽博有谋，任典城者以补长、相。和帝永元元年，初令郎官诏除者，得占丞、尉，以比秩为真。七年，诏有司详选郎官宽博有谋，才任典城者三十人。既而悉以所选出补长、相。元兴元年，引三署郎召见禁中，选除七十五人补谒者、长、相。安帝元初六年，诏三府选掾属高第，能惠利牧养者各五人，先禄勋与中郎将选孝廉郎宽博有谋，清白行高者五十人，出补令、长、丞、尉。皆郎官出任宰牧之事。故史公以入财者得补郎，而叹息于郎选之衰也。《平准书》。

  《汉书 ·东方朔传》云：“武帝初即位，征天下举方正贤良文学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位。四方士多上书言得失。自衒粥者以千数。”朱买臣、主父偃、徐乐、严安、终军等，盖其人也。《萧望之传》：“宣帝初即位，思进贤良，多上书言便宜，辄下望之问状。案望之时为谒者。高者请丞相御史，次者中二千石。试事满岁，以状闻。下者报闻，或罢归田里。”贾捐之以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诏金马门。此皆古游士之类也。梅福言：“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励志竭精，以赴阙庭，自衒粥者，不可胜数。汉家得贤，于此为盛。”扬雄《解嘲》言：“乡使上世之士，处乎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举非方正，独可抗疏时道是非，高得待诏，下赐问罢。”足见其为进取之一途矣。汉世诸侯王好士者，亦能多致异材。如梁孝王、淮南王安皆是。然天下一家，竞争不烈，诸侯王能好士者卒少，故士之由此进者亦不多也。韩延寿守东郡，门卒本诸生，闻延寿贤，无因自达，故代卒，可见儒者进身之难。

  博士及博士弟子入官，为汉世特辟之途，与秦之燔烧诗书，欲学法令，以吏为师适相反，盖自武帝崇儒以来也。《儒林传》：公孙弘请博士弟子。一岁皆辄课，能通一蓺以上，补文学掌故缺。其高弟可以为郎中，大常籍奏。即有秀才异等，辄以名闻。平帝时，王莽秉政，岁课甲科四十人为郎中，乙科二十人为大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补文学掌故。萧望之以射策甲科为郎。(25)匡衡射策甲科，以不应令除为大常掌故。师古曰：“射策者，谓为难问疑义，书之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刊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释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而观其文辞，定高下也。”《萧望之传注》。《后汉书·顺帝纪》阳嘉元年《注》引《前书音义》曰：“甲科，谓作简策难问，列置案上。任试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谓之射策。上者为甲，次者为乙。若录政化得失，显而问之，谓之对策也。”此其考试之法也。博士亦由公举，成帝阳朔二年，诏丞相、御史与中二千石、二千石杂举可充博士位者是也。限年五十以上，见《后汉书·儒林杨仁传注》引《汉官仪》。其选，成帝时为三科：高为尚书，次为刺史，其不通政事，以久次补诸侯大傅，见《前书·孔光传》。

  汉世儒士，进取之途颇优。公孙弘言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请选择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通一艺以上，补左右内史、大行卒史。比百石以下，补郡大守卒史。皆各二人。边郡一人。先用诵多者。不足，择掌故以补中二千石属文学掌故补郡属备员。请著功令。他如律令。制曰可。史称“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吏，彬彬多文学之士”焉。《儒林传》。后汉章帝元和二年，令郡国上明经者，口十万以上五人，不满十万三人。和熹听政时，三署郎能通经术者，皆得察举。《儒林传》。顺帝阳嘉元年。以大学新成，试明经下第者补弟子，增甲乙科员各十人，除郡国耆儒九十人补郎、舍人。《本纪》。《左雄传》曰：“除京师及郡国耆儒年六十以上为郎、舍人、诸王国郎者百三十八人。”案此事亦见《儒林传》，辞又较略。质帝本初元年，令郡国举明经年五十以上、七十以下诣大学。灵帝熹平五年，试大学生年六十以上百余人，除郎中、大子舍人至王家郎、郡国文学吏。光和三年，诏公卿举能通《尚书》、《毛诗》、《左氏》、《梁春秋》各榖一人，悉除议郎。献帝初平四年，试儒生四十余人。上第赐位郎中，次大子舍人，下第者罢之。诏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离本土，营求粮资，不得专业。结童入学，白首空归。长委农野，永绝荣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罢者听为大子舍人。”魏明帝大和二年，敕郡国贡士以经学为先。四年，诏郎吏学通一经，才任牧民，博士课试。擢其高第者亟用。其浮华不务道本者，皆罢退之。盖自武帝崇儒以后，利禄之途，正不独学校一端矣。亦有名为招致文学，实则登庸嬖幸者，灵帝之鸿都门学是也。已见第十章第五节。

  《汉书·哀帝纪》：帝即位，除任子令。《注》引应劭曰：“《汉仪注》：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不以德选，故除之。”案《汉书·冯唐传》：武帝即位，求贤良，举唐，唐时年九十余，不能为官，乃以子遂为郎；《两龚传》：王莽白遣龚胜、邴汉，令上子若孙若同产子一人；则推恩又有出于定令之外者。此为董仲舒所深非，王吉亦极言之。《后汉书·侯霸传》：族父渊，以宦者有才辩任职，元帝时佐石显等领中书，号曰大常侍，成帝时，任霸为大子舍人，此为宦者得任人之始。至后汉而其弊大著。李固言：“诏书禁侍中、尚书、中臣子弟不得为吏，察孝廉，而中常侍子弟，禄仕曾无限极。谄佞之徒，望风进举。今可为设常禁，同之中臣。”《杨秉传》：延熹五年，代刘矩为大尉。是时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秉与司空周景上言：“旧典，中臣子弟，不得居位秉势。可遵用旧章，退贪残，塞灾谤。”盖宦竖之祸，至斯而极矣。《汉书·元帝纪》：初元五年，除光禄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产之令。应劭曰：“旧时相保，一人有过当坐之。”师古曰：“除此令，所以优之也。”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此等宽典，诚不如其无有也。

  汉世公府掾史，皆自辟除。见《续书·百官志》。而二千石所属，亦由其任用。《张敞传》：渤海、胶东盗贼起，敞上书自请治之。天子征敞，拜胶东相。敞辞之官，请吏追捕有功者，愿得一切比三辅尤异。天子许之。敞到胶东，吏追捕有功，上名尚书，调补县令者数十人。其用人之权之大如此。

  景帝后二年诏曰：“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不患其不富，患其无厌也。其惟廉士，寡欲易足。今訾算十以上乃得官。廉士算不必众。訾算四得官。亡令廉士久失职，贪夫长利。”应劭曰：“古者疾吏之贪，衣食足知荣辱，故有十算之限。”此与今之保证金，意颇相类。《韩信传》言信家贫无行，不得推择为吏。王尊教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别白之。贤为上，毋以富。贾人百万，不足与计事。此则习俗相沿，好用富人耳，未尝著为法令也。然《后书·第五伦传》言：“迁蜀郡大守。蜀郡肥饶，人吏富实。掾史家赀，(26)多至千万。皆鲜车怒马，以财货自达。伦悉简其丰赡者遣还之。更选孤贫志行之人，以处曹任。于是争赇抑绝。”《朱晖传》：晖子穆作《崇厚论》，言“以韩、翟之操，为汉名宰，犹不能振一贫贤，荐一孤士”，则孤寒之士，欲求闻达亦难矣。汉世爵得买卖，而试补吏则五大夫先除。(27)及武帝置武功爵，则千夫如五大夫。又入奴婢者为郎增秩。入羊为郎。吏得入谷补官，郎至六百石。株送徒入财者得补郎。桑弘羊又请令民入粟补吏。皆见《平准书》。王莽亦令民入米六百斛为郎。其郎吏增秩，赐爵至附城。此皆公然粥卖。《成帝纪》：永始二年，诏曰：“关东比岁不登。吏民以义收食贫民，入谷物助县官振赡者已赐直。其百万以上，加赐爵右更。欲为吏补三百石。其吏也，迁二等。三十万以上，赐爵五大夫。吏亦迁二等。民补郎。”虽出财者意不在得官爵，然国家之以官爵为酬赏则一也。张释之及司马相如皆以訾为郎。《释之传注》：苏林曰：雇钱若出谷也。如淳曰：汉法：訾五百万，得为常侍郎。《循吏·黄霸传》：武帝末，以待诏入钱赏官补侍郎、谒者。后复入谷沈黎郡，补左冯翊二百石卒史。冯翊以霸入财为郎，不补右职。《杨敞传》：郎官故事：令郎出钱市财用，给文书乃得出，名曰山郎。移病尽一日，辄偿一沐。或致岁余不得沐。其豪富郎日出游戏，或行钱得善部。货赂流行，传相放效。盖虽政以贿成，然语其所由进，则终轻之也。灵帝卖官之事，已见第十章第五节。此亦乱政，非法令，不足论。

  《史记·平准书》言孝惠、高后时，“为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汉书·食货志》作“亦不得为官吏”。此乃妄人所改。宦、学也。(28)谓给事于官而未有爵位者。《汉书·惠帝纪》：帝即位后，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师古谓“早事惠帝，特为所知，故优之”。此即宦于大子家者也。贡禹言：文帝时，贾人、赘婿及吏坐减者皆禁锢，不得为吏。景帝后二年诏有市籍者不得官。《后汉书·逸民高凤传》：自言本巫家，不应为吏。然孔仅、东郭咸阳斡盐铁，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亦皆用富贾；流品之异，业已不能坚持。《后汉书·第五伦传》：窦氏始贵，伦上疏言：“诸出入贵戚者，类多瑕衅禁锢之人。三辅议论，至云以贵戚废锢，当复以贵戚浣濯之，犹解酲当以酒。”《杨震传》：震上疏言：“周广、谢恽兄弟，依倚近幸奸佞之人，与樊丰、王永等分威共权，属托州郡，倾动大臣。宰司辟召，承望旨意。招来海内贪污之人，受其货赂。至有减锢弃世之徒，(29)复得显用。”《后汉书·袁安传》：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曾以臧罪鞫人。常称曰：“凡学仕者，高则望宰相，下则希牧守，锢人于圣世，尹所不忍为也。”《刘般传》：安帝初，清河相叔孙光坐减抵罪，增锢二世。《陈宠传》：子忠，奏解减吏三世禁锢。(30)桓帝即位，诏减吏子孙不得察举。《党锢传》：岑晊，父以贪叨诛死，晊往候同郡宗慈，慈以晊非良家子不肯见。盖汉于减吏法特严，而俗亦疾之甚深。减吏亦可显用。而纲纪荡然矣。左雄亦言：“考奏捕案，亡不受罪，会赦行赂，复见洗涤。”则有罪禁锢，亦成空言矣。《汉书·息夫躬传注》云：“锢，谓终身不得仕。”然亦有行宽典者。平帝即位，诏诸有臧及内恶未发而荐举者，皆勿案验。殇帝延平元年，大后诏“自建武以来，诸犯禁锢，诏书虽解，有司持重，多不奉行，其皆复为平民”是也。其时权戚牵引，后则重以党人，禁锢所涉尤广。章帝元和元年，诏曰：“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诸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在宿卫而已。”此所锢仅及三属。《顺帝纪》：永建四年赦诏，阎显、江京等知识昏姻禁锢，一原除之。灵帝建宁二年，钩党之祸，“诸附从者，锢及五属”。熹平五年，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光和二年大赦，仅除小功以下而已。

  左官之律，起自武帝，已见第四章第六节。后汉建武二十四年，申明《阿附蕃王法》，《注》云：即《左官律附益法》也，亦已见本章第二节。此亦仕进之一途也。安帝永初二年，诏王主官属墨缓下至郎、谒者，其经明任博士，居乡里有廉清孝顺之称，才任理人者，国相岁移名，与计偕上尚书、公府通调，令得外补。王主，刘敛谓当作王国，盖是。主官属只有家令，无郎谒者也。

  《后汉书·蔡邕传》云：“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此为回避之始。邕 疏言“韩安国起自徒中，朱买臣出于幽贱，并以才宜，还守本邦”，可知前汉本无其法。《三国·魏志·刘馥传注》引《晋阳秋》，言馥子弘在晋世为荆州刺史。帝在长安，命弘得选用宰守。征士武陵伍朝，高尚其事。牙门将皮初，有勋江、汉。弘上朝为零陵大守，初为襄阳大守。诏书以襄阳显郡，初资名轻浅，以弘婿夏侯陟为襄阳。弘曰：“夫统天下者当与天下同心，治一国者当与一国推实。吾统荆州十郡，安得十女婿然后为治哉？”乃表陟姻亲，旧制不得相监临，初勋宜见酬。报听之。众益服其公。则晋初犹可援引也。

  汉世选举，其权本在三府，东京以后，乃渐移于尚书。顺帝阳嘉元年诏言：“今刺史二千石之选，归任三司。”二年，郎觊以公车征，诣阙拜章，亦言“今选举牧守，委任三府”。而灵帝时吕强上疏，言“旧典选举，委任三府。三府有选，参议掾属。咨其行状，度其器能，受试任用，责以成功。若无可察，然后付之尚书。尚书举劾，请下廷尉，覆案虚实，行其诛罚。今但任尚书，或复敕用”云云。似尚书之权，至末叶乃大张者。然《朱浮传》言：“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帝光武。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则三司之丧权，由来旧矣。此亦有所不得已。杨兴訾史高所举，不过私门宾客，乳母子弟。见《汉书·匡衡传》。杨震为大尉。耿宝荐中常侍李闰兄于震，震不从。阎显荐所亲厚于震，震又不从。司空刘授闻之，即辟此二人，旬日中皆见拔擢。三公之徇私阿好如此。郎觊条便宜言：“今选举皆归三司。每有选用，辄参之掾属。公府门巷，宾客填集。送去迎来，财货无已。其当迁者，竞相荐谒。各遣子弟，充塞道路。开长奸门，兴致浮伪。非所谓率由旧章也。尚书职在机衡，宫禁严密，私曲之意，差不得通；偏党之恩，或无所用；选举之任，不如还在机密。”观此，可知其迁变之由矣。

  慎举于进用之初，终不过观其大略，其人究可用与否，必历试然后知之。故考课之法，实较选拔为尤要。(31)京房首创斯议，已见第六章第一节。魏卢毓为吏部尚书。明帝诏之曰：“选举莫取有名。名如画地作饼，不可啖也。”毓对曰：“名不足以致异人，而可以得常士。常士畏教慕善，然后有名，非所当疾也。愚臣既不足以识异人，又主者正以循名案常为职，但当有以验其后。故古者敷奏以言，明试以功。今考绩之法废，而以毁誉相进退，故真伪浑杂，虚实相蒙。”其言可谓知本矣。帝纳其言，即诏作考课法。《刘劭传》云：“景初中，受诏作都官考课七十二条，又作说略一篇。事成未上，会明帝崩，不施行。”劭、毓所为，当即一物。杜恕言“奏考功者缀京房之本旨”，杜预亦言“魏氏考课，即京房遗意”，见《晋书》本传。其学盖有所承。刘劭言百官考课，历代弗务。王昶亦受诏撰百官考课事。昶以为唐、虞虽有黜陟之文，而考课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职，大计群吏之治而诛赏，又无校比之制。杜恕亦谓历六代而考绩之法不着，阅七圣而课试之文不垂。傅嘏言刘劭考课论，虽欲寻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阙亡。则自京、焦以至卢毓辈，议论虽有所承，条例殆皆新造也。考绩之弊有二：一为专尚苛猛。章帝元初二年诏所谓“以苛为察，以刻为明”；左雄所谓“谓杀害不辜为威风，聚敛整办为贤能，以理己安民为劣弱，以奉法循理为不化也”。一则参以私意。刘廙曰：“长吏之所以为佳者，奉法也，忧公也，恤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便，往来有所不安。”而“黜陟颇以州郡之毁誉，听往来之浮言”，则阿不烹，即墨不封矣。二者之弊，皆起于无法。故奉行者无所准，而怀私者得肆其涛张。然则考课之法，盖相需孔殷矣，而惜乎其终不成也。

  汉世选举不实，厥罚颇重，《汉书·百官公卿表》：竟宁元年，张谭为御史大夫，阳朔三年，韩立子渊为执金吾，后皆坐选举不实免。绥和元年，遂义子赣为左冯翊，坐选举免，元寿二年，梁相为大理，三年，坐除吏不次免。严延年为河南尹，察狱史康，有臧不入身，坐选举不实贬秩。张汤曾孙勃举陈汤茂材，以汤有罪削户二百。湖三老讼王尊曰：“审如御史章，任举尊者，当获选举之辜，不可但已。”知汉世选举不实，未有能辞其责者也。然终不能绝其弊者，则以私党牢固，力不能胜也。自封建之制既坏，士无恒产，竞以游说为务，至秦、汉之世犹然。(32)陈涉之王，事至微浅，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史记·儒林传》。叔孙通之降汉也，从儒生弟子百余人。初无所言进，弟子皆窃骂。及高帝悉以为郎，通又以赐金五百斤分赐诸生，则喜而称为圣人。其时郦生、陆贾之徒，以及后来伍被、羊诡、公孙胜、邹阳、枚乘之辈，皆古游士之类也。既非纵衡之时，好士之主，不可数遇，则不得不结党以相援引。孔光不结党友，养游说，史家着其特操。薛宣无私党游说之助，荐者以为美谈。何武恂恂，犹且问文吏必于儒者，问儒者必于文吏，以相参检。见本传。又云：“欲除吏，先为科例，以防请托。”降逮东京，其弊弥甚。章帝建初五年，以日食诏公卿以下举直言极谏之士。“其以岩穴为先，勿取浮华。”和帝永元六年诏亦令昭岩穴，披幽隐。刘恺为大常，史称其每有征举，必先岩穴。所谓浮华者，谓其“讲偶时之说，结比周之党，更相叹扬，迭为表里，既获者贤己而遂往，羡慕者并驱而从之”者也。《中论·谴交篇》语。当时风气之弊，详见《中论》此篇及《考伪篇》。又《潜夫论·务本》、《贤难》、《考绩》、《潜叹》、《实贡》、《交际》，《抱朴子·审举》、《交际》、《名实》、《汉过》诸篇。朱穆《绝交》、刘梁《破群》之论，亦有激而然也。刘梁见《后汉书·文苑传》。此曹既合党连群，其声势亦觉可畏，故当路者咸敷衍焉。《中论·谴交篇》言“桓、灵之世，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宾客为务。冠盖填门，儒服塞道。饥不暇餐，倦不获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昼。下及小司，列城墨缓，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驾，送往迎来。亭传常满，吏卒传问，炬火夜行，阍寺不闭。文书委于官曹系囚积于囹圄。”甚至有如晋文经、黄子文者，炫曜上京，卧托养疾，而三公辟召，辄询访之，随所减否，以为予夺。见《后汉书·符融传》。尚复成何事体？夫显为名者，未有不阴为利者也。当时李膺、郭泰等，所以为士林所归仰者，实亦欲藉彼声华，以资进趋耳。然虚名所归，率多矫伪之士，其居心有不可问者。黄允以俊才知名。司徒袁隗，欲为从女求姻，见允而叹曰：“得婿如是，足矣。”允闻而黜遣其妻。妇大集宾客三百余人，中坐攘袂，数允隐恶十五事。允以此废于世。《后汉书·郭泰传》。此与第十三章第一节所引李充事，可以参观。彼为充者，亦幸而其妻不能数其恶耳，设其能之，充亦一黄允也，而公卿倒屣，天子动容，其败坏风俗，为何如哉？孔融称盛宪曰“天下谭士，依以扬声”，又曰：“今之少年，喜谤前辈，或能讥评孝章。”许劭初善李逵，后更为隙。又与从兄靖不睦。劭为郡功曹，遂排摈靖不得齿叙。《申鉴考伪》谓“父盗子名，兄窃弟誉，骨肉相绐，朋友相诈”，信非虚言。卒之禄位有限。“求度者十，一未能得。”终至“身殁他邦，亲戚隔绝，闺门分离”，亦《谴交篇》语。亦何为哉？然丧乱以来，斯风不革。《三国志·魏武帝纪》：建安十年九月令曰：“阿党比周，先圣所疾也。闻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昔直不疑无兄，世人谓之盗嫂；第五伯鱼三娶孤女谓之挝妇翁；王凤擅权，谷永比之申伯；王商忠议，张匡谓之左道；此皆以白为黑，欺天罔君者也。吾欲整齐风俗，四者不除，吾以为羞。”《陈矫传注》引《魏氏春秋》载公令曰：“丧乱以来，风教凋薄。谤议之言，难用褒贬。自建安五年以前，一切勿论。其以断前诽议者，以其罪罪之。”其疾恶之至于如此。然大和中董昭上疏曰：“近魏讽伏诛建安之末，曹伟斩戮黄初之始。伏惟前后圣诏，深疾虚伪，欲以破散邪党，常用切齿。而执法之吏，皆畏其权势，莫能纠擿。毁坏风俗，浸欲滋甚。窃见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土不以孝弟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游利为先。合党连群，互相褒叹。以毁訾为罚戮，用党誉为爵赏。附己者则叹之盈言，不附者则为作瑕衅。至乃相谓：今世何忧不度邪？但求人道不勤，罗之不博耳。又何患其不知己矣？”则其风气绝未变也。《昭传》谓明帝以昭此疏，发切诏斥免诸葛诞、邓飏等。案《诞传》谓诞入为吏部郎，人有所属托，辄显其言而承用之，后有当否，则公议其得失，以为褒贬。自是群僚莫不慎其所举。则其人非骛浮华者。《傅嘏传注》引《傅子》，力诋何晏、邓飏、夏侯玄三人。则嘏本司马氏之党；其说或亦事后附会，不必实也。史于曹爽之党多溢恶。观昭之疏，实非指诞、飏等言。然当时有此等风气，则不诬也。王昶名子曰浑，曰深，兄子曰沈，曰默，可见时人惟口舌之尚。欲救此弊，惟有二法：一如魏武帝、诸葛武侯，专校功能。此可施之于考课之时，而不能用之于选拔之际。一如毛玠选举，“拔贞实，斥华伪，进逊行，抑阿党”。“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不得进。”然不能考之于其乡里，而徒就典选者耳目所及，终不免为矫伪所欺，此则九品中正之制所由立也。

  汉世用人，本重乡举。故杜钦对策，有“观本行于乡党，考功能于官职”之语，王吉为沛相，“课使郡内各举奸吏、豪人。诸常有微过，酒肉为臧者，虽数十年，犹加贬弃，注其名籍”。《后汉书·酷吏传》。则乡里官司，于善恶之有记注旧矣。(33)和帝永元五年诏曰“科别行能，必由乡曲，故先帝明敕所在，令试之以职，乃得充选”，则荐举亦本功能。自朋党炽盛以来，遂舍历试而凭虚誉，而毁誉则为矫诬者所把持。(34)《后汉书·赵岐传》，言中常侍唐衡兄珐，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珐进不由德，皆轻侮之。岐及从兄袭，又数为贬议。珐深毒恨。《许劭传》言：劭与从兄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党锢·范滂传》云：大守宗资请为功曹。滂外甥西平李颂，公族子孙，而为乡曲所弃。唐衡以颂请资，资用为吏。滂以非其人，寝而不召。观此三事，可知乡评之重。夫既为矫诬者所把持，其论复何足采？然时人不知此义。何夔谓魏武：“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间，使长幼顺叙，无相逾越”，傅嘏难刘劭考课，亦谓“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未有六乡之举，选才之职，专任吏部，考课是先，为本未立而治末”。时人所见如此，九品中正之法，安得不立？其实乡评所与，每多矫伪之人。画饼充饥，正指是辈。魏武所以求盗嫂受金，不仁不孝之士建安十五年、十九年、二十二年令。见《本纪注》引《魏书》。正有激而然也。然则九品中正之法之不足用，在三国之世，早见其端倪矣，而惜乎时人之不悟也。此法创自陈群，其弊至晋世而始著，别于《晋南北朝史》中详之。

  第五节 赋税
  汉世轻典，莫如田租。《汉书·食货志》言：高祖轻田租，什五而税一。《惠帝纪》：帝即位，“减田租，复十五税一。”邓展曰：“汉家初十五税一，中间废，今复之也。”(35)如淳曰：“秦作阿房之宫，收大半之赋，至此乃复十五而税一。”师古曰：“邓说是。”案秦以前不闻十五税一之举，师古然邓说，当不误也。文帝从晃错言，令民入粟边拜爵。错复奏边食足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上复从其言。乃下诏赐民十二年田租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税。后十三岁，孝景二年，乃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焉。《食货志》。亦见《本纪》。据《文帝纪》，文帝二年，业已赐天下民今年田租之半。后汉光武建武六年十二月，诏曰：“顷者帅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什一之税。今军士屯田，粮储差积。其令郡国收见田租，三十税一如旧制。”自是终后汉世，未之有改。惟桓帝延熹八年，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注》曰：“亩十钱也。”灵帝欲铸铜人，诏调民田亩敛十钱，《陆康传》。为横敛。(36)然汉世田税，本不收钱。此仍可谓之加赋，按田而赋。而不可谓之加税也。三十税一之制，仲长统非之，谓无以备稸积，丰吏禄。其言曰：“二十税一，名之曰貉，况三十乎？”似矣。然古公税之外，无复私租，故什一之税不为重。汉则“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实十税五”，王莽行王田诏语。无以正之，而复重税，可乎？贡禹言农夫“已奉谷租，又出藁税。乡部私求，不可胜供”。左雄言：“乡官部吏，职斯禄薄，车马衣服，一出于民，特选横调，纷纷不绝。”则绝诛求诚为急务。欲绝私求，固宜丰吏禄，然是否吏禄丰而私求即绝，亦复难言；况不能正豪民之侵陵，又重税之以供吏禄，民力安可胜邪？然则地权不均，文、景姑息之策，亦有所不得已也。藁税，亦曰刍藁，后汉常与田租并免，(37)，或令半入，或以实除，见《纪》建武二十二，中元元，元和二，永元四、九、十三、十四、十六，延平元，永初四，延先三，永建六诸年。盖农田普出之税。《光武纪注》引《东观记》曰：帝尝为季父故舂陵侯诣大司马府讼地皇元年十二月壬寅前租二万六千斛，刍藁钱若干万，(38)更始元年。则谷租虽征本色，刍藁已征折色矣。不知侯家如此邪？抑民间亦然也？
  《刑法志》言：“税以足食，赋以足兵”；《食货志》云“税谓公田十一及工商衡虞之入，赋共车马、甲兵、士徒之役”；则赋之始本专以共军。然有所须即敷之于民，由来旧矣。故《食货志》又言“赋充实府库赐与之用”也。《高帝纪》：四年八月，初为算赋。如淳曰“《汉仪注》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为治库兵、车马”，此仍以共军用。《惠帝纪》：六年，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引应劭曰：“汉律：人出一算，算百二十钱。惟贾人与奴婢倍算。今使五算，罪谪之也。”《后汉书·明帝纪》：永平九年，诏郡国死罪囚减罪，与妻子诣五原、朔方，占着所在。其妻无父兄，独有母者，赐其母钱六万，又复其口算。盖古者兵役，女子亦与焉，故其算赋亦无分男女也。(39)奴婢之算，盖当使主人出之。《王莽传》：天凤四年，一切调上公以下诸有奴婢者，率一口出钱三千六百其证。《昭帝纪》：元凤四年，帝加元服，毋收四年、五年口赋。如淳曰：“《汉仪注》：民年七岁至十四，出口赋钱人二十三。二十钱以食天子。其三钱者，武帝加口钱以补车骑马也。”《贡禹传》：禹以为“古民亡赋算、口钱，起武帝征伐四夷，重赋于民。民产子三岁则出口钱，故民重困，至于生子辄杀，甚可悲痛。宜令儿七岁去齿乃出口钱，年二十乃算”。天子下其议，令民七岁乃出口钱自此始。口钱算赋，初本两事，其后遂为通名。然三钱以补车骑马仍不失赋以足兵之本意也。其随意敷取于民者：贾捐之言文帝民赋四十，武帝民赋数百；轮台之诏，言前有司欲益民赋三十助边困《西域传》。皆是。《高帝纪》：十一年二月，诏曰：“欲省赋甚。今献未有程，吏或多赋以为献，而诸侯王尤多，民疾之。令诸侯王、通侯常以十月朝献；及郡各以其口数率，人岁六十三钱，以给献费。”《武帝纪》元鼎五年《注》引如淳曰：“《汉仪注》：诸侯岁以户口酎黄金于汉庙。”此因贡献而赋诸民者也。《文帝纪》：元年六月，令郡国毋来献。后六年四月，大旱蝗，令诸侯毋入贡。盖亦以贡献须烦民也。贾山亦美文帝止岁贡。《高后纪》：二年，丞相臣平言：列侯幸得赐餐钱奉邑。《注》引文颖曰：“飡邑中更名算钱，如今长吏食奉自复媵钱，即租奉也。”《货殖传》言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此则封君自赋诸民者也。《昭帝纪》：元凤二年，诏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此盖自武帝事四夷以来，《西域传赞》所谓租及六畜者即指此。算赋、口钱，汉世屡有减免。贾山《至言》：文帝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师古曰：“二算不事，免二口之算赋也。”《昭帝纪》：元凤四年，帝加元服，毋收四年、五年口赋。元平元年，诏减口赋钱。有司奏请减什三。上许之。《宣帝纪》：五凤三年，减天下口钱。甘露二年，减民算三十。师古曰：“一算减钱三十也。”《成帝纪》：建始二年，减天下赋钱算四十。后汉亦屡有复口算之举，今不备征。汉世钱贾贵，民于算赋、口钱，颇觉其重，减免实为惠政。又民得钱颇难。(40)昭帝元凤元年、六年，皆诏三辅、大常以叔粟当赋，亦便民之事也。其横调杂物，则无如何。《汉书·薛宣传》： 卭成大后崩，丧事仓卒，吏赋敛以趋办。《三国·吴志·华核传》：核言“都下诸官，所掌别异，各自下调，不计民力”。此等皆取之无定物，无定数，亦无定时，为虐最甚。宜乎吴无赋而百姓归心；史以民不益赋称桑弘羊之功；而成帝时有司奏请加赋，谷永亟言其不可许矣。古无户赋，魏武帝始行之。见《三国·魏志·赵俨传》。《三国志》本纪建安九年《注》引《魏书》载公定河北后令曰“其收田租亩一升，户出绢二匹，绵二斤而已，他不得擅兴发”，盖亦所以止横敛也。

  《续汉书·百官志》言：有秩、啬夫，皆主知民善恶，为役先后；知民贫富，为赋多少；平其差品。《后汉书·刘平传》言：平拜全椒长，政有恩惠，百姓怀感。人或增赀就赋，或减年从役。则汉世赋以贫富为准，役以善恶、老少为差。(41)《潜夫论·爱日篇》言：“化国之日舒以长，乱国之日促以短。舒长者非谓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静而力有余；促短者非谓分度损减，乃上暗下乱而力不足。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实。”可见役事繁简，与民生关系实大。贾山称文帝减外徭卫卒；贾捐之言文帝时丁男三年而一事；则其时徭役颇希。然能如此者卒鲜。汉世大役可考者：如惠帝三年、五年，发长安六百里内男女十四万余人城长安，皆三十日；武帝欲筑通天台，未有人，王温舒请覆中尉脱卒，得数万人作皆是。然此尚非民所甚苦，其最苦者，则为远役。(42)贾生言：“古者天子地方千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其远者不五百里而至。公侯地百里，中之而为都，输将繇使，远者不五十里而至。输将者不苦其劳，繇使者不伤其费。及秦，输将起海上而来，一钱之赋，十钱之费弗能致也。故陈胜一动而天下不振。”“今淮南地远者或数千里，越两诸侯而县属于汉。其吏民徭役，往来长安者，自悉而补，中道衣敝，钱用诸费称此。”“汉往者家号泣而送之；其来繇使者，家号泣而遣之。”“其苦属汉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归诸侯者，已不少矣”。杂采《新书》及《汉书》本传。秦时诸侯吏卒，常以繇使屯戍过秦中，已见第三章第二节。《汉书·枚乘传》言：梁孝王尝上书，愿赐容车之地，径至长乐宫，自使梁国士众筑作甬道朝大后，此诸侯之虐用其人。然《魏相传》言河南卒戍中都官者二三千人；朱买臣吴人也，而随上计吏为卒将车至长安；《三国·魏志·管宁传》言：建安二十三年，陆浑长被书调丁夫给汉中；则王室之役使其民，其路亦不为近矣。谷永对策，欲使民不苦逾时之役，安可得哉？边戍之役亦特重。贾谊言：“今西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魏王观为涿郡大守，明帝即位，下诏书使郡县条为剧、中、平者。主者欲言郡为中平。观教曰：“此郡滨近外虏，数有寇害，云何不为剧邪？”主者曰：“若郡为外剧，恐于明府有任子。”观曰：“夫君者所以为民也。今郡在外剧，则于役条当有降差，岂可为大守之私，而负一郡之民乎？”遂言为外剧郡。此边郡繇役重难之证。《平准书》言汉诛羌，灭南越，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南阳、汉中以往，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传车马被具，此又以开边而劳及内郡者也。其得复者：或以宗室。文帝四年，复诸刘有属籍家无所与。或以帝王乡里。汉高祖以沛为汤沐邑，复其民，世世无有所与。后又复丰比沛，事在十二年。光武建武六年，改舂陵为章陵县，世世复徭役，比丰、沛，无有所与。或以吏。惠帝即位，诏曰：“吏所以治民也。能尽其治，则民赖之。故重其禄，所以为民也。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及故吏尝佩将军、都尉印将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惟给军赋，他无有所与。”或以爵。《汉书·食货志》：晃错说文帝曰：“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武功爵，则千夫如五大夫。或以功臣之后。汉功臣之后多复家，见表。《王子侯表注》曰：“复家，蠲赋役也。”《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注》引孟康曰：“诸复家皆世世无所与，得传同产子。”《后汉书·王良传》：“复其子孙邑中繇役。”或以学。《三国·魏志·王朗传注》引《魏略》，言大和、青龙中，大学诸生千数，率皆避役。《王脩传注》引王隐《晋书》：王裒门人为本县所役，求裒为属。裒曰：“卿学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荫卿，属之何益？且吾不捉刀笔，已四十年。”乃步担乾饭，儿负盐豉。门徒从者千余人。安丘令以为见己，整衣出迎之于门。裒乃下道，至土牛，磐折而立，云“门生为县所役，故来送别。”执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诸生。或以有车骑马。《食货志》：晃错言：“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武帝欲修马复令，见第十七章第六节。或以老。《汉书·武帝纪》：建元元年，年八十复二算。九十复甲卒。民年九十以上，为复子若孙。《盐铁论·未通篇》：御史曰：“古者十五入大学，与小役。二十冠而成人，与戎事。五十以上，血脉溢刚曰艾壮。《诗》曰：方叔元老，克壮其猷。今陛下哀怜百姓，宽力役之政，二十三始赋，五十六而免，所以辅耆壮而息老艾也。”文学曰：“十九年以下为殇，未成人也。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可以从戎事。五十已上曰艾老，杖于乡，不从力政。今五十以上至六十，与子孙服挽输，并给徭役，非养老之意也。”是汉从戎事者自二十三至五十六，他役则不限此也。(43)参看第六节。或以丧。宣帝地节四年，诏有大父母、父母丧者勿繇事。《后汉书·陈忠传》：元初三年，上言：孝宣皇帝，人从军屯及给事县官者，大父母死未满三月，皆勿繇，令将葬送。请依此制。大后从之。或以流移。宣帝地节三年，诏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本始三年，三辅民就贱者且毋收事。或以行义。如《后汉书·列女传》，汉中陈文矩妻，蠲除家徭。或由粥卖。汉武募民入奴婢，入粟，得以终身复。又民多买复，及千夫五大夫，征发之士益鲜。见《平准书》、《食货志》。然仍有成为具文者。如魏明帝起宫室，公卿以下，至于学生，莫不展力。见《三国志·高堂隆传》。参看第十二章第四节。又如孙权改作大初宫，诸将及州郡皆义作本传赤乌十年。是也。其酷者：则或五人三人兼役，见《三国·吴志·孙休传》永安元年诏。或一家而父子并役，见《三国·吴志·陆凯传》。又有役及女子者。惠帝城长安即然，已见前。《三国·蜀志·杨洪传》：先主争汉中，急书发兵。诸葛亮以问洪。洪曰：“汉中益州咽喉，无汉中则无蜀矣。方今之事，男子当战，女子当运，发兵何疑。”其人或以贿免，或则铤而走险。《吴志·骆统传》：统言“每有征发，小有财贷，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迸入险阻，党就群恶”。案此当时山民之所以多也。虽擅繇之律颇重，不能止也。《汉书·王子侯表》：江阳侯仁，元康元年，坐役使附落免。师古曰：“有聚落来附者，辄役使之，非法制也。”又：柞阳侯仁，初元五年，坐擅兴繇赋，削爵一级为关内侯。《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信武肃侯靳歙，子亭，孝文后三年，坐事国人过律免。又：东茅侯刘告，孝文十六年，坐事国人过员免。又：祝阿侯高成，孝文后三年，坐事国人过律免。又：平阳侯杜相夫，元封三年，坐为大常，与大乐令中可当郑舞人擅繇，阑出入关免。师古曰：“择可以为郑舞而擅役之，又阑出入关。”相夫，《百官公卿袁》作杜相，未知孰是。此诸事可见擅繇之律之严。然梁冀起菟苑河南城西，发属县卒徒缮修楼观，数年乃成，则有权势者之擅繇，终莫之能止也。又更亦役之一，见第六节。王莽訾汉家“常有更赋，罢癃咸出”，行王田诏。见《食货志》及本传。其厉民亦不为不甚也。